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伟人的时代――江胡政治解析 索额图 邓伟人去后，中国进入平庸政治时代。 伟人的思想是常人不可预见的。平庸政治是常人可以理解和预见的政治。 过去的百年里，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人辈出的时代。蒋介石在枪口之上建立起一个至少形式上统一的中国，使中国得以开始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他是当之无愧的伟人。毛泽东等一代伟人们创建了一个亘古未有的穷人政权，中国的普通民众千年来第一次尝到做社会主人的滋味，这是只有伟人才能成就的事业。比较起来，邓小平的事业并不那么惊天动地。他运用智慧和毅力使这个庞大的民族转变了思想观念，解开了羁绊中国人自由和创造力的绳索。在这发生之前，中国人已经浑然不觉自己行将就木。在社会主义世界里，这一转变，就像当年毛泽东让全体中国人相信共产主义就在明天一样的不可思议。这是邓小平的真正伟大之处。邓小平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让世界霸权者们大大松了一口气，明白中国不再是一股危险的力量，不再会成为他们的直接威胁，他们无比激动地接纳了这位中国人。直到现在，邓小平大概仍然是西方人心中最可爱的人。 政治是伟人们活动的舞台，是伟人们挥使的工具，是伟人们实现理想的途径，是伟人们展现智慧的方式。在伟人时代，政治是跟着伟人走的。但伟人们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他们总是把政治变革的重任留给下一代，使得后伟人社会步履沉重又艰难。伟人走后的时代，中国变得轻浮和焦躁不安，问题都浮出了水面。人们开始挑战从前的正确和神圣，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谁能解决中国的就业和贫困问题？谁能将中国的经济引向健康和持久发展之路？谁能根除腐败的毒瘤？谁能保证中国不再发生革命？谁能让中国扬眉吐气，过上民主生活？这些都是艰难困苦、有可能使政权翻船、国家分裂的惊险事业，需要关云长刮骨疗毒的英雄气概、集前辈伟人的超级智慧才有可能办得到的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一代领导人办得到吗？先不忙给出我的结论，剖析一下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答案也许自然就明了了。 中国政权中的政治斗争从来就没有平息过，不管是在明君时代，还是在暴政时期，剧烈程度没什么差别，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政治斗争的目的和方式几乎没有异样，不管是什么理论指引，不管是什么党派领导，最终都要演化成争权夺利，共同的特点是黑暗、残酷和泯灭人性。为民请命的政治家少之又少，而且几乎此类人物都没有好下场，最终都成了斗争的牺牲品。虽然也有正当和非正当之分，但在专制政权的政治舞台上进入角逐的双方是分不出谁一定对、谁一定错的，因为政治谷物的正确与错误只有放在历史长江中才有可能看得清楚，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给专制政治制定一套标准评估体系。 西方政治是利益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战线是分明的，派别是清楚的，是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中国的政治，虽然利益争夺也在其中，但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欺骗、倾轧或复仇式的攻击，即使利益相同，也会自相残杀，政治斗争的结局遵循动物规则，很难预见。自私和独占，是中国政治斗争的特点。这就注定玩中国政治的，只能是少数几个人，百姓除了纳粮和做枪头之外，和中国政治没什么关系。所以，所谓中国的政治和西方的政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中国政治斗争的另一个特点是缺乏人性。和西方政治家相比，中国的政治家最缺的是绅士风度，因而斗争双方一旦交手就没有收手的时候，败了仍图卷土重来，胜了一定把对方置于死地。在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和黑社会差不多。 百年来，中国社会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政权分立状态中度过的，但一朝同天、核心两立、政出二门、中外瞠目的现状，前所未有。这种局面尖锐化的结果必然是政变。作为常人，我们不知其后果对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影响，但我们担心，担心中国犯病，担心中国的前途。 中国政治的动向，取决于核心人物的思维。要了解中国的政治，必先摸透政治核心人物的思想。江泽民心里想什么，已经昭然若揭了。胡锦涛心里想什么？这是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中国人都想知道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逐渐分离，经济可以按照自己的轨道去发展，政治对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在大部分时期是正面的，积极的。今天中国政权中的政治斗争与以往不同的是，不管政治斗争多么激烈，政治因素不再可能使经济停滞或出轨，因而政治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负面影响力较以往时代要小得多。腐败是可怕的。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哪里都有，哪种制度下都有。它对政权构成的危害远大于经济。虽然腐败恶化政权统治，毒害经济肌体，但在某些政府、某些地方、某些人物看来，腐败常常又是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里不能没有腐败。 