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惠林1900年生於山西省陽城縣，“我父親是一個教師。我18歲時讀師復的《晦鳴錄》，立即接受了他的思想”。衛惠林1918年考取山西省官費留日預備學校，“五四運動加強了我的信仰，1920年我去日本的早稻田大學學習人類學，對強烈影響了安那祺主義運動的歐文和富立葉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很感興趣。在東京我加入了一個中國安那祺主義小組，也結識了大杉榮和山田等人。”

“我回到中國參加了1925年的五卅運動。安那祺主義還在興起之中，每個大城市都有兩、三個安那祺主義小組。我與北京的小組有聯繫，他們都是由學生組成的。北京有一個世界語學校，是俄羅斯盲人作家和音樂家Eroshenko發起的。中國的所有安那祺主義者都是世界語主義者，兩者是同義語”。衛惠林在南京資助並發起民鋒社以宣揚安那祺主義為宗旨，並與北京《國風日報》的景梅九（也從日本回來）保持聯繫。後來，衛惠林與盧劍波等將《民鋒》改名為《黑瀾》繼續發刊，被評為“欲了解無政府主義者不可不閱此書”。1925年衛惠林在上海從事翻譯和寫作工作,發表了譯著《倫理學》、《婚姻進化史》和《孔德的人文主義與女性崇拜》等。

衛惠林和真恆、吳健民、巴金、周索非、毛一波、姜仲因、盧劍波、秦抱朴等，還有朝鮮的無政府主義人士，組織了民眾社併合作創辦了《民眾》半月刊,探求實現自由平等的理想社會之路。他們有感於“後五四”時期“真正民眾的知識運動太沉寂了”、資產階級的教育機關以及御用的學者都不可能去為民眾設想、研究室和書齋中不會有為民眾出發的方案，而“近世的社會思想中發現一個最大的原則，就是民眾自己的利益需民眾自己去謀”，民眾社就是“要真正體現民眾的心情，站在民眾的中間，向着民眾的自由與幸福猛進”。“五卅”運動期間，衛惠林與毛一波、盧劍波等同志在上海工人中進行宣傳和鼓動，建立“工團自治聯合會”，與中共李立三領導的總工會對立。在上海的法租界裡，衛惠林與巴金、毛一波等同屋而住共同翻譯、出刊。“我們那時窮得只能吃幾個麵包和喝一點清水，然而，同志們的精神卻是十分飽滿”（毛一波回憶）。

1927年1月,衛惠林和巴金登上開往法國的輪船“昂熱號”,經過36天的海上生活,終於到達巴黎。早已在巴黎就讀的好友吳克剛(君毅)為他們預訂了旅館,同住在一間房子裡。衛惠林在巴黎的朋友還有《工余》雜誌主編李卓吾、馮紫崗及其他許多留學生和工人。他們大都信奉無政府主義,熱情、堅定。衛惠林、芾甘(巴金)、君毅寫了三篇同題文章“無政府主義與實際問題”寄到了上海《民鍾》雜誌編輯部被印成小冊子發行。衛惠林堅決反對參加國民黨，甚至不主張參加國民革命，認為“中國現在的問題絕不是國民黨的政治方法或武裝行動可以解決的，我們絕不能介入到他們的行動里去。相反我們應該去把革命的色彩，更濃化起來，更猛烈起來。我們不但要打倒外國帝國主義，還要去制止國內資本主義的發達，開闢一條人類完全解放的活路”。他的觀點大致可以稱為“一次徹底革命論”，即無政府主義從一開始就按照自己的理念和要求獨立地去實現，而不必分什麼階段、講什麼策略計謀。

“我在巴黎大學學人類學，但花很多時間學習安那祺-工聯主義。我見到Pierre Besnard, Jean Grave, Sebastien Faure, Paul Reclus和馬克諾（他樸素、坦率，只會一點法語）”。衛惠林確認工聯主義是通往理想的最佳途徑，採取職工組合和直接行動的方式，消滅國家，使人類處於自由自在的聯合體中。他寫了一本《工團主義》，也由民鍾社出版。

那時，全世界都在抗議馬薩諸塞州法庭謀殺意大利移民無政府主義者薩珂和萬塞蒂。衛惠林等隨同法國工人一齊上街遊行，包圍美國大使館抗議，遭到軍警鎮壓，衛惠林和吳克剛受了傷，而巴金絕望得幾乎瘋狂，“晚上十一點鐘後，我和朋友衛從夜校出來，腳踏着雨濕的寂靜的街道，眼望着杏紅色的天空，望着兩塊墓碑似的聖母院的鐘樓，一股不能撲滅的火焰又在我的心裡燃燒”。在巴黎聖母院的鐘聲下，在“十八世紀全世界的良心”盧梭的銅像下，他寫出了處女作《滅亡》。

