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計 擒賊擒王 ——縛鷹犬五酋低頭 原文：摧其堅，奪其魁，以解其體。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解說：擒賊擒王，語出詩聖杜甫《前出塞》，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俗話說：“人無頭不走，鳥無頭不飛”。首領是一個組織的主腦，起着引導、協調和凝聚的作用。一旦失去了首領，組織就會群龍無首，亂成一團。所以，瓦解一個組織，首要的一條是擒其魁首。 在毛澤東號召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初，不知就裡的劉少奇完全延續中共當年反右的套路，也是沿着毛澤東的思路，先引蛇出洞，再痛下殺手，短短幾天的時間，僅在首都二十四所高等院校就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劉少奇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時也是這一罪惡歷史最主要的製造者之一。誰成想，毛澤東似乎完全忘記了幾年前的所作所為，公然指責劉少奇“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在毛澤東的淫威下，以吹捧和神化毛澤東起家的劉少奇，只得步步退縮。 為了打倒這位日漸做大的戰友劉少奇，毛澤東可謂是殫精竭慮。先以各種罪名拿下彭真、楊尚昆、羅瑞卿，打掉了劉少奇在黨和軍隊的代理人，然後，又不斷釋放煙幕，麻痹劉少奇，讓這位曾經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白區領袖直到大禍臨頭都毫無反應。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在中央的排名已經從第二位降為第八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實際上劉少奇至此已毫無還手之力，只得任人宰割了。 在毛澤東決心打倒劉少奇之後，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如何徹底根除他的社會基礎。毛澤東知道，儘管他只用一個小手指就能打倒劉少奇，然而，卻無法真正消除他的政治影響。之所以在劉少奇已經完全失去權力的情況下，還要對他進行深入持久的大批判，其中一個原因是要打倒更多的人，解決他的全部基幹力量。顯然，通過傳統的政治鬥爭的方式，是不能夠徹底解決劉少奇的政治基礎的。此外，毛澤東不僅要從政治上打倒對手，而且要從精神上打垮，從名譽上毀掉。痛打落水狗，不僅要讓敵手沒有地位，更要讓敵人沒有尊嚴，“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毛澤東語），所謂“鬥倒”“斗臭”是也。毛澤東從領導湖南農民運動一直到土改、到反右，無一不是如此對待政治上被打倒的對象，這是他一貫的思路和做法。然而，由黨的各級組織去實現這樣的目標顯然不恰當，紅衛兵的出現恰好符合了毛澤東的期待。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誕生之初，毛澤東便親自寫信給他們，對這些紅衛兵小將的革命行動表示熱烈支持。這批由中共領袖和高乾子弟組成的“老紅衛兵”真正繼承了中共殘暴和反智的基因，在社會上針對紅朝各種賤民大開殺戒，到處焚毀文物古蹟；在學校中殘害教師和同學，其殘暴和血腥程度遠甚於納粹衝鋒隊。只是在毛澤東的殺威棒明顯指向他們的父母之後，他們開始憤憤不平，然而，在中共國家暴力的打擊之下便迅速土崩瓦解了。取代他們的便是以紅衛兵五大領袖為代表的北京高校的紅衛兵，他們成為毛澤東清除黨內異己的急先鋒。 以紅衛兵和造反派為主體的文革“群眾運動”無疑是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屢屢得勢並且成功的一大“法寶”。毛澤東歷來喜歡借鬼打鬼，毫不誇張地說，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就沒有紅衛兵。同樣，沒有紅衛兵運動，就沒有毛澤東的文革。