中国经济转型以来，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以往的主义和精神被抛弃，道德信仰、公平观念被商品经济打破，国民在新的经济社会形势下产生不适应、不舒服的感觉。产业者为掘得大财、迅速致富而不安，失业者和贫困者因生存艰难而感觉愤愤不平，工薪阶层为社会的种种不平现象而不满，人们从昔日追求虚幻但相对平静的心态中被骤然推向孤立无援、前途莫测的境地。政权阶层在这种形势下并没有采取措施预以修补或着力创建新的价值观念和标准，在经济和心理上引导国民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指引普通民众走向可以承受或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的生活或经济目标。更为严重的是，民众和社会的这种不安、不满、不平的情绪没有适当的途径得以表达，逐渐演变成普遍的对政权的不信任和对国家、对社会的未来失去信心，我们可以称之为民心危机。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包括党员和官员，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腐败正是在这种心态驱使下迅速加剧和恶化，只要有条件，几乎无人不腐败。中国总是出人意料的政治形势在不断激化着腐败，剥蚀着民心。当今民心危机已经表面化，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成为现政权面临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挑战，直接威胁政权的生存。所以，民心问题是现阶段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 胡锦涛上任伊始即打亲民牌，可见他对中国现时社会问题的认识程度是深刻的，他号中了中国社会的脉。严格说来，毛泽东在建国以后与对手的历次斗争中，使他取胜的重要保证是民心。毛泽东不单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赢得了大部分政府高级官员的支持，虽然其中许多人知道谁对谁错，但他们仍然违心地站在了毛的一边，使彭德怀和刘少奇成了握着真理的少数，最终遭到惨败。但是毕竟毛泽东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军权和党权，他的胜利不论以多高的代价实现，都是有保障的，而胡锦涛却没有这样的权力，所以他不能像毛泽东一样挞伐自如。在获得中国政治斗争取胜的保证条件――绝对权力――之前，民心是他可用的最大的政治资本。平服民心是胡锦涛获得最高权力和取得最后胜利的必由之路。这不仅仅是指他个人实现形式上的党军一肩挑的政治目标。 当民心为政治斗争的一方所用的时候，另一方的处境是不妙的。民心是由小到大的一团火，它无时无刻不在烧烤着对手的屁股；民心是一把利剑，它可以保护自己，必要时也可以用它来直接杀死对方。 专制政权的倒台往往起因于失掉民心，但在技术层面上解释，专制政权由于泯灭人性，极端自私，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会近而远之，或者许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宁愿看着专制者因疯狂和无知而走向悬崖。不善运用民心，不能网罗天下英才为其所用，这是专制政权垮台的直接原因。争取民心，是政治斗争的最高目标；笼络人材，是政治斗争的最重要手段。中国政权中的斗争各方都明白，民心对他们同样重要，关键是看谁能用得上、用得了、用得好。他们同样都明白，双方各有优缺。扬长避短是双方必然的策略选择。基于如是考虑，胡锦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如何打算，我们可以猜得出来。 反腐败已经成为中共政权性命攸关的大事，是目前当政者不敢不承认、不能不做的事情。但反腐败就像让一个人把饮食和排泄物一起消化掉一样难，谈何容易？！为了获得全国百姓的拥护而全力反腐败，结果得罪了多多的官员，等于失去了官僚系统的“民心”。对胡锦涛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他必须得到两颗心――民心和官心，才算得到了真正有用的民心。为此，他必须小心调度。他必须让人们认识到他是大力反腐的。但同时，得罪人的事自己不能全包下来。对于和自己的政治对手干系不大的边远地方的贪官，他可以放手去反，这是他争取民心所必须做的，是他树立新形象的有限手段之一。但如果该贪官是和政治对手一个战壕的，应让他的老上级、老领导做决定、拿主意，办与不办，随他去，反正已经交由您老人家审批了。如果您顶着风不办，全国人民不会骂我，如果您壮士断腕，全国人民认为这是应该的。这样想来，我愁什么，怕什么，您能一直反下去吗？您又能一直庇护下去吗？走着瞧就是了。当上交到江办的问题和问题官员积攒太多、多到“问题包围核心”的时候，也就是胡锦涛改变政治格局的时候。这是“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新形势下的运用。这就是胡锦涛的民心策略。 这是英明的策略吗？常人能想得到的，就不算英明了。这是政治家的高明，这是政治家的本事，这是政治家的人格，这是政治家的处世之道、立身之本。中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枉屈悲惨的故事，都有国家利益被出卖和损害的事件出现，有许多的事业需要团结一致、殚精竭诚、只争朝夕去做，但在政治家的眼里，这样的事件越多，越有利于政治态势的转变，有利于蓄势后发，必要的时候，只须将一切罪过归咎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就可以了。政治家的基本信条是，在任何形势下保证自己屹立不倒，还要笑到最后！蒋毛邓诸伟人一生的政治生涯波澜迭宕、险象环立、死里逃生，却未见有人选择放弃原则或改变个性、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的乌龟生活，因为这是心存天下、志在高远、顶天立地之大丈夫所不耻的行为。今天，乌龟术已经妇孺皆知，几乎成为中华民族的最高生存法则。为了活着，有什么不对吗？没错！都是人吗！ 