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得印紅標先生的同意，將先生的大作<失蹤者的足跡>中的若干評論發表於此。該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9)。

呼籲言論和出版自由

1972年5月12日，一位青年人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貼出一張大字報《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認為真理是沒有階級性的，並質疑1966年《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1] 大字報的作者寫下了真名實姓和地址。大字報早晨6點之前貼出，到下午兩三點鐘被撕去，在黨內極左勢力掌握的上海，沒有激起多少思想或政治的波瀾。

2003年，當年大字報的作者已經移民美國，他有感於文革思潮研究的狀況，化名“不平”，在美國編輯出版了題為《挑戰毛澤東》[2]的文集。文集的序言《一篇大字報的前前後後》講述了這篇大字報問世的往事。文集不僅再次發表那張曾經張貼過的大字報《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而且收錄了他在1967至1972年撰寫的不為人知的12篇文章，為讀者提供了了解那個時代青年思想的珍貴文字資料。[3]

這本文集的著者“不平”，顯然是化名。對此，“不平”在他的出版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誠懇的表白：“作者不希望讀者過多地猜想：本書作者的真人是誰，不過希望讀者能夠了解文化革命中曾經有過的一種思潮，理解文化革命中一個青年曾經有過的思想、願望、意志、勇氣和膽略，就如同作者看待自己的昨天。我想，與其說這本書，這些文章是屬於作者的，倒不如說它們是屬於那個時代的。”

有鑑於此，本書只能暫且稱這位在文革中寫下自己思考成果的青年為“不平”。

（一）“不平”其人其事

1966年，“不平”是上海市一所中學的66屆高中學生、工人子弟，但是父親歷史上的某個問題，使他沒有能加入共青團。文革開始，他對運動也很關心，曾到北京串連，但是看到一些非人道的作法，開始對文化大革命產生了疑惑和某些否定的想法。1967年4-5月間，他一度回校參加教學改革的活動。1968年，他中學畢業，到上海崇明農場做農工。

在學校和農場，他閱讀了一些書籍，包括青年毛澤東發表在《湘江評論》上的文章、1957年“鳴放”時期報刊發表的文章（包括右派言論）、魯迅全集，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一些著作，除此之外，很少閱讀西方的著作。“不平”後來對現實的批判性思考，不是受西方思潮的影響，而是“土生土長”的。

在閱讀的同時，“不平”把自己的一些隨想寫下來。對於這些顯然不合官方主流口徑的文章，他只能自己保留下來，希望將來有機會面世。1969年“不平”將自己的53篇文章匯集起來，命名為《肥田集》，表面意思為文章供批判所用，實際是自我保護的障眼法。“不平”回憶說：這些文章的主要話題有三個：反對個人崇拜、論革命、談階級性，“大致上可以說，我的文章從反對個人崇拜開始，而以爭取自由、平等為終結。”

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不平”再次整理《肥田集》，從舊稿中篩選出若干篇，補充了林彪事件之後寫的文章，共12篇文章，準備陸續發表出去。“不平”回憶說：這時他的思想更清晰了：中國最根本的一件事是爭取言論自由，要為中國人民爭取言論自由，爭取一個可以自由討論我國根本問題的環境。

“不平”決定把《肥田集》裡的第一篇，也是政治敏感度最低的一篇《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張貼出去。為防止可能發生的不測，他把多篇文稿託付最可信賴的兩位朋友保存，自己只留下準備張貼的《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的底稿。1972年5月24日，“不平”將《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抄寫成大字報，共22張紙，張貼到上海市人民廣場，同時郵寄一份給上海《文匯報》以供保存。

這篇大字報貼出以後，沒有引起公眾關注，亦未遭到官方的嚴厲懲罰。事發以後，農場召開批判會對“不平”的觀點進行了批判，此外沒有多做追究。“不平”事後聽說，上海市委為此事做了指示：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思想教育為主。“不平”的印象是：無論是當時的政府，還是當時的群眾，對這篇大字報的看法是一致的：這是一個青年，在當時的環境下思想上有點不通，有點鑽牛角尖，僅此而已。甚至30年後，還有朋友不解地問作者：真想不通，你當時為什麼寫了這一篇大字報；你這個人真是一個謎。

一切如同“不平”回憶時所說：“大字報貼了，又被撕了，如此而已。就象一隻大雁飛來了，又飛去了，甚至沒有留下一點音響。”究其原因，大概是大字報的政治敏感性不高。大字報探討“真理是否具有階級性”這樣一個哲學理論命題，未涉及林彪倒台以後人們關注的政治和政策問題，也沒有涉及百姓的現實利益，難以引起一般民眾的反響。大字報挑戰《人民日報》社論的觀點，但那是6年以前的社論，政治敏感性已不再強烈。加之大字報言詞謹慎、隱諱，更是遮掩了挑戰者的色彩。正如作者所說，當時出於自我保護的考慮，將自己包裹得“像個核桃”，難怪別人不知所指。作者自我保護的意識與要說出自己觀點的願望同樣強烈，以致此舉像是在主旋律整齊劃一的齊唱中，冒出一個與眾不同的聲音，但是這個發出不同聲音的人卻戴上了口罩，以致人們聽不明白他到底唱的是什麼，只知道他沒有順從指揮的意圖。這是那個思想恐怖時代的奇特現象。

