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偉人的時代――江胡政治解析 索額圖 鄧偉人去後，中國進入平庸政治時代。 偉人的思想是常人不可預見的。平庸政治是常人可以理解和預見的政治。 過去的百年裡，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偉人輩出的時代。蔣介石在槍口之上建立起一個至少形式上統一的中國，使中國得以開始走向現代社會的進程，他是當之無愧的偉人。毛澤東等一代偉人們創建了一個亙古未有的窮人政權，中國的普通民眾千年來第一次嘗到做社會主人的滋味，這是只有偉人才能成就的事業。比較起來，鄧小平的事業並不那麼驚天動地。他運用智慧和毅力使這個龐大的民族轉變了思想觀念，解開了羈絆中國人自由和創造力的繩索。在這發生之前，中國人已經渾然不覺自己行將就木。在社會主義世界裡，這一轉變，就像當年毛澤東讓全體中國人相信共產主義就在明天一樣的不可思議。這是鄧小平的真正偉大之處。鄧小平對世界和平的貢獻也是巨大的。他讓世界霸權者們大大鬆了一口氣，明白中國不再是一股危險的力量，不再會成為他們的直接威脅，他們無比激動地接納了這位中國人。直到現在，鄧小平大概仍然是西方人心中最可愛的人。 政治是偉人們活動的舞台，是偉人們揮使的工具，是偉人們實現理想的途徑，是偉人們展現智慧的方式。在偉人時代，政治是跟着偉人走的。但偉人們有一個不好的習慣，他們總是把政治變革的重任留給下一代，使得後偉人社會步履沉重又艱難。偉人走後的時代，中國變得輕浮和焦躁不安，問題都浮出了水面。人們開始挑戰從前的正確和神聖，政權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誰能解決中國的就業和貧困問題？誰能將中國的經濟引向健康和持久發展之路？誰能根除腐敗的毒瘤？誰能保證中國不再發生革命？誰能讓中國揚眉吐氣，過上民主生活？這些都是艱難困苦、有可能使政權翻船、國家分裂的驚險事業，需要關雲長刮骨療毒的英雄氣概、集前輩偉人的超級智慧才有可能辦得到的驚天動地的偉業！這一代領導人辦得到嗎？先不忙給出我的結論，剖析一下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答案也許自然就明了了。 中國政權中的政治鬥爭從來就沒有平息過，不管是在明君時代，還是在暴政時期，劇烈程度沒什麼差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政治鬥爭的目的和方式幾乎沒有異樣，不管是什麼理論指引，不管是什麼黨派領導，最終都要演化成爭權奪利，共同的特點是黑暗、殘酷和泯滅人性。為民請命的政治家少之又少，而且幾乎此類人物都沒有好下場，最終都成了鬥爭的犧牲品。雖然也有正當和非正當之分，但在專制政權的政治舞台上進入角逐的雙方是分不出誰一定對、誰一定錯的，因為政治穀物的正確與錯誤只有放在歷史長江中才有可能看得清楚，因為這個世界沒有給專制政治制定一套標準評估體系。 西方政治是利益和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戰線是分明的，派別是清楚的，是結果是可以預見的。中國的政治，雖然利益爭奪也在其中，但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欺騙、傾軋或復仇式的攻擊，即使利益相同，也會自相殘殺，政治鬥爭的結局遵循動物規則，很難預見。自私和獨占，是中國政治鬥爭的特點。這就註定玩中國政治的，只能是少數幾個人，百姓除了納糧和做槍頭之外，和中國政治沒什麼關係。所以，所謂中國的政治和西方的政治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事。 中國政治鬥爭的另一個特點是缺乏人性。和西方政治家相比，中國的政治家最缺的是紳士風度，因而鬥爭雙方一旦交手就沒有收手的時候，敗了仍圖卷土重來，勝了一定把對方置於死地。在這一意義上講，中國的政治和黑社會差不多。 百年來，中國社會有一半的時間是在政權分立狀態中度過的，但一朝同天、核心兩立、政出二門、中外瞠目的現狀，前所未有。這種局面尖銳化的結果必然是政變。作為常人，我們不知其後果對我們自己到底有什麼影響，但我們擔心，擔心中國犯病，擔心中國的前途。 中國政治的動向，取決於核心人物的思維。要了解中國的政治，必先摸透政治核心人物的思想。江澤民心裡想什麼，已經昭然若揭了。胡錦濤心裡想什麼？這是所有關心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中國人都想知道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逐漸分離，經濟可以按照自己的軌道去發展，政治對經濟的作用和影響在大部分時期是正面的，積極的。今天中國政權中的政治鬥爭與以往不同的是，不管政治鬥爭多麼激烈，政治因素不再可能使經濟停滯或出軌，因而政治對社會和經濟生活的負面影響力較以往時代要小得多。腐敗是可怕的。它是一種社會現象，哪裡都有，哪種制度下都有。它對政權構成的危害遠大於經濟。雖然腐敗惡化政權統治，毒害經濟肌體，但在某些政府、某些地方、某些人物看來，腐敗常常又是促進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他們的思想和生活里不能沒有腐敗。 中國經濟轉型以來，社會的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以往的主義和精神被拋棄，道德信仰、公平觀念被商品經濟打破，國民在新的經濟社會形勢下產生不適應、不舒服的感覺。