当全国人民不听话的时候，说明政权已经太不像话了，换人通常是政权继续维持的必要手段。中国当前的民心、民生、政权、金融等等问题，是长久以来积重难返、与经济和社会制度相关联的问题，绝不是在短时期内通过更换领导人就可以解决得了的。但在某些特定时期，更换领导人又是平服民心、解决暂时性危机的唯一选择，谁处在那个刀尖浪头上谁倒霉。胡锦涛既然已经号中了中国政治的脉，决定打民心牌，那么急于坐上那把交椅显然是不明智的。有人愿意在前面为自己挡风遮雨，船只超载的时候，第一个需要跳海的又不会是自己。如果自己一步到位，而自己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十足的把握一定坐得稳、干得好，缓行一步，把权力交由一个注定不可能“万岁”、愿意给自己当“托儿”的人代管，为自己制造一个防止政治（民心）动荡冲击的战略缓冲带，这是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等到某一日“托儿”发现自己被扶上了烤肉架，为时已晚！这是职业政治家的智慧，这是毛邓伟人之个性做不出来的事情。 “扶上马，送一程”，这是中共政权长期以来延续的传统方式，是降低风险、保持政治稳定的高明手段，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决不只是任何个人权欲膨胀的结果。向往绝对权力，幻想一步登天，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正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最明白这中道理和滋味的，在中国，只有一人。这就是胡锦涛为什么两次同意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的实际考虑。普通人，甚至退下来的前任政治家们，都为胡锦涛感觉不舒服，鸣不平，这实在是杞人忧天。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是退下来的大人物中的任何一位处在十六大时期江泽民的位置上，他的想法肯定会不一样，他会征引前朝做法，照样希望“扶上马，送一程”，明知要做烤肉也愿意，信不信？政治家和权力的关系是酒鬼和好酒的关系，只要喝起来，别人不把杯夺了去，是很难停口的。 在没有伟人的时代，政治家们的行为准则是使自己和前面的伟人一样。能否因此而变得伟大，他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这样做比较保险，政治对手除了不满意之外说不出什么来，而这样又可以最大程度在保护自己既得的各种利益。这是不占白不占的便宜，又何乐而不为呢？这样看来，江又何错之有呢？个人好恶！嫉妒！江心里可以这样认为。 ＳＡＲＳ期间盛传ＳＡＲＳ危机是胡锦涛、温家宝展示能力、崭露头脚的机会，江系人马怕染上病毒躲着不露面，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大丢分。其实这种说法是小孩子看戏，凑热闹！此类问题关系国本和政权，不论任何人主政都会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在这一点上双方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差别仅仅是双方领导人物对问题的认知判断能力和反应的快慢。这种说法的流行再次验证了一个问题，人们对旧领导充满厌恶，抓住一切机会毁损之；对新领导心怀热忱，寄予极高的期盼。但这不能代表和反映运行中的政治。我相信，扶正以来，胡锦涛从未与江泽民有过任何正面甚至侧面的冲突，他们看起来是关系很好的上下级，胡锦涛一直是面带微笑去见江泽民的。这种微笑看来是永久的。它可以是真诚的，至少是作晚辈的应有的姿态。他们分享同样的政治哲学，他们是同志，是一条船上的船长和大副，他们共同的任务是保证这条船不至沉没。“皇帝轮着坐，明天到我家”，他们有必要撕破脸皮吗？他们最大的不同也许仅仅是年龄吧！可以想见，这种微笑要一直挂下去，只要皇帝明天到我家。中共政权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其手中掌握的控制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巨大能力，也即有钱可使，有人可用，这也是任何专制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国的经济正在继续向前发展，政权面临的具体困难要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小得多。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财富的增加，有产利益阶层的不断扩大，形成对专制政权分权的格局和巨大压力；政府对经济社会和各种资源的控制能力正在被弱化、专制政治被社会、被人民推向边缘或呈边缘化趋势；这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政者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 民心问题和政权的生存问题，是任何一派都必须面对、都在设法解决的头等大事。从这一点上看，任何人都不能完全否定三个代表理论的意义。不管他与传统理论有多大的偏差或背叛，它的主要目的仍然是要调和现阶段中国社会出现的、现政权必须尽快解决的、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的。把他说成是江氏个人企图，而根本不考虑其产生的背景和客观需要，我隐约觉得，这中有政治炒作和刻意误导的味道。 毛泽东发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是首先让社会展开讨论，统一全民思想，然后让民众心甘情愿跟着走，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没有真理标准的全国大讨论唤起民众参与意识和实践改革的积极性，邓小平是不可能顺利推行他的经济改革主张的。我们不清楚三个代表理论产生的具体过程，但是其内在逻辑混乱、莫衷一是、不成熟，显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讨论。