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最不放心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是个地煞之年，先是一月八日周恩来、后是七月六日朱德、再后是九月九日毛泽东，一年之内三驾马车相继不约而同地卸马刹车，倒是吻合了“不求同生只求同死”的相生法则。有乡间民谚就曾经歪批过三人间特殊的相生关系：粥（周）为猪（朱）的食物链，毛（毛）为猪（朱）的附焉物；粥（周）先没了，猪（朱）便无法存活，猪（朱）不在了，毛（毛）岂能附焉。当然，歪批毕竟是歪批近乎于玩笑其可信度也是极低的，无非是利用了某种巧合。
毛是个疑心很重的人，尤其到了晚年他几乎不再相信任何人，哪怕他钦定的接班人和一帮子毛粉拥趸也不例外，至于那些心存芥蒂和那些被整过的冤家对头就更不在话下了。不是冤家不聚头，毛一生遭遇过各类冤家，邓属于其中一位爱恨情仇难解难分型冤家。文革中毛有心置邓于死地，但邓没死成。没死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九、一三事件对毛的打击很大，促使毛开始有了恻隐之心，或许毛后来真的良心发现才手下留了情，也或许是邓自身的福大命大造化大。
在毛眼里，邓只被称作小邓，那个从四川广安来的小鬼小邓。晚年的毛最不放心的人就是这位小邓后来的老邓，毛担心邓会翻案甚至翻天。怕什么偏来什么，后来的历史还真就撞鬼似的应验了毛老人家的这份担心，邓不仅翻了案也翻了天。
毛的晚年已很糊涂，有时会糊涂得记不清哪家的红烧肉最地道，哪里的文工团员最拉风，糊涂伴随着疑心无情地摧残折磨着风烛残年行将朽木的毛，即便偶尔有过清醒也会被无尽的后悔所桎梏。每个人都会后悔，一般规律是野心大的人后悔会更多一些。在毛诸多的痛心疾首中，首先毛会后悔没能把蒋彻底灭掉；其次毛会后悔不该让他的岸英去朝鲜前线当炮灰；当然毛兴许还会后悔没能像弄死刘那样弄死邓。
关于毛晚年的后悔心情，网上有各种各样说法，可谓不一而论。柯云路有本文革研究专著《极端十年》，书中他引过一段毛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引自柯云路的《极端十年》第十三章）
从这段毛话中，不难看出抵近生命尽头的毛终于可以毫无掩饰地袒露一点自己的无奈与哀怨之声了。他无奈的也许是人生苦短，就算成了人魔也不能免俗而造化至永生不死，人魔毕竟不是天神，人魔与天神之间还隔着十八层肚皮呢。他哀怨的也许是奔波一生也不过只是干了两件事，还干得不那么称心不那么如意，即辱没了秦皇汉武也弄脏了唐宗宋祖。
毛承认的两件事，也可以被进一步简化为，一件是与对手敌人之间的相互恶斗（对外的），一件是与身边人之间的相互残杀（对内的）。还干脆可以被进一步再简化为只一件事：杀戮！毛与蒋打内战从形式上是为争夺山头地盘而本质上是杀戮；毛搞文革从形式上是为排挤和铲除异己而本质上也是杀戮。内战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恐怕毛自己也未必能一下说得太清。
毛能说得清的是：如果刘是他的好学生林是他的好战友，那么邓就是他晚年最不放心的人。做为毛的好学生刘活活地被弄死在秦城监狱，做为毛的好战友林也悲催地摔死于温都尔汗沙漠中，而做为毛最不放心的人，邓不仅文革中没死还真翻了文革的案也翻了毛的天。
一九七二年八月初，已在江西某拖拉机修配厂委曲求全地做了近三年劳改犯的邓决定再次给毛写信，他本想好好发泄一通劳改生活给他带来的寂寞与苦闷，但他还是先忍住了，因为他很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忍是为了先活命，也只有先活命才可能等来翻身的机会。同时他也很想再试探一下毛对他的不满情绪究竟还有多大？信中他以工厂传达的关于林彪的叛国罪行报告为由头，他写道“虽然林彪是一个精明元帅，但林彪却不听从毛泽东的命令拒绝赴朝指挥志愿军作战”，邓的意思是林彪善说假话也是假听毛话而他就不会这么干。邓也承认“林彪在理解毛泽东意图上是胜过他一筹的”，但邓认为林彪是通过强调毛的三篇作品（老三篇）来理解毛思想的，这种对毛思想表面化的理解他是根本不能太认同的。邓还不忘诉苦“林彪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那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邓希望透过念好毛来打动毛以换取毛的善心开恩，邓企盼揣摩毛意来判断毛爱听什么便故意尽量专说什么。
邓还在一九六八年的六月七月间分别写过两封自我批评信，邓一面承认文革对他的批判是必要的，一面又狡辩他一九三一年秋擅自脱离广西革命军（后来的红七军）是无奈之举，主要是他没能积极地接受毛的建议。邓还不忘很斗私字一闪念，表示要克服自己思想中的严重资本主义倾向。邓还检讨了未能很好地完成毛要将国防工业撤离内地的三线建设任务并未能在做出报告前及时地征求毛的意见，他检讨自己还没有养成凡事汇报的好习惯。
邓既善变又善辩，他百般找辙只为能消除毛在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上的不放心，邓投毛其所好，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向毛做出保证：“他绝不会为那些在文革中被批斗过的人翻案”，他同时暗示“愿意重新回到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战线上来”。邓的保证没白费，大约十天后，毛收到邓的保证便写信给周让周安排邓的返京事宜，于是邓的命运出现转机。毛这时还改口说邓的情况与刘不同，邓从未向敌人投降过，也从未向国民党传递过秘密情报等。收到毛信的当天，周就将信在中央委员会中传阅。一九七三年八月邓以副总理身份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并开始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一条咸鱼借机翻身。
别看毛与邓是一对欢喜冤家却在脾气秉性上出奇的相似，两个貌合神离的强人之间最诡异的地方是志同而道异，后者更异化为一个翻案的叛逆者。人性总有两面，一面为善，一面为恶，人性之恶也分大小，但一具体到毛邓两人身上还真一时难分仲伯。让恶人之间比恶是一种悲哀，悲哀于历史曲折中不断掠过的崎岖弯道。一段历史一旦进入弯道便免不了它的黑暗，今天的历史是一部难得活典。假如这部活典中第一恶人非毛莫属，那么另一个恶人就该归邓了。从这点出发，这段历史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恶人时代。
也许一百年后这种划分法才更易于被人接受，毕竟看清毛需要一个过程，而看清邓更需要一个过程。庆幸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毛，但看清邓的人还不多，这需要时间。历史的曲折往往总是在于逆向淘汰劣币驱良币，这也是造成恶人当道的主要原因。但历史的结局又总是在悲剧中最终会向善发展，所有的恶也只不过是一个个坎坷的瞬间。现在有一种声音“邓最大的功劳就是延缓了专制统治的寿命”，那么将来也会有另一种声音“邓最大的罪过也是延缓了专制统治的寿命”。看清毛是一种历史必然，看清邓也将是一种历史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