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1984》：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 

我的理解是：与其说我们关注过去，不如说我们在关注此刻和未来，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一切或多或少都是过去的投射。 

因为文化传统和儿时的惨痛经历(直到13岁还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抱有最深刻的同情)，我对华人书写的历史总是投以怀疑和警惕的目光。兼听则明，看同胞写的历史，必须得到多方资料的验证，细加甄别，方可减小被愚弄的几率。 

李登辉

李登辉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里说： 

“过去中国并不是没有产生过怀抱远大理想的人，但是能够坚持到底的，只有鲁迅一个人而已。鲁迅这个人贫穷、艰苦惯了，不管你再怎么逼他，他也不改其志。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很有趣，只要能够忍耐，只要踏得出去，就不必再烦脑，就可以维持自己的想法和理想。 

“在中国社会里面，只有领导人----我们不要说他们是独裁者----本身思想改变，才有可能改变。这是我的结论。从我的经验和观察看起来，中国社会不容易民主化，经济上的进步或许可以制造一种空气出来，但这种空气能不能变成一股力量，让领导人有改变的意向？这很困难。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谈民主化。” 

众所周知，凭借高额稿费和版税收入，鲁迅的个人生活相当富足，光是购买古籍善本的花销就能让好些小康人家破产，“贫穷、艰苦惯了”从何谈起？ 

一个追求自由、坚守良知的人与他的经济状况没有必然联系。否则，何以解释一个无产者出卖同志，一个资本家献身革命？而且，民主要靠领导人的头脑来实现，或者说中国民众根本没有实现民主的可能，也令人感到迷惑。哪个国家、地区的民主不是民众意志的体现？不是教育、文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没有革命的危险或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独裁者或利益集团不可能突然从内部产生改革的动力。如果一个领导者不顾现实激进变革，结果只能是被统治集团掀翻，因为他代表的是那些还没有觉醒的人的利益。 

李登辉缺乏（违背）起码的常识和民主发展过程的概念，谈问题难免打飞机。“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谈民主化”，难道台湾没有蒋先生、李先生，就要复辟、倒退到黑暗时代？敢这么拐弯抹角往自个脸上贴金的人不多。

听听克林顿的告别演说，什么叫谦虚，什么叫美德： 

“我的总统任期就要结束了，但是我希望我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在我未来的岁月里，我再也不会担任一个能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更高的职位、签订一个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所能签署的更为神圣的契约了。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头衔能让我比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更为自豪的了。谢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国！” 

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人物当然有巨大作用，但是内因变化首先是外因起了变化。什么样的民众，决定了什么样的政府。地球上的独裁政权越来越少、越来越陷于孤立，是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必然：正义不是每次、但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律。 

1898年，戊戌变法六君子喋血菜市口，17年后，位高权重、声望日隆的袁世凯利令智昏，复辟帝制，很快在炮火和唾沫中土崩瓦解。 

江南命案发生后，没有来自包括美国和台湾本岛在内的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蒋经国会铁腕清洗情治系统、扫荡黑帮，把自己的二公子放逐到新加坡？

可以说，台湾没有李登辉就有王登辉，没有宋楚榆就有杨楚榆，没有阿扁就有阿圆，这是台湾民众整体素质决定的，水涨船高。谁也无法代表台湾人民思考，以及选择怎样的未来。 

蒋经国值得尊敬，但切勿把这个苏联训练出来的特务捧上了天，没有民众的誓死抗争，台湾的今天依旧黑云压城，蒋经国打造的特务系统依旧只手遮天。

蒋经国不顺应历史潮流，民众固然有伤亡，而国民党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永世不得翻身。

冀望明君的心理要不得，不顾事实地将台湾转型功劳都归功于某个人就更要不得。

美国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罢工或示威游行，你能想象那些为了陌生人的自由与解放，不惜组织飞虎队或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自由战士，会用坦克和自动武器屠杀自己的父老乡亲吗？无人敢下这种命令，因为只有一个结果，枪口会立刻掉转过来对准自由的敌人。 