“1930年我回到中國時，安那祺運動還很興旺”。除了上海的自由書店（出過巴金翻譯克魯包特金的《麵包與自由》和衛惠林翻譯大杉榮的《社會理想論》）、立達學園、勞動大學等外，福建的閩南也還有無政府理想主義的田園。在衛惠林之前回國的吳克剛已在福建晉江(泉州)黎明高級中學任校長,特聘他前來任教。這裡聚集着陳范予、王魯彥、郭安仁（麗尼）、陸蠡、吳朗西、林憾廬和葉非英等一批純樸熱情的青年。“他們不願在污泥濁水中虛度一生，他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想安排一個比較乾淨的環境，創造一種比較清新的空氣，培養一些新的人，用愛集體的理想去教育學生”，這些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者們，以純潔的同志和師生關係、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實行一個消除了人間罪惡、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任何外在權威的烏托邦，“他們信任自己的夢想，把周圍的一切看得非常簡單，他們甚至相信獻身精神可以解決任何問題”。巴金曾數次南下（“我去看望他們，因為我像候鳥一樣需要溫暖的陽光”），他看到許多動人的畫面，那種忠於理想的刻苦作風使他感動。“我只是想為一些熟人畫像，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動的發光的東西”，這些熟人們“並不空談理想，不用理想打扮自己，也不把理想強加給別人。他們忠於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誠地、不聲不響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他們身上始終保留着那個發光的東西，它就是－－不為自己”，“很少見到這樣真誠，這樣純樸，這樣不自私的人。真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害人，不欺世；謙虛、和善而有毅力堅守崗位；物質貧乏而心靈豐富；愛朋友，愛工作，對人誠懇，重給與而不求取得”。

1931年巴金和衛惠林、盧劍波等在杭州西湖舉行一次秘密會議，決定由巴、衛主編一份《時代前》的刊物，通過鄭佩剛發行，這也是他們從事自己政治活動的尾聲了。不久上海“一二•八”中日戰爭爆發，巴金和衛惠林、吳克剛、陳范予、繆崇群等在南京目擊了一幕國難引發的混亂局面、民族危亡和他們小團體和刊物的相繼被查禁。中國無政府主義的“衰退是從日本入侵開始的”。

衛惠林在1931年底應聘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任助理研究員。在南京和高宛玉結婚。“我和我妻子住在南京，與同住那裡的Paul Reclus的兒子Jacques Reclus交往很多”。後來,衛惠林辭去了中央研究院的職務到中央大學社會學系作兼職教授。當時的衛惠林血氣方剛,“書堆里並沒有真正的學問,活的學問在社會裡”。在暑期,他和宛玉隨同馮紫崗,到河南南陽創辦了一所地方自治幹部學校,想把自衛自治運動擴展到南陽全境,從自衛自治里,去實現平等的自由社會。他們的學校在鄉間的土牆茅舍里辦了起來,招了生,由他趕編了社會常識補習課本,宛玉還計劃辦個婦女補習學校。但戰亂使學校倒辦，他們返回杭州,幫助一位朋友翻譯《法國藝術史》,後又應約回中央大學代課,又到上海南翔立達學院和農村教育科教書,做社會工作和社會調查。一學期後,就又正式受聘回到中央大學社會學系。1933年,巴金“愛情三部曲”的第一部《霧》在《東方雜誌》上刊登、第二部《雨》在《文藝月刊》上刊登，小說的主人公吳仁民就是以衛惠林為原型塑造的。