但这并不是引起三个代表理论在国内民众中哗然的根本原因。现政权在处理当前重大问题的时候与毛邓当年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现实正在与三个代表的理论背道而驰，贫富悬殊和腐败现状残酷地证明三个代表没有一个能够在现实中得到佐证。人民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对现政权诚信的怀疑，对三个代表的抵触仅仅是对政府不满的一种形式而已。政权努力的方向不是寻求与社会各阶层的合作和争取得到人民的普通理解和支持，而是以高压的方式从上到下推行“学习”，连讨论的余地也没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种理论无论出发点和本质多么好，都是注定不受欢迎的，因而也就不能寄希望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是决策层心智不足，面对压力张慌失措，又急功近利，给自己搅了局，也是某些大内聪明过头招致的结果。伟人去后的中国政治，就像贾府被抄了家一样。 比较起来，胡锦涛的亲民路线，一点儿都不新鲜、却十分讨人喜欢，只因来得正是时候。不论在任何国家，经济转型都是极其痛苦的，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合理的事情，在经济上、在产业者看来是不现实的。比较起来，三个代表的理论之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对中国未来的影响要远大于任何一项民生政策的实施。毕竟，中国不再可能走回头路了。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要振兴或领导这个庞大的经济和社会，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理论，一面旗帜。“新三民主义”是这样一面旗帜吗？ 在伟人活着的年代里，我们跟着伟人走。在失去伟人的时代，社会已经允许人们自由的思考和选择，但令人苦恼的是，我们肯定，我们走在路上，但我们看不见前面的路，我们无法判定我们走的路是对还是错，是通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失去伟人的时代，人们很彷徨。失去伟人的政治，是平庸的政治。 人民要生活，社会要进步，没有伟人，历史照样走。让社会以动荡和倾覆的代价、让大众以财产和血泪的代价去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仍然会存在下去。但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由一伙奉行平庸政治的职业政治家（姑且称之）执掌这条航向不明的大船，等来的结果，也许是触礁的悲惨，也许是到岸那一刻的激动和欢乐！他们也彷徨，但他们更焦躁。中国政治中从皇帝老儿那里遗传下来的自私独占的本质，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就像吗啡一样让人神迷，并间歇性地发狂。 在二零零Ｘ年，一场军事政变在酝酿，发动政变的人希望像一九七六年发生的那样。他们有绝对的把握成功，但是他们同时有个担心，政变成功之后，谁来出掌中国？难道还需要老人继续执掌政权吗？ 军队对于中国今天的政权和政治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倚军队军权自重、达到政治目的的人是在玩火。毛泽东和邓小平玩军权，是因为他们可以玩，有人听，军长以上的官员都是一起作战奋斗几十年的老部下，几位伟人的个人媚力和领袖能力把大多数将军们都折服了，即使自己把命搭上也愿意听他们的话，为他们效力。当年毛刘主席之争，其实幸亏毛上，否则军头们不服，不买刘少奇的账，刘少奇根本坐不稳。这种解释虽然粗俗，但符合常理。而如今，时代不同，人都在变，见风使舵是现代政治人的基本素质。军人心中除了想着提拔自己的领导之外还想着钱，死心塌地跟定一个人是不切实际的，不保险的，做事不留后路不是经过几十年政治风浪的中国人的风格。苏联８．１９政变中的军事行动败于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变上台的军人又被自己的部下推翻也因于此。如果你不像萨达姆一样年青力壮，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可能的反对力量全杀光，即使政变成功，得来的果实随着自己的老去，很快成了别人的嫁衣。今天的中国，对任何人，出路已经很多，不必一棵树上吊死。中国的政治家们，宁肯不当官、主动让位，也不会逼到对手派人来把自己给杀了，而把一辈子的“积蓄”缴没国库。中国传统文化留下来的生存术已经像伟哥一样让中国现代政治家们的生命充满活力，并且足够顽强。只要处心积虑，中国的大多数政治问题，用计谋是可以化解的。伟人去了，轮到聪明人施展智慧了。聪明人不会让事情走到这一步。 在二零零Ｘ年夏季的某一日，我们的国家有了一个不幸的关于健康方面的消息，于是我们的国家又“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二零零Ｘ年秋季的某一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火山终于爆发了，问题委员们在众人面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被迫请辞。胡总书记当即批准，并立即提名若干位侯补委员加入政治局。政治局连夜召开会议，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一系列重大决议，人们期待的剧变就这样简单地发生了，过去了。那永久的微笑不见了。但谁又能想像，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又一个轮回、还是新时代的来临呢？ 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迈开步，向前走，一直向前走，走出平庸，走向平稳？！ 索额图于北美 二零零三年九月廿一日初稿 二零零三年九月廿五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