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八一九”政变，不到3天，就因军队临阵倒戈而归于失败。叶利钦站在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发表的演讲，胜过一切钢铁。 

人一旦觉悟站起来的好处，再让他跪下去就难了。逆流而动无异于飞蛾扑火。 

毛泽东和江青

拜读张戎大名鼎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最大的感受是没有博大的历史眼光和严谨的史笔，创作环境再宽松和自由，都难免陷入情绪化的泥潭，从另外一个角度把历史当成小姑娘来打扮。    

孔子《春秋》开了个不好的头，中国人写历史人物，要么就神化，要么就妖魔化。不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小坏到老、从头烂到尾，一无是处，缺乏公正、客观的态度，和冷静、朴实无华的写作风格。中共的一些历史学家是这样，独立作家何以也是如此？

张戎的作品获得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世界权威媒体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优点已经谈得很足，这里只谈一些个人的不同意见。 

或许是期望太高，总的来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让人失望,从头到尾贯穿着作者强烈的个人情绪，完全一边倒的描述手法，很容易让我想起上小学时看的那些诅咒万恶的旧社会和国民党浅薄的反共小册子,作者像是在读者耳边不断强调：“看吧，看吧，他有多坏，有多坏！” 

江青是张戎情绪著史的一个典型例子，一出场就是“做作”、卖弄风情的负面形象，对其上海往事妄加责难，甚至说她： 

“从小性格倔强暴烈----喜欢无事生非捉弄人。十二岁时她把一口口水吐在老师脸上，被学校开除。十四岁时从家裏逃走，去参加京剧戏班子，辗转到了上海，在那裏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影剧是份不稳定的职业，一九三七年夏她被受雇的电影公司解聘。她又受不了同居男人有个七岁的儿子，於是到延安来碰运气了。” 

左倾、同情甚至参加革命就是向往光明、追求自由,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包括一度加入共产党的萨特、加缪等世界文豪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的首选，怎么到了江青那里就成了走投无路、“到延安来碰运气了”呢？做为后来人，对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难免遇到的坎坷和打击，起码也应抱有同情和敬畏之心，而不是一味地挖苦和讽刺吧。 

张戎写道：“江青已经跟四个男人结过婚或同居过，上海小报上常有她的绋闻，尤其是她跟上海滩文人唐纳的浪漫史。唐纳为她喝带火柴头的酒精，企图自杀，议论沸沸扬扬，都是责怪她的。” 

这种欲加之罪，必先从人格、私生活全面否定的春秋笔法，大陆读者是再熟悉不过的了，26岁才出国留学的张戎想必也不会陌生。可是，历史不是这样写的，或者说，历史真相在先入为主的作者强烈的爱与恨的情绪干扰下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看看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扼杀和男权思想对女性的凌虐，看看死于人言可畏的阮玲玉，就不难想象对江青的责难是多么的不公正。 

因唐纳自杀未遂背负巨大舆论压力的江青（蓝苹），1937年5月31日写下《我的自白》，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言辞恳切地诉说和唐纳的分分合合以及唐纳几次自杀的前因后果，文字水平尚在其次，人格独立、精神自由、通情达理、大胆追求个人幸福的新女性呼之欲出： 

“我对他（唐纳）讲了，如果你再自杀，我将更坚强的生活下去，我的头像铁一样，等待着舆论及一切责难，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唐纳----听到了唐纳的朋友将用武力对付我。哈哈!天哪，要是把这种雄心用到打××上，真的，中国绝不会亡! 可惜用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哈哈----我是需要保重自己，我要把任何时间都放在我的事业上去! ” 

上世纪三十年代，年仅22岁的江青能有这种胆识----仁至义尽、有理有据、拿得起放得下、敢爱敢恨----以及坚强、坦荡的品格，真真难能可贵，非常了不起！即便放在当今大陆，亦令多少女性汗颜！江青后来的表现不能成为歪曲、抹杀她生命中的闪光点的理由，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学者最起码的态度。 

