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青還很時髦的1980年代，我的文學野心遭到《局外人》的無情打擊。如同一個立志要寫出偉大的五言絕句的人，被“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轟翻在地。

1940年5月，年僅26歲的加繆完成了《局外人》的寫作，伽里瑪出版社1942年6月15日出版，轟動巴黎。1958年3月10日至5月2日，台灣《聯合報》副刊連載施翠峰翻譯的《異鄉人》（台灣譯名），《局外人》的第一個漢文版就此誕生。1961年12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內部發行了孟安翻譯的《局外人》，作為“西方文藝的反面教材”，“供領導機關和高級研究部門批判之用”，印數1500冊。我看到的孟安譯本出現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的《諾貝爾文學獎金獲獎作家作品選》（上）。

迄今，《局外人》以700萬冊的銷量成為法國最暢銷的口袋書，在中國的熱度穩中有升，小小的台灣至少出了18個版本，大陸的19個版本確乎是多乎哉不多也。從譯名來看，“局外人”更為貼近、契合作品的主旨和普世意義，比“異鄉人”高明許多。

回頭體味，當年靈魂深處的震撼依然存在：26歲？高山仰止。不知天高地厚的我逐漸明白，自己頭懸梁、錐刺骨，到62歲也不可能寫出這麼偉大的作品。

瀰漫在《局外人》字裡行間的悲憫與憤怒，偶爾露出冰山一角的歇斯底里似的黑色幽默，通過一件件充滿現場感和質感的凡人小事串聯起來，以最傳統的小說形式呈現了一個最現代的故事：“一位毫無英雄主張、單純願意為真相而死去的男人”，在荒誕世界裡的掙扎與反抗。

感覺《局外人》的開篇比《百年孤獨》、《情人》還要精彩。不必搜腸刮肚、拈斷髭鬚，幾句大白話就奠定了整部作品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氛圍和基調，作者鑲嵌在骨子裡的絕不向世俗低頭的傲慢與強硬撲面而來——

先看郭宏安的譯筆：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

再看孟安的：母親今天死了。也許是昨天死的，我不清楚。

從語境分析，“我不清楚”較“我不知道”更為準確。關鍵在於，“我”是誰，怎麼會連自己的老媽哪天去世都搞不清楚？簡約而又充滿張力的文字，立刻把讀者的胃口吊了起來。

小說第2自然段有句話，郭宏安譯為“我乘兩點鐘的公共汽車，下午到，還趕得上守靈，明天晚上就能回來”，而孟安則是“乘兩點鐘開的長途汽車，當天下午就可以到，這樣，我還來得及守靈，明天晚上就可以趕回來”。

有論者認為郭宏安先生的譯文好：從“趕得上”和“來得及”的細微區別，可以看出主人公對於母親的葬禮十分淡漠；“公共汽車”和“長途汽車”的區別在於，前者淡化了旅途勞累，突出了莫爾索的麻木和機械，更加豐富了人物形象。

竊以為，“長途汽車”強調路途辛苦，“這樣”、“來得及”將內心的小九九和盤托出，“趕回來”的“趕”字頓時成為點睛之筆，莫爾索急於回到原來生活軌道的心態一覽無遺，整個句子的語感也更為自然、從容。孟安先生對作品理解之深、筆頭功夫之精湛，當可成為王小波推崇的“比拼內力”的註腳。

人們往往被加繆在寫作技術上用驚人的冷靜製造出來的表面上的疏離和冷漠所迷惑，從斷定莫爾索的麻木和機械錶現了資本主義對人性的摧殘，到余杰認為莫爾索“喪失了愛的能力”、馬原宣稱他發現了加繆對自身的冷漠，都無不如此。

巴爾加斯・略薩非常厭惡“局外人”：“他反社會的行為，他那偏離社會共同體規定的心理和道德。”王朔《美人贈我蒙汗藥》的觀點極具代表性：莫爾索是“一個極端冷漠的人，對母親的死無動於衷，對情人的愛可有可無，對自己的生命沒有任何熱情”，“加繆把他的冷漠或麻木推向極端”。

對“局外人”的大面積誤讀，不能不說是文化交流中出現的更大的荒誕。聯想到2007年轟動全國的“彭宇撞人案”，彭宇一審敗訴，不是因為他在法律上被證明確實撞過人，而是他出於憐憫之心的本能行為，與社會“情理相悖”，借給傷者看病的200元錢被認定為“賠償款”！法官對社會情理荒謬、狹隘、自以為是的理解和歸納，生生把彭宇整成了“局外人”，上演了一出“做好事遭雷打”的活劇。

將莫爾索當成對一切都無動於衷、漠然置之的局外人，與法官可謂不謀而合。莫爾索被判死刑，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他隨遇而安、追求本真的生活態度和未受世俗污染的純真品質激怒了這個虛偽的世界。面對一個善良、溫和、通情達理的過失殺人者，人們竟然覺得他在道德上犯下了不可思議、無可饒恕的罪行。

加繆悲憤地說：“《局外人》表明在我們的社會裡，任何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

在哲學隨筆《西西弗的神話》裡，加繆問道：“無論在什麼地方，當一個勞動者赤手空拳面對坦克，高喊他不是奴隸，我們怎麼能無動於衷？”一個兒子在母親的葬禮上沒哭就被判處死刑，難道我們就能熟視無睹？

莫爾索不是不愛媽媽，他只是厭惡撒謊和表白；他談不上有什麼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性格內向、樂於助人，不喜歡說廢話，不願做違心的解釋。一個看似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在人海里濺不起一點浪花的小人物，就因為比別人活得更為真實，拒絕向社會的潛規則妥協，羞辱了這個偽善的社會，便被社會情理和荒謬的司法、道德審判體系排出了“局外”。

在檢察官向陪審團呼籲“我向你們要這個人的腦袋”，法官以大得嚇人的法國人民的名義宣判莫爾索死刑之後，確信自己無罪的莫爾索拒絕向法官求情和做最後的辯護，為臨終前噴礴而出的憤怒打下了伏筆：“為了作一個好的結束，為了避免感覺自己太孤單，我只要想我受刑的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人來看，對我發出咒罵的呼聲，就行了。”

這位另類英雄的結局，讓人想起蘇格拉底的遺言：“該動身了。讓我們分道揚鑣：我去死，你們去活。哪條路更好，只有上帝才知道。”

所謂術業有專攻，亞里士多德寫不出荷馬史詩，如同納博科夫寫不出《純粹理性批判》。加繆的獨特性在於，兼具詩人的激情和哲學家的深邃，這種內在的強悍，使其能夠向筆下的人物傾注更多更深刻的同情，用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和妙到巔毫的文學語言完美地闡釋他的人生哲學：人活在這個荒謬的世界上的唯一職責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來證明他的反抗、他的自由、他的激情。

羅蘭•巴特認為《局外人》是“出現在歷史環節上完美而富有意義的作品——表明了一種決裂，代表着一種新的情感”。這種決裂，意味着荷馬、施耐庵、司湯達、巴爾扎克開啟的文學傳統有了新的發展空間。人們可以用更理性更冷靜的目光審視這個冰冷、荒謬的世界，抽絲剝繭地展示人性的高貴與殘酷。

1942年，一道嶄新的隱含了無窮奧妙的文學之門，就這樣被一位“局外人”輕輕地推開了。（原載《外國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