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重所有向我展示思想的人，但我希望他能把是否接受思想的自由留给我。

    我漠视强迫他人接受自己思想的语言，因为他的语言完全遮盖了他的思想。

    我尊重所有善于思考的人，因为他们是在酿造人生的智慧，就像用朝露酿酒。            

    我漠视用野蛮词藻掩饰苍白思想的行为，因为我看到的只是沙漠里的贫瘠和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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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时候曾参加过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高谈阔论”俱乐部，回思起来，那是一段轻狂幼稚可笑的日子，唯一可回味的在于提醒自己曾年轻过。而那种争论基本没有给我任何启示，只是给我增加争强好胜的暴虐之气，所以，参加了不久便退出了，后听说他们也很快不欢而散了。 

    对我来说，思想之泉的汲取最好的途径基本还是来自清心读书和静心思考。读书的好处在于它可以让人不受干扰得吸取营养，如在晨风中自由地呼吸花的芬芳。思考的力量是强大的，它使思想的光华充盈，使智慧的甘露香甜。

    其次，遣词造句作文章是一种有效的消化和明晰思想的过程。读书中有些思想融入自己的思维中，但当它没有成为语言时，它比较无序模糊，没有具象，没有明确。形成文字的意义在于分析和综合的过程中形成思想系统的逻辑自恰性，这是一个再创造和完备过程，换言之，你必须要自圆其说才能接受和表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简单比喻，读书中我们积累了砖块，形成文字就是用砖块盖房子，砖头是无序的，房子是有序的，它能有效得展示思想的内容和艺术的风格。 

    再其次才是讨论的功效。理性的讨论是可以碰撞出思想火花的，它给自己已成基本轮廓的思想提供了升华的空间。 但这种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并非任何讨论都是有益的。

    争论的果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认为，当争论变成以互相攻击为目标，以诋毁对方为手段，这种争论就变得毫无益处了。

    这里我来谈谈我个人对讨论和争论的看法。当然这完全限于我自己，没有推广的意思。我个人早已不喜欢争论，但我不拒绝理性的讨论。我对讨论的对象也是有一些要求的。

    第一，讨论的对象必须是在一种相同的兴趣和基本观念的共识之上，当我知道一个人的基本认识和自己完全不同时，我一般不和他讨论。尤其是当我认为他的思想就是愚蠢和荒谬的代名词时，我是不会花时间和他有任何的语言交集。他们当然有继续愚蠢和荒谬下去的自由的。

    第二，我讨论的对象必须是自己信任的朋友，他是珍视友情但不绑架友情的人。懂得尊重别人是一种文明的象征，尊重别人最主要的是尊重别人的思想，无端得向别人灌输自己的思想是强暴行为。我的思维原是以不影响或试图改变别人的思维为基本底线，我希望我讨论的对象也一样。

    第三， 我讨论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启示，我说过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讨论是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互相诋毁和打压的过程。思想可以是犀利的，敏锐的，但当他用暴力的语言表述出来时，他的思想的光华就完全被刀剑掩盖了。

    第四，我讨论问题时是当自己和他人都愿意讨论的时候。我不喜欢没有沉默的自由，我相信别人也一样。当我听到别人暗示不想就这个问题纠缠下去，我知道这是闭嘴的时候了。

    关于争论，我想争论本身大约是没有对错的，但争论的目的是有高低之分的。如果争论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年轻的理由，如果争论是为了压倒别人因而从中得到高人一等的美好感觉，如果争论就是为了痛快打一架，因为平时没地方打架，在网上打架可以虚幻自己为鲜衣怒马快意恩仇的侠士，再如果争论就是为了争论，那我可以说一句，“have fun”，但请不要为自己这样一个低级的理由找高尚的借口，把自己化身为真理的代言人。

    我欣赏年轻人的热情和直率，甚至冲动，但我不理解成年人以理想和热情为由动辄冲动并引以为豪的行为。我欣赏很多成年人保持天真的秉性，但我不理解他们执着与幼稚，理想和做梦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个“理”在里面，天真和幼稚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个“真”在里面。

    西方文化有悠久的思辨传统，他们早期这种智慧的思维活动如静观、冥想、思辨对西方哲学、科学、和政治体系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历史里魏晋的清谈虽有别与西方的思辨，但那种思维交锋也为玄学等哲学的产生以及老庄义理的解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的魏晋风度，其中一个风度就是清谈。 那个时代韵士文人很多都是清谈的高人，当然，他们也多是文字的高手。我们熟知的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家族、王羲之等等都是清谈的名流。他们清谈时往往先设立宾主两方，谈主设立主题并申述，而辩方就论题加以诘辩，然后反复分析义理。

    清谈时宾主双方的辩论可以非常激烈，有时高下立判，有时不相上下，名士们大多惺惺相惜，对对方辩论的精彩之处多赞赏有加，表现出豁达的君子风度和高尚的内在修养。如，王导和殷浩“既共清言，遂达三更。。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再比如，王羲之本看不起支道林，但当他看到支道林写得《庄子，逍遥游》，深深敬佩，说“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说自己“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已”《世说新语》里对魏晋的清谈之风以及中间的趣事轶闻有很多记载，此书也成为解析魏晋风度的最佳名著，难能可贵处是它的诙谐笔调将魏晋风度中有悖于中华文化拘谨严肃的风格淋漓尽致的描述出来。

    中国近代有过一次文坛上持久的论战，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有失文人风度的一场失败的论战。这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和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之间长达10年的关于“为社会而文艺”和“为文艺而文艺”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