從已經公開的眾多史料中可以看到，紅衛兵五大領袖的發跡和崛起完全是和毛主席、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一手支持和扶植分不開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得到了康生夫人的直接授意，並且得到了毛澤東的大舉讚揚，稱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並親自寫了批語。 直接受到劉少奇、王光美打壓的一號學生反革命蒯大富更是受到周恩來的特殊禮遇，堂堂總理竟然屈駕清華聽之徹夜控訴，隨後被毛澤東指名參加北京市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劍指劉少奇後，蒯大富理所當然地成了英雄人物，與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共同成為毛澤東譽為“紅衛兵五大領袖”的顯赫人物。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人參加的“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毛澤東身着軍裝表示了他準備戰鬥的決心，並以此鼓勵紅衛兵造反。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接見了以聶元梓為首的北京大學四十名師生代表，同時接受了師大附屬女中宋彬彬的紅衛兵袖章，並對宋彬彬也是對所有的紅衛兵說“要武嘛”。從這天起，紅衛兵運動開始大規模地席捲全中國，到處腥風血雨。此後，毛澤東還先後八次接見紅衛兵，“八·一八”被紅衛兵看成最偉大的紀念日。 在精神上摧殘、名譽上搞臭政敵方面，紅衛兵為毛澤東立下了汗馬功勞：聶元梓到中南海外“揪劉火線”鼓勵北京高校的紅衛兵，勒令劉少奇寫檢查，低頭認罪，接受批鬥；蒯大富組織三十多萬人大會批鬥王光美，彭真、薄一波等人被押來陪斗；韓愛晶和王大賓組織批鬥了彭德懷、張聞天；譚厚蘭率領北京的紅衛兵砸毀了連日本侵略者都不敢動的民族聖地孔廟。必須指出的是，這些絕非紅衛兵的自發行動，它們都得到了當時中共最高層的明確批准和授意，完全是毛澤東假紅衛兵之手，以群眾的名義行摧殘、侮辱政敵和毀滅文化。在打垮那些走資派的精神和尊嚴上，這些紅衛兵領袖們幹了毛澤東想干而不方便干的壞事，獲得了毛澤東的賞識。不過，和那些八旗子弟組成的“老紅衛兵”們相比，紅衛兵五大領袖少了一點匪性，多了一點奴性，少了一點霸氣，多了一點怨氣。 然而，當毛澤東初步實現了他的政治目標——剷除了劉少奇以及他的社會基礎之後，紅衛兵卻一直沿着既往的軌道前行，依然我行我素。一向嗜權如命的毛澤東極為擔心全國性組織的出現，絕對不能容忍在文革不同地區、不同單位或不同部門搞橫向聯繫，搞什麼“全國時事形勢討論會”之類的串聯會，“無產階級司令部”絕不容許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游離於該“司令部”控制之外的可能發生。然而，當大大小小的學生領袖們由於某種政治權力在握而享盡風光時，便有些忘乎所以，甚至是為了爭權奪利大打出手。 紅衛兵的種種逆行以及紅衛兵之間不斷的派性武鬥給了毛澤東打擊紅衛兵的口實。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三萬多北京工人和八三四一部隊的官兵突然衝進清華大學，強行帶走前去阻擋和辯論的學生，不知就裡的紅衛兵組織進行了抵抗，造成了五名工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的重大流血事件。蹊蹺的是，身為北京革委會常委的蒯大富竟然完全都不知道數萬工人和解放軍進駐清華是毛澤東和中央的決定，甚至還以為是什麼黑後台派軍隊和工人來鎮壓紅衛兵，結果造成清華紅衛兵抗拒和殺害工宣隊的事實。如此大規模行動能夠做到這樣的保密性以及實施的突然性顯然是值得仔細品味的，僅僅用毛澤東安排不周來解釋這場誤會似乎難以服人。 毛澤東終於走向前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點半到八點半，在林彪、周恩來、江青、陳伯達等人的陪同下，親自召見紅衛兵五大領袖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蒯大富在三個小時後才得知消息趕來。