1934年衛惠林應聘到重慶的四川省立鄉村建設學院社會學系任教授。1935年,衛惠林又回到南京,應聘任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員。他和黃文山（即過去的中國無政府主義重要成員黃凌霜）創辦了中國第一個民族學的專門刊物《民族學研究集刊》,並擔任執行副主編,由商務印書館印行;他還參與組建了中國民族學會、中國社會學會。1935年，巴金、吳朗西、朱冼、麗尼等創辦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以無政府主義信仰的三大信條“正義、互助、自我犧牲”自律。衛惠林在辦社籌備時拿出五十元資助。他還翻譯出版了克魯泡特金的《革命的研究》。“我也認識Chu Cha-pei。他父親是軍人，所以他也成為一個軍人，在黃埔軍校學習。受巴金的影響，他成為一個安那祺主義者。他1936年到南京來見巴金和我們，告訴我們他會在雲南建立一個安那祺烏托邦來歡迎我們。他從Bao Puo寫在《國風》的文章上知道馬克諾，象與各種壓迫勢力作戰的馬克諾那樣，他與日本軍、國民黨、共產黨作戰”。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衛惠林舉家輾轉流亡到重慶。1938年3月,他來到抗戰的中樞武漢，除擔任邊疆小組的工作外,還時常奉命去執行武漢地區的動員計劃任務。1939年冬,衛惠林在桂林接受了到西北四省去做戰時巡迴教育與宣傳工作的任務。不久,衛惠林又奉命來到甘肅臨洮一個新辦的軍事學校主持某部工作。在臨洮的經歷使衛惠林看透了這些官僚政客的貪鄙和醜惡，決計棄絕政治、潛心治學。1941年9月,衛惠林到成都在由南京遷來華西壩的金陵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授。1944年,他又到由上海遷來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授。1945年,到由南京遷到重慶沙坪垻的中央大學邊政學系擔任教授。日本投降後, 衛惠林全家隨中央大學由重慶遷回南京。1947年他又重譯了盧梭的《民約論》,由作家書屋出版。

1948年12月中旬, 衛惠林全家離開南京登上開往廣州的列車。車到上海,衛惠林跟巴金見面告別。“巴金則由於家庭、朋友和他的文化生活書店不得不留在中國”。“我1949年離開中國，在台灣教社會人類學和從事現場調查二十多年。”這是衛惠林學術生涯的黃金時代，現在中國、台灣的網站都有介紹。衛惠林於1971年退休,攜夫人到美國定居。

1982年9月,衛惠林應邀回國講學，在上海與巴金重逢，“幾次見面談得融洽。他去各處作民俗學方面的學術報告，很忙，也很愉快。一天，他在我家吃晚飯，談起一件小事，不知怎樣他忽然生了氣，批評我不敢講真話”。巴金在《懷念衛惠林》一文中說：“我用在書中的一些知識、一些議論、一些生活，都是來自他們，我吸收了各式各樣的養料，…倘使當初我的生活里沒有他們，那麼我今天必然一無所有。” 1992年6月26日，衛惠林去世，巴金“馬上發出了唁電，裡面有這樣的表示感謝的句子:對於我的人格的發展他有大的幫助。…我想用這句心裡話和老友告別，為什麼不早講出來，寫出來，讓他知道?現在反覆地講，重複地寫，甚至在書市流傳，我們二、三十年代的友情也已無人理解了。我只好把那一切想說而未能說出來的話永遠咽在肚裡了。永遠!永遠! ”

雖然遠遠沒有達到巴金那樣的地位和影響，作為一個經歷20世紀中國動盪的革命與專制時代的安那祺主義者（青年）和學人（中年以後），衛惠林的個人生活是幸運的。他沒有受到肉體和精神的凌辱、也沒有出賣自己的良知，其學術貢獻遠大於郭沫若等文人政客和費孝通、雷潔瓊等政客文人，被稱為“社會學宗師，國際著名人類學和民族學家”等，最後還有資格批評畢竟留在大陸的巴金（雖然巴金當時很難接受）。但是，另一方面，在從國共內戰到天安門屠殺的殘忍、黑暗、愚昧、卑鄙的當代中國史上，“潛心治學”的衛惠林與巴金等學人、作家一道，甚至不如中國的基督教徒和托洛茨基派（儘管只有寥寥數人），放棄了正面戰鬥、逃避了殉道命運，有愧於法蘭西、俄羅斯/烏克蘭、美利堅、墨西哥、日本和西班牙等世界各地的同志們用生命樹起的安那祺主義旗幟，輸掉了歷史給與中國安那祺主義的挑戰和機遇。

資料來源：

馬甫平：“社會學家衛惠林”《文史月刊》2004年08期。

散木：“巴金摯友衛惠林”, 博覽群書http://www.rwabc.com/。

Paul Avrich, Anarchist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narchism inAmerica. ISBN: 1904859275.Oakland: AK Press. 作者對衛惠林在紐約1975年1月11日和2月22日進行的採訪。

[趙京，2010年9月27日。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