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30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召开年会，李四光以学会理事长身份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后以《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为题，发表于多家报刊（此文改入《李四光全集》第8卷，pp236-259）。他在讲话一开始便营造了一个极端政治化的语境，从政治到学术，把“三座大山”的阴影投射到地质学界。列出了帝国主义进行“科学侵略”的各种方式，指认在地质学界已形成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买办学者集团”，完全抹杀了以地质调查所为标志的地质学界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他要求每个地质学工作者须以对革命的正、反作用为标准，来检讨每个人以往的工作，由此引出了他自己虚晃一枪的检讨，又从“自我检讨”的隧道穿越到控诉丁文江。他是从自己在1936年1月完稿的英文《中国地质学》一书说起的： 我那一本用讲演稿子凑成的《中国地质学》，匆忙地在伦敦出版，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用中文写成在中国出版，就是现在我检讨自己，必须举出的一个实例。……这本书序文里，我提到丁文江。有一些地质工作者都明了，我自己尤其明了，并不是为了发展中国地质学的原因，欺负我最厉害的人，就是这个人。然而他死了以后，我还要瞒着我的良心恭维他：说什么他一生苦心为了中国地质事业工作，来表示我的宽宏大度，我这种虚伪的态度，岂不是自欺欺人？ 可能是习惯了英文写作，后边部分说得有些拗口。他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丁文江是欺负我最厉害的人，他死后，我在《中国地质学》的序言中提到他，恭维说他一生苦心为中国地质事业工作。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我的宽宏大度，这是瞒着我的良心的，是虚伪的，自欺欺人的。 我们把历史镜头回放到1936年初，李四光在英国听李突然去世的消息时，他在“The Geology of China”（《中国地质学》）一书的“自序”中写下最后一段文字 ：
As the preparation of my manuscripts drew to an end there came the sad news of the loss of a friend and highly valued colleague， Dr. V. K. Ting. It is perhaps not out of place if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ay a tribute to this mand who worked so loyal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eological science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