张纯如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虽然在美国出生，接受的是美国教育（伊利诺斯大学新闻学学士学位），看问题却非常片面和主观，情绪色彩浓厚： 

“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他可能会，也一直会受到失业的威胁，甚至生命威胁。” 

真是信口雌黄！

日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任何人或团体（包括极右翼组织）都可以合理、合法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学术观点，何来恐怖的气氛？大街上左翼宣传“打倒天皇”，还会受到警察的保护。 

1950年代日本学者就在研究、出版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当时大陆相关研究还是一片空白；1981年日本学者常石敬一，从第二任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军医少将等在学会杂志上发表的《消逝的细菌战部队》的报告中，查明在活性出血热研究中所使用的“猿”，实际上是用中国人进行人体模型实验。同年日本小说家森村诚一采访了31名原731部队的成员，写下了长篇报告《恶魔的饱食》。森村诚一查阅了731部队干部的询问资料等美军资料、哈巴罗夫斯克军事裁判的记录和原731部队干部的医学学术论文，将731部队的恶行作了详细描述，使731部队的存在成为世人皆知。（见《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极罪细菌战］》） 

和许多大陆读者一样，当年十来岁的我，也是通过《恶魔的饱食》汉文版，才知道了731部队的存在。 

中国民间旷日持久的对日本战争损害进行索赔，如果没有包括日本律师在内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在法律和资金上的大量无偿的援助，根本就无法进行，更别说取得局部的胜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授Joshua. A. Fogel在《Iris Chang描写的南京事件的误认和偏见》猛批《南京暴行》：张纯如对有关研究的“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不仅对日本严肃学者是“重大打击”，也给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右翼以反攻的口实。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在国际学术界成为笑话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不论毛泽东、江青，还是历史上的罪恶，书写时受强烈的个人情绪支配，必然影响作品的可信度，降低整个作品的学术品位。

林思云

林思云在网上素有“四大汉奸”之一的名声，看了他的一些作品，觉得不过是在普及历史常识，介绍一些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学术无禁区，错了并不要紧，关键是要有自由发表和讨论的空间，思想的提升惟有让思想自由地交流和撞击。粪青被愚弄得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资料阅读范围、来源都很狭窄、单一，认定林思云就是汉奸也很自然，如同长期身处黑暗的人，会因为不期而至的光明变得更加盲目。粪青甚至骂溥仪是汉奸，人家是满族人唉！

《真实的汪精卫》引起巨大争议，当然不是因为它充分再现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和抵制蒋介石搞独裁的光荣历史，而是自称“只要能救民于水火，决心跳火坑”的汪精卫发表艳电，在林思云先生看来是一种比抗日还要有勇气的曲线爱国行为： 

“主和的汪精卫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於一个高官来说，做少数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主战派高官们号召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什麽生命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热主义者暗杀的生命危险。” 

首先，我要对一个华裔学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一个国共双方都认定是汉奸的人物打抱不平表示钦佩。鲁迅先生说：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林思云能够以全新的角度考察、解释汪精卫的行为及其后果，成一家之言，令人耳目一新，错与对尚在其次。学术自由，没有什么不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讨论。 

杨念群评价华人史学者：“某个题目的选择背后都有一种理论预设作支撑。但作者对这些理论预设的遵循不是根据其与历史本然状态自然契合后的一种选择，而是削足适履地使鲜活的历史场景服从于一个个预先设计的问题意识，结果据此剪裁拼贴出来的历史图景之单调无趣可想而知。问题意识的设计恰恰不是显示中国历史中人物活动的动态表现，而是某种即定成型的理论模式的反复上演。” 

简而言之，就是作者预设立场，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精挑细选适合自己胃口的，经过处理后装进预先设计好的概念性盒子里，也不管是否合理、公正、公平，可信度有多大。（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