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微薄发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源于西方？为何保障市场发展的产权制度秩序也源于西方？（因为）自古罗马开始，西方打仗很讲规则：你不能偷袭（那是卑鄙）而是两方军队先约好时间地点、摆开阵势明打，跟中国传统截然相反。”
　　

这条微薄在短时间内被转发3200多次，1600多条的网民评论，多以特洛伊木马和凯撒征服高卢为例，证明西方古代打仗也是兵不厌诈。有网友用“宋襄公是这方面的模范”嘲笑陈志武教授的迂腐，战争还讲什么诚信？
　　
陈教授的论据谈不上严谨，但其思路应该说相当清晰，他试图说明：市场经济根植于古希腊就已开始萌芽的契约文化，历经基督教、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逐渐成为占据世界主流的一种经济形式。《威尼斯商人》堪称描述西方契约文化的经典：为了捍卫威尼斯的契约精神和法律的神圣，安东尼奥宁死也要履行“在胸口割一磅肉”的契约。
　　
陈教授有所不知的是，“约好时间地点、摆开阵势明打”恰恰是中国失落了的传统。

宋襄公的悲情
　　
摆开阵势明打、有贵族精神和骑士风度的宋襄公，何以被国人嘲笑了2000多年，成为墨守成规、食古不化、咎由自取的反面典型？弄清楚这个问题，“市场经济为什么发源于西方”就算找到了头绪。
　　

《春秋》对宋襄公战败的记录非常简略：“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解读春秋大义的春秋三传，《公羊传》赞美遵守战争规则、拒不乘人之危的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礼仪”，“虽文王之战，亦不过如此”；《左传》《毂梁传》对“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宋襄公则持鄙视、否定的态度，认为他根本不懂得战争和道义，“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

信义之所以成为信义必须符合“道”，战争中的“道”贵在随机应变、克敌制胜；宋襄公非但不是讲究仁义和信用的楷模，反倒是不信、不义的无道昏君。这是符合圣人教诲的。
　　
孔子提倡君子不拘于小信：“君子贞而不谅。”孟子强调：“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显然，《左传》《毂梁传》对宋襄公的批评才真正领会到了《春秋》隐藏在字里行间里的微言大义。钱鍾书《管锥编》更是痛斥宋襄公的固执和自以为是：“硜硜之信，悻悻之直”、“失‘宜’倍‘理’，则‘德’转为忒矣”。简而言之，宋襄公是个不顾是非地讲究信用的小人，只知表面上的肤浅的仁义，忘却了“大义”所在。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诚信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自律和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君子”、“大人”不必拘泥于信用的小节，因为服务于道义的诚信才能称之为诚信，诚信是可以灵活掌握、变通的手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支撑西方契约精神的是法律制度和宗教信仰，《圣经》中《旧约全书》的“约”就是神与人订立的带有强制性的神圣契约。
　　
宋襄公追求的程序正义，遭到以结果为重、名为道义实为极端功利主义的猛烈抨击，田忌赛马、瞒天过海、偷梁换柱、引蛇出洞、《三国演义》《厚黑学》等阴谋诡计、厚黑权谋被津津乐道，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语）沦为笑柄。《淮南子》感叹：“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老人），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者。”宋襄公的悲情至此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情。

卧薪尝胆
　　
吴王夫差赦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千古流传。问题是，勾践背信弃义、玩弄阴谋诡计，“三千越甲可吞吴”，谁还敢轻易相信和赦免敌人？干脆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把敌人打倒再踏上一只脚，教他永世不得翻身”，政治斗争成为你死我活、斩草除根的血腥残杀。
　　
圣人教诲之下，成王败寇、尔虞我诈的价值观登峰造极，契约成了服务于大义的绞索、陷阱和权宜之计。有了尽可任意解释的“大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然气壮山河：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40万，项羽坑杀秦国降卒20万；黄盖以苦肉计诈降曹操火烧赤壁，传为佳话！
　　
把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归结于没有形成以契约关系为纽带的公民社会，而是以个人关系为纽带的人情社会，其来有自。没有契约精神贯穿的诚信文化，不仅无以产生市场经济，搞得大多数国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骗，要么骗人；骗人也许不会成功，上当绝对处境悲惨。

苏州杀降
　　
1863年4月，太平军太仓守将会王蔡元隆诈降，李鸿章之弟李鹤章不知是计，进城受降时身负重伤，上千淮军被杀，埋下苏州杀降的种子。

12月初，太平军纳王郜永宽等人以献上苏州和慕王谭绍光的首级为条件，与淮军大将程学启“换贴订盟，约为兄弟”，程学启折箭起誓保证郜及部下性命，洋枪队管带戈登居间作保。郜永宽刺杀谭绍光献城投降，李鸿章摆下鸿门宴杀了郜永宽等八个降将，苏州城内数万太平军将士亦遭屠杀。明令剿抚兼施、严禁杀降的清廷出尔反尔，褒奖李鸿章“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戈登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提着洋枪到处找李鸿章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并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洋枪队进攻淮军，将苏州还给太平军；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彻底背叛了人性，列强很可能断绝对清政府的帮助。
　　
杀人如麻的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这点“小事”会激起老外如此强烈的反应，酿成重大的外交事件，只得四处疏通、上下打点，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证明杀降一事与戈登无关。李鸿章想不通，黄台之瓜不堪三摘，对郜永宽这等反叛朝廷、后又杀帅求荣的小人有何信义可言？
　　
苏州杀降引发的外交危机，是两种文化观念撞击的必然结果。英国的崛起，端赖1215年制定的《大宪章》和建立在契约文化上的公民社会。没有什么比背信弃义更糟糕的事情了。30年之后的1894年，清朝耗费巨资打造、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被日本联合舰队打得全军覆没，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这时的李鸿章已是72岁的高龄，还是不大明白输在哪里。
　　

日本金刚组（成立于578年）和粟津温泉（成立于718年），历经千年风雨永不倒，中国有千年老店吗？毒牛奶、地沟油、强拆事件频繁发生又在说明什么？儒家经典对诚信的阐释导致了一个非常可怕而人们又司空见惯、麻木不仁的结果：官与民、民与民，甚至兄弟之间均无信义可言，因为不守诚信不会立刻受到惩罚，反而有立竿见影的丰厚回报。

另一方面，弱者一旦绝望或强大到一定程度，暴力成为当然的选择，没有谈判的容身之地，只能又推倒重来，周而复始地陷入诚信危机，诱发暴力革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言以蔽之：缺乏诚信的瞎折腾，社会运营成本太高，进步异常缓慢。
　　
不兑现对敌人的承诺，实质上是对原则的践踏。充满耻辱的中国近代史表明，聪明的善于灵活掌握的国人，根本就不是古板的按原则办事、讲究信用的老外的对手。后者以不守信用、破坏规则为奇耻大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社会运转的成本。
　　
随着文明的进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越来越趋向于战术而非战略原则。对苏联、美国不宣而战、偷袭得手的德国、日本法西斯，尽管在二战初期取得辉煌的胜利、不可一世，最终还是灰飞烟灭。
　　
正义的目的不可能以邪恶的手段去实现，经过邪恶手段的扭曲、败坏，无论多么伟大的理想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国家也好，个人也罢，均非外在的荣耀所能定义，而是决定于对自由、公正、诚信的理解与践行。

大智若愚，劝君莫笑宋襄公，奸诈、厚黑固然可以得逞于一时，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的还是高尚、美好、朴实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