有人針對昆明恐襲案引用老子之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直接或間接地以老子此言為殺人者辯。此濫用老子之言、曲解老子之意者，於理大謬，其心可誅！

誠然，老子此言一者為百姓的反叛而鳴冤辯解，二者是對統治者的譴責和警告。但此言的前提必須是，當統治者治國已至百姓普遍“不畏死”之時，如此則統治者失去了其統治的合法性。此時刑法包括死刑已失去威懾作用，而是到了有人振臂一呼，人民揭竿而起的時候。此時反抗暴政，殺死暴君酷吏將符合道義。所以對齊宣王質疑武王伐紂是否是“臣弒君”時，孟子答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但凡事皆有兩面。含有此語的是《道德經/第二十七章》，其全文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此章後面的語句與其第一句同樣重要，相輔相成，卻不常被引用。其推論如下——

其一，倘若統治者治國有方，民富國強，人民安居樂業，自然就“常畏死”，則政府就享有其統治的合法性。而挑戰這種合法性，就是“為奇”的刁民，就應當“得執而殺之”，如此死刑就有“孰敢（？）”的威懾作用。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即當君王治國有道時，連犯法的被誅者也不會抱怨執法者。

其二，“常有司殺者殺……”可以有二解。廣義之解為，道本身有“司殺”的性質，所謂“天生天殺”，而人——不論統治者或被統治者，不能隨意“替天行道”而殺戮，否則這種“代司殺者”也會遭殃。狹義之解為，當政府合法並主持正義時，百姓就只能通過合法途徑伸張正義，否則就是“代大匠斫”，即越權代司法機關懲罰罪犯，此類人也應受到法律的制裁。 

基於上述的分析，老子之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完全不能成為為昆明恐襲案暴徒的辯詞。其原因如下：一是必須是政府已使國家到了普遍民不聊生的程度——這點在目前的中國顯然是不成立的。二是即使政府已是腐敗不堪、民不聊生時，“不畏死”之民應當造政府之反而不畏死，而不是去殺其他無辜之民。所以昆明恐襲案的暴徒只能按老子所言的“為奇者”處理，應當“得執而殺之”。

願昆明的死難者安息！

2014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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