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文学五体投地的夏志清（英国“近代作家都是很好的”、“都喜欢”，“英国作品比美国作品、中国作品要好。中国作品大都千篇一律，其实唐诗也不好的，诗太短了”），当即写了篇火气十足的《谏友篇一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在台北《联合报》、《传记文学》和美国《世界日报》同时发表，以回应唐德刚“恶意的谩骂”。当年两位文坛大佬的这场论战轰动海外。

胡适的关门弟子岂是好撩拨的？德刚行文之老辣、锋利，不在鲁迅之下。一篇《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寓庄于谐，拳拳到肉，就夏志清的人品、文品、学识全面出击，认为“夏先生那种骄横的个性，和惟我独尊心态的养成”，乃至“崇洋自卑的心态”，是“学术界姑息养奸的结果”，并自我检讨“从‘爱人以德’的观点来看，也有对不起朋友的地方”。

这一大巴掌扇下去，恰似晴空霹雳，夏志清顿时偃旗息鼓。1986年10月纽约文艺协会的一次宴会上，《传记文学》创办人刘绍唐和萧乾夫妇在座，有数十年交情的唐、夏二人酒杯一端泯恩仇。

站在中立的角度上，就《红楼梦》的鉴赏而言，夏志清不无商榷之处。如他认为潇湘妃子“刚同宝玉相会的时候应该很美，但不多久身体转弱，也就美不到那里去了，因之我在《红楼》章里特别强调她的病体病容，藉以纠正一般读者（包括德刚在内）对林姑娘所存的幻想”。总之，林姑娘失去了健康的身体，不值得宝玉去爱。

然而，宝玉爱妹妹弱柳扶风，更爱她吐气如兰：不仅“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诗词在众姐妹之上，还是宝玉反抗死读书、读死书的知己。那个年代，大家公子跳出“学而优则仕”的酱缸已属不易，女儿有这般见识堪称天人。夏志清中不如西的观念深入骨髓，虽每以宝玉自况，但对林妹妹究竟美在何处，始终未窥门径。

唐德刚1952年发表《梅兰芳传稿》，即已名动四方。写兰芳飞黄腾达而不忘故旧：“每逢严冬腊月，当兰芳把孝敬他们的红色纸包儿（那里面的蕴藏往往超过他们几个月的收入）递过去时，你可看到那些老人们昏花的眼角内涌出丝丝的热泪，透过蓬松的白色胡须，滴到满是油渍子的破皮袍子上去。”

传主的人格魅力穿透尘封的历史，令读者如沐春风。这样柔韧而力拔千钧的笔下功夫，以及对朋友“爱人以德”的真性情，诚为德刚“美丽”之所在。

1998年林彪的“儿媳”张宁女士出版自传《自己写自己》，唐德刚欣然提笔作序，融历史风云、红颜际遇于一炉，引花蕊夫人“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道尽美人和民族的悲哀。

德刚对口述史学贡献卓著，去世之后，声誉日隆。《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大作，在大陆读者间掀起的思想风暴，凸显一个优秀的“历史说书人”的素质，非“诸葛亮是个帅哥”、“文字狱维持了社会稳定”、“清兵杀入关内掳掠，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等百家讲坛的学者可比。

不过，要说德刚是近代史大家，倒正应了那句老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资料越看得多，越觉得田晓菲“叙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叙述的内容”，是多么的中肯和到位。

周策纵为唐德刚《胡适杂忆》作序：“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

遗憾的是，德刚一旦“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每每“哀愁”丛生，忘了老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教训，“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有时甚至满嘴跑马，硬伤累累。如奠定德刚大家地位的《晚清七十年》：

“自有其党派成见的共产党人则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为‘革命’。”

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事关革命正统性和统战大局，中共历来坚持肯定态度，何来否定之说？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毛泽东文集》第2卷，1993年版），“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因为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后毛泽东时代，中共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侧重点或有微调，但肯定的态度一以贯之。

唐氏否定太平天国和五四运动，极力推崇北伐、孙中山（“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现代人，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以国民党的“视角”观照历史，可议之处在在多有。

关于太平天国，唐氏认为：“洪、杨一伙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只是这批乡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识太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做了个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罢了。”

“洪、杨一伙”纵横十数年，占据半壁江山，摇摇欲坠的满清，不得不允许汉族军头曾国藩、李鸿章的兴起，“湘军则南止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及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王闿运《湘军志》）中国权力结构发生巨变，为后来的洋务运动、东南互保、北洋崛起、辛亥革命打下了根基，称其为“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未免太过轻浮和武断。

如德刚所言，洪、杨对满族男女“随意捕杀”，但满清、“曾剃头”又何尝是善人？安庆城破，湘军砍杀万余太平军战俘，长江船运为尸首所阻；打下天京，烧杀奸抢，“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赵烈文《能静居日记》），10多万生灵惨遭涂炭。

德刚以宗教战争和美国“人民圣殿教”戕害众生为参照，嘲笑“我们的‘洪天王’所搞的却正是‘凯撒琼斯’那一套宗教狂”，感叹“我民族何幸，有了个‘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传统”，“糊涂的洪天王之外，我们向来没有为上帝流过血”！

宗教导致的战争、迫害自不待言，但是，孔丘“敬鬼神而远之”和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从另一个方面为儒法合流，树立人世间的天子和皇权、领袖崇拜打下了根基，因此所流的血还少了吗？两害相权取其轻，德刚只知“所有搞独裁专制的独夫政权，没有一个把老百姓放在心上”，却不知这正是缺乏神权制约世俗政权导致的恶果之一。“洪天王”的拜上帝教诚然是借西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与皇帝老儿的天子、个人崇拜如出一辙，但在民主、共和传入中国之前，不如此如何凝聚反抗暴政的力量？

德刚认为鸦片战争推动了中国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那么，对极大地削弱了满清帝治基础的“洪、杨一伙”，除了理性的批判，亦当如是观之，何厚此薄彼？对农民起义的评价，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实不可取。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史家普遍认为是因为革命党人的幼稚和软弱，让袁世凯有机可乘。德刚《袁氏当国》亦人云亦云：“‘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就是凭这三条，孙文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之让袁，治史者平心而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

事实上，孙不是“让位”，而是被迫“还位”于袁。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自始至终都把临时大总统一席定给了袁世凯。由“反正归来”的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是黄兴、汪精卫等革命党人，以及立宪派、新军、知识精英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参见陈一容、张国镛《孙中山“还位”辨正》，《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我们不能因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就抹杀其历史地位和在转型过程中的贡献。

唐氏《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毛泽东那几杆破枪，居然把蒋介石的美式配备的四百万大军打得片甲不留。指挥数万至数十万大军的国军主帅在阵前被活捉的，如王耀武、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至数十人之多。这不但是中国战争史上无此先例，世界史上，亦未尝一见！”

果然“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可是，“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又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小米加步枪打败蒋军的神话，海外亦有市场，教人情何以堪？

中共东北野战军最困难的时期，朝鲜支持了2000多车皮日军留下的战略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持，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苏联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步枪约70万支，机枪约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３月）。

德刚的“美丽与哀愁”，对人们拓宽视野、打开思路，有相当之价值。若与蒋廷黻、袁伟时、茅海建、杨奎松等学者的史著对照阅读，相信读者在为唐氏文采叫好的同时，对其笔下的“真实度”和“事理的平实”亦会有一个崭新的认识。（媒体用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