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他們：現在是輪到你們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是包圍起來，就要打圍剿，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雖然召見的錄音一直沒有公布，可以肯定的是，在召見他們之前，毛澤東一定統一了中央文武兩幫的意見，並且表達了對紅衛兵領袖們的否定態度。所以，才會有林彪、陳伯達、姚文元等人在毛澤東面前對紅衛兵領袖們的嚴厲批評。毛澤東在召見中幾次替蒯大富等人的回護，其實不過是讓別人扮黑臉他扮演紅臉的把戲而已。“而毛主席不要我們了的感覺，恐怕在現場的幾位紅衛兵領袖，都會有同感。”（聶元梓回憶錄 第十八章）聶元梓的話，也道出了他們對毛澤東的認識。 特別是謝富治事後整理要公開發表的正式文告時，一再要求五大領袖要把此次召見中（毛主席的話）對自己有利的內容先壓下來、把批評的部分先傳達，這樣的做法顯然有明確的目的。顯而易見，對於這些紅衛兵領袖們而言，他們全部的合法性資源完全來源於毛澤東認可，對外公布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可以說是徹底斷送了他們的政治生命。而五大領袖的垮台，對於整個紅衛兵的前途則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從此紅衛兵便名存實亡，徹底走向末路，稱這一天為“紅衛兵的忌日”並不為過。 毛澤東使用了許多不是鎮壓的鎮壓手段來對付紅衛兵，在限制、打壓學生的過程中，曾經公開反對向學校派駐工作組的毛澤東，卻派出了更大規模的工作組——“軍宣隊”和“工宣隊”。再後來，這批曾經對現實不滿和青春狂躁的年輕人在為毛澤東立下汗馬功勞之後，被半強迫、半勸誘地離開城市，來到偏遠農村或者不毛之地，開始了多年的流放生涯。 聶元梓，一九六九年底被發配到江西的一個農場勞動，實際上已經作為戴罪之身被監管，一九七一年初被正式隔離審查。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就被流放到寧夏，一九七○年被正式隔離審查。譚厚蘭一九七○年被正式隔離審查。韓愛晶一九七一年被正式隔離審查。王大賓一九七一年被正式隔離審查。針對擁有巨大聲望的紅衛兵五大領袖的這些鎮壓措施，都是在毛澤東權勢如日中天之時實施的，不可能沒有經過毛澤東的批准，聶元梓在其回憶錄中對此有非常肯定的紀述（《聶元梓回憶錄》 第十八章）。 當然，毛澤東既要剷除那些在文革中立下汗馬功勞的紅衛兵，又要維護自己在文革中的正確形象，因而採取了偷梁換柱的手法。在外表上暫時不公開否定這些紅衛兵的領袖人物，然而，從實際上將他們徹底排斥出政治舞台，軟禁或者流放到遠離京畿的偏遠之地，聶元梓就是在人身自由都喪失的情況下依然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來充點門面的（魯豫有約 聶元梓）。可笑的是，這些大學生領袖被從校園逐出後，取而代之管理中國最高學府的竟然是僅僅粗通文墨的八三四一部隊的副宣傳科長遲群以及技校畢業生毛澤東的機要員謝靜宜。 按照中共的標準，紅衛兵五大領袖無一不是根紅苗正的優秀人物，他們以及大批紅衛兵在文革運動中表現出的暴力、反智、奴性完全是沿着中共的思維和行為模式的軌道運行的結果，與中共在歷史上的所作所為並無二致。實際上，紅衛兵幹過的一切壞事，共產黨在當政之前以及當政之後對敵、對友都曾經幹過。紅衛兵在文革中犯下的一切罪惡，都是在毛澤東的支持和默許下進行的，無疑是毛澤東對民族犯罪的一部分，正如毛澤東本人在召見五大領袖時所言：我是罪魁禍首，罪責難逃啊！（韓愛晶：1968年7月7日毛主席召見五個半小時的談話記錄） 卸磨殺驢，鳥盡弓藏，是獨夫民賊的必然邏輯。每一個被毛澤東利用完的對象，用完後總要被毛澤東收拾掉，從張聞天、王稼祥到劉少奇、林彪無不如此。然而，毛澤東總是要找到他人負我的理由，而不讓人們認為是我負他人。既要兔死狗烹，又不讓兔死狐悲，這是毛澤東老奸巨猾、老謀深算的地方，這也是總有人被拋出來，總還有人替毛澤東充當打手的重要原因，這或許也是一些人被毛澤東拋棄後一直痴心不改的原因。 妖自身出，收放自如。毛澤東深知紅衛兵五大領袖的弱點，巧施擒賊擒王計，談笑間便徹底瓦解了紅衛兵這群烏合之眾。不過，在文革這場中國歷史上最殘酷的浩劫中扮演了衝鋒隊角色的紅衛兵，將會和毛澤東一起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作者聲明：《毛澤東三十六計》系列文章保留版權，請勿轉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