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桃花源”是中国的“乌托邦”，较之莫尔的“乌托邦”早了许多年。我曾经读过一本“乌托邦”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这本书描写的理想生活，像梦境一样美好，然而却无法实现。欧文曾经投资办过一个厂，采取“乌托邦”的管理方式，试验结果遭到失败。

中国古代对人性善恶有过激烈的争论，“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儒家的看法，法家却相反，主张“性恶论”，因此强调严刑峻法。法家理论在秦始皇时代得到应用，结果不得人心，统一中国12年后，便发生陈胜、吴广起义，反抗的烈火很快便吞噬了秦政权。因为儒家主张“性善论”，与佛家不谋而合，所以采取的治国方略，主要是“德主刑辅”，从而使中国长期以来浸润于儒家伦理思想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明理学采用外推法，将伦理置于基础地位，“修身”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历代统治者无不强调。

物极必反。因为宋明理学对儒家伦理的过度强调，“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生死事小，失节事大”，结果导致社会的普遍反感，于是不断兴起反传统的浪潮，结果导致了赖以维系社会的理论基础的动摇。这种情形，越演越烈，结果导致了信仰缺失。

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经济人”。“经济人”非经纪人，是指富有经济头脑，一切行为以利益为取向的社会人。从经济发展角度，“经济人”大量涌现无疑是经济的福音，然而“经济人”的问题在于，除了经济利益外，其他很少考虑。

为什么会存在“为富不仁”的现象？“仁”在孔子那里，包含有“仁者爱人”的意思，也就是有爱心。“经济人”唯利是图，缺乏爱心，所以“为富不仁”也就在所不免。如何才能做到“既富且仁”？需要借鉴传统的“德治”，在“以法治国”的同时，提倡“以德治国”。

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是“工具理性”或“工具主义”，某种程度也是通常所讲的“实用主义”。不过此处的“实用主义”非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而是一般贬义用法的“实用主义”。意指将别人当做自己达到某种目的，或者追求某种利益的工具，只重视使用价值。“经济人”是具有“工具理性”的社会人，生活中处处可以见到这种人的身影。这种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索列尔就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总是喜欢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对被利用者毫无怜悯之情，就像对待一件用过的脏抹布一样，用过即扔。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人性”。在我看来，“人性”的诞生，既有生物基因起作用，更与后天教化有关系。社会伦理之不可或缺，是因其对“人性”的培养有重要作用。人之为善，“人性”起的作用莫大焉。

人之与动物相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与动物的社会性完全不同，人的社会性包括了深刻的思想性，人是有深刻的思想的，故称之为万物之灵。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受本能的支配，而是受到思想的指导、引导。因此，人与受本能支配的动物有本质的区别。《人的现代化》一书对“现代人”有明确定义，从“经济人”到“现代人”的发展，最根本的是从“工具理性”向“人文主义”跨跃。欧洲“文艺复兴”对“人文主义”的高扬，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至远至深。中国也需要自己的“文艺复兴”，也需要“人文主义”的滋养。

我读中国的“四大名著”，虽然认为有水平，但总感觉缺少“人性”的光芒。无论“水浒”、“三国”、“西游”，感觉总是杀人如麻，冷酷无情。即使“红楼”，大多数人物的灵魂，也始终麻木不仁。是否因为缺失了“人文主义”而致此呢？百思不得其解，颇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