30年後，12篇舊文由作者以“不平”的筆名輯集出版，撥開了那個“核桃”的堅硬外殼，披露出思想專制統治下，一個青年思想活動的個案資料。從文字上看，文集所呈獻的幾篇文章是可信的，並且具有思想史的價值。

“不平”的文章，包括對“個人崇拜”的批判、對“泛階級性”的批評和對思想自由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不平”關於追求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論述，是現有資料中最早討論這個問題的原始文本，可以說標誌着一個有代表性的思想傾向——自由主義在這一代青年中的萌生。至少就筆者所見是這樣。

（二）挑戰個人崇拜

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是蘇聯、中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共產黨都出現過的歷史現象。文革前，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根深蒂固，到文革期間達到狂熱的程度。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黨內以鼓吹對毛澤東個人崇拜著稱的林彪與江青集團的張春橋發生衝突。毛澤東支持張春橋，嚴厲批判陳伯達以及林彪集團的幾位將軍。會後，毛澤東開始着手削弱林彪勢力。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說，個人崇拜應當“降溫了”，同時又說“總要有點個人崇拜”。[4]

1971年11月15日，“不平”就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寫了《論個人崇拜》[5]一文，毫不含糊地反對個人崇拜，不僅一般地批評個人崇拜，而且駁斥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觀，反映了林彪事件之後青年突破思想藩籬的時代特徵。

“不平”堅決地反對個人崇拜，要求停止個人崇拜，而不僅僅是毛澤東所說的“降溫”。“不平”指出了人們思想的變化：“個人崇拜持續多年”，但是沒有人承認，現在毛澤東提出了，引起了人們正視：“原來我們在搞個人崇拜。正如一池子的水開始聞到了自己的臭味。”“承認了中國有個人崇拜之後怎樣辦呢？”毛澤東的說法是：“應當降溫了”，而“不平”斷然答道：“不，我看是應當停止了”。“降溫，就是說，還要繼續搞下去”，對於個人崇拜，“承認了就要改正，改正就要痛痛快快地改正。不要吞吞吐吐，搞改良主義。”

“不平”駁斥了毛澤東所謂美國人也有“個人崇拜”，並以此為中國的個人崇拜辯護的說法，正確地指出：中國、蘇聯的個人崇拜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個人的崇拜有根本的不同。

“不平”辯駁道：在美國，確實總有一部分人崇拜某個人（例如總統、州長），但也允許其他人不崇拜，“允許別人喊打倒總統打倒州長的口號”。在那裡，“誰會開動宣傳機器，宣傳自己偉大光榮正確呢？誰會宣布自己的話句句是真理的呢？誰會把批評自己的人打成反革命，剝奪自由，送進監獄甚至送上絞刑台呢？”

“不平”揭示了個人崇拜的醜惡表現：“什麼是個人崇拜，就是開動宣傳機器，宣揚成績，掩飾缺點，把功勞歸於自己，把缺點推給別人，擴大自己在歷史上的作用，把個人神化，變成救世主。這也就是斯諾所說的個人崇拜吧。如今中國出現的個人崇拜已不僅僅是這一形式。中國出現的個人崇拜，就是用武力強迫人們相信某人的話，就是用武力強迫人們接受某人的思想，用反毛、反革命、階級敵人等等莫須有的罪名強迫人們對某人崇拜，用全黨共誅之、全黨共討之相威脅，以專政包括監獄、死刑作為後備軍強迫人們對某人崇拜，這就是斯諾不知道的個人崇拜了。”

“不平”質問：“為什麼有那些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就因為他呼毛口號最響，旗子揮得最起勁就成為革命的，而不願意做偽君子又不願意隨大流的人就要成為反革命？”“為什麼搞個人崇拜的人有權將不搞個人崇拜的人打成反革命？”

“不平”的批評，針對着官方及其追隨者的言論，尤其針對着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觀，因為官方的言論是以毛澤東為標準的。

“不平”堅決地宣布：“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要個人崇拜。”“人和人之間用不着崇拜，既用不着崇拜別人，也用不着別人崇拜。人與人之間可以自由地進行爭論、辯論、討論，誰也沒有權力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這就因為人與人的關係是平等的關係，而不是上帝與人或神與人的關係。 ”

“不平”闡明了自己的立場：“我們不要個人崇拜，我們要的是崇拜言論，崇拜真理。崇拜個人就是崇拜某一個人，然而人總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神，即使是無產階級權威，他也不是沒有一點缺點，連錯誤的東西也崇拜起來，怎麼行呢？我們要的是崇拜言論，只要這種言論，這種觀點是正確的是真理，我們就崇拜。我們的肩膀上要長着自己的腦袋，我們要進行分析。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就是我們的態度。”這就是“不平”給毛澤東的回答。

（三）挑戰泛階級論

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是共產黨的重要理論基石，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1962年以後，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下，在全黨全國進行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毛澤東對他的侄子毛遠新說“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學校政治課和報刊都在向青年灌輸“用階級觀點分析所想、所為、所見、所聞”的思維方法，青年一代深受其影響。這種把階級和階級鬥爭觀念泛化於一切問題，以階級和階級鬥爭壓倒和替代具體分析的思維方式，已經超過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可以稱作“泛階級論”，它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不平”撰寫的《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和《論自由的階級性》兩篇文章，對當時官方主流的泛階級論提出了挑戰。《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6]一文題頭引用的馬克思語錄和一則諺語，表明了作者的基本立場：“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真理越辯越明——諺語”。文章說道：“唯物主義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存在決定意識。真理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依賴於人類的，是沒有階級性的，人的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不管這人是什麼階級，都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因此，文章認為：“只存在着不依賴於人，不依賴於階級、集團和個人的客觀的真理，從來不存在着依賴於人的，隨着階級、集團和個人的不同而不同的主觀的真理。”[7]

文章贊同真理沒有階級性的觀點，不同意1966年6月4日《人民日報》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所說的真理的階級性的觀點。真理是不是有階級性？這本來是學術爭鳴的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國學術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個問題就不僅是學術的，而是政治性的問題。《人民日報》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宣稱：“在有階級的社會裡，只有階級的真理，絕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真理”，這是傳達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批判《二月提綱》中關於真理面前平等的說法，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中起過重要的作用。《人民日報》社論不是講哲學，而是在政治上剝奪“二月提綱”的話語權。即使從文革前教科書上的唯物主義的角度進行分析，也是難以服人的。但是文革當中，真理是有階級性的觀點就成了政治性很強的官方正統觀點。

“不平”這篇文章的意義不僅在於質疑真理階級性的問題，更在於否定當時盛行的泛階級論。作者後來又寫了《論自由的階級性》，繼續沿着這個方向發展，提出了言論自由的訴求。

（四）言論、思想和出版自由

《論自由的階級性》一文，挑戰當時關於自由的階級性的權威論述，實際是挑戰毛澤東的觀點。[8]“不平”認為，官方關於自由的階級性的論斷，是站不住腳的。他寫道：官方的“大人”說，世界上決沒有超階級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自由，有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了資產階級的自由。然而，馬克思能夠在資本主義世界著書立說，發表批判資產階級的文章著作，從事推翻資本主義的活動。在舊中國，魯迅和他所率領的一支文藝隊伍，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出版著述的自由。資本主義的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共產黨可以在自己的國家出版報紙，發表演說，到中國來訪問。美國也經常有人舉行示威遊行，高呼打倒肯尼迪、打倒尼克松的口號。因此，“我們不必說有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了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自由。我們應當說的是怎樣的一種程度。”

“不平”指出：所謂“有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了資產階級的自由”的說法，是壓制反對意見、壓制批評、壓制自由的託詞。實際上，就是把不同意見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壓制自由，壓制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制學術界的自由討論”。“不平”嘲諷道：這就是“我們的制度”。人民的自由就是“緊跟大人規規矩矩革命的自由”，“不服從大人的指揮，亂說亂動的就是反革命”，“說我們黨一千個正確一萬個正確的是革命人民，說我們黨有錯誤有缺點的就是反革命”，“這就是大人們所謂的自由”。

“不平”反對為壓制自由權利製造種種藉口，並提出言論自由的要求：“我所要的自由，不過是輿論不一律的自由，不過是唱對台戲的自由，不過是批評和反批評的自由。”針對當權勢力，他說：“倘若說，有了我這樣的自由，就沒有了你們的輿論一律的自由，就沒有了你們的唱獨角戲的自由，這是一定的。除此之外，你們並不會失去什麼自由。你們仍然有不受剝削的自由。你們仍然有言論自由，你們仍然有吃飯、睡覺、寫文章、大批判的自由，你們所喪失的，只是假面具不被戳穿，偽裝不被剝去的自由。這同‘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有什麼搭界呢？”聯想到眾所周知的毛澤東關於自由和民主階級性的論述，這些尖銳話語的針對性不言自明。

“不平”讀到馬克思早期論文《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關於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深受鼓舞，摘錄了馬克思文章中揭露和抨擊書報檢查法、批判限制新聞和言論自由的論述，並加以諷刺性的批語，編輯了《馬克思論出版自由》，以此表達對言論和出版不自由的憤怒，對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嚮往。

“不平”的思想探討的特點，在於非階級論、追求自由的理念。與着眼於經濟發展的政策批判派、以階級分析的武器抨擊社會壓迫和不平等的“新階級”派相對，“不平”突破深深影響那一代青年人的階級論，看穿思想領域的泛階級論是扼制思想自由的繩索，進而以超階級的視角，呼籲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這些探討帶着剛剛擺脫思想枷鎖的幼稚，論述往往粗糙，嘲諷的筆調也多有運用不夠成熟之處，儘管如此，卻是可以看作自由派思潮再度萌發的早期代表。關於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呼籲，隨着時光的推移，逐漸清晰地出現在以後的青年思潮當中。

自由派思想是在上山下鄉運動期間出現的，與政策批判派，社會和制度批判派有區別的重要思想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