產業者為掘得大財、迅速致富而不安，失業者和貧困者因生存艱難而感覺憤憤不平，工薪階層為社會的種種不平現象而不滿，人們從昔日追求虛幻但相對平靜的心態中被驟然推向孤立無援、前途莫測的境地。政權階層在這種形勢下並沒有採取措施預以修補或着力創建新的價值觀念和標準，在經濟和心理上引導國民適應新的生活方式，指引普通民眾走向可以承受或可以通過努力達到的生活或經濟目標。更為嚴重的是，民眾和社會的這種不安、不滿、不平的情緒沒有適當的途徑得以表達，逐漸演變成普遍的對政權的不信任和對國家、對社會的未來失去信心，我們可以稱之為民心危機。這種現象廣泛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中，包括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包括黨員和官員，九十年代以來的社會腐敗正是在這種心態驅使下迅速加劇和惡化，只要有條件，幾乎無人不腐敗。中國總是出人意料的政治形勢在不斷激化着腐敗，剝蝕着民心。當今民心危機已經表面化，成為一個現實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成為現政權面臨的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挑戰，直接威脅政權的生存。所以，民心問題是現階段中國的主要社會問題。 胡錦濤上任伊始即打親民牌，可見他對中國現時社會問題的認識程度是深刻的，他號中了中國社會的脈。嚴格說來，毛澤東在建國以後與對手的歷次鬥爭中，使他取勝的重要保證是民心。毛澤東不單獲得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也贏得了大部分政府高級官員的支持，雖然其中許多人知道誰對誰錯，但他們仍然違心地站在了毛的一邊，使彭德懷和劉少奇成了握着真理的少數，最終遭到慘敗。但是畢竟毛澤東手中握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軍權和黨權，他的勝利不論以多高的代價實現，都是有保障的，而胡錦濤卻沒有這樣的權力，所以他不能像毛澤東一樣撻伐自如。在獲得中國政治鬥爭取勝的保證條件――絕對權力――之前，民心是他可用的最大的政治資本。平服民心是胡錦濤獲得最高權力和取得最後勝利的必由之路。這不僅僅是指他個人實現形式上的黨軍一肩挑的政治目標。 當民心為政治鬥爭的一方所用的時候，另一方的處境是不妙的。民心是由小到大的一團火，它無時無刻不在燒烤着對手的屁股；民心是一把利劍，它可以保護自己，必要時也可以用它來直接殺死對方。 專制政權的倒台往往起因於失掉民心，但在技術層面上解釋，專制政權由於泯滅人性，極端自私，有能力、有智慧的人會近而遠之，或者許庶進曹營，一言不發，寧願看着專制者因瘋狂和無知而走向懸崖。不善運用民心，不能網羅天下英才為其所用，這是專制政權垮台的直接原因。爭取民心，是政治鬥爭的最高目標；籠絡人材，是政治鬥爭的最重要手段。中國政權中的鬥爭各方都明白，民心對他們同樣重要，關鍵是看誰能用得上、用得了、用得好。他們同樣都明白，雙方各有優缺。揚長避短是雙方必然的策略選擇。基於如是考慮，胡錦濤在這場政治鬥爭中如何打算，我們可以猜得出來。 反腐敗已經成為中共政權性命攸關的大事，是目前當政者不敢不承認、不能不做的事情。但反腐敗就像讓一個人把飲食和排泄物一起消化掉一樣難，談何容易？！為了獲得全國百姓的擁護而全力反腐敗，結果得罪了多多的官員，等於失去了官僚系統的“民心”。對胡錦濤來說，這是得不償失的。他必須得到兩顆心――民心和官心，才算得到了真正有用的民心。為此，他必須小心調度。他必須讓人們認識到他是大力反腐的。但同時，得罪人的事自己不能全包下來。對於和自己的政治對手干係不大的邊遠地方的貪官，他可以放手去反，這是他爭取民心所必須做的，是他樹立新形象的有限手段之一。但如果該貪官是和政治對手一個戰壕的，應讓他的老上級、老領導做決定、拿主意，辦與不辦，隨他去，反正已經交由您老人家審批了。如果您頂着風不辦，全國人民不會罵我，如果您壯士斷腕，全國人民認為這是應該的。這樣想來，我愁什麼，怕什麼，您能一直反下去嗎？您又能一直庇護下去嗎？走着瞧就是了。當上交到江辦的問題和問題官員積攢太多、多到“問題包圍核心”的時候，也就是胡錦濤改變政治格局的時候。這是“農村包圍城市”戰略在新形勢下的運用。這就是胡錦濤的民心策略。 這是英明的策略嗎？常人能想得到的，就不算英明了。這是政治家的高明，這是政治家的本事，這是政治家的人格，這是政治家的處世之道、立身之本。中國，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着枉屈悲慘的故事，都有國家利益被出賣和損害的事件出現，有許多的事業需要團結一致、殫精竭誠、只爭朝夕去做，但在政治家的眼裡，這樣的事件越多，越有利於政治態勢的轉變，有利於蓄勢後發，必要的時候，只須將一切罪過歸咎於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就可以了。政治家的基本信條是，在任何形勢下保證自己屹立不倒，還要笑到最後！蔣毛鄧諸偉人一生的政治生涯波瀾迭宕、險象環立、死裡逃生，卻未見有人選擇放棄原則或改變個性、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的烏龜生活，因為這是心存天下、志在高遠、頂天立地之大丈夫所不恥的行為。今天，烏龜術已經婦孺皆知，幾乎成為中華民族的最高生存法則。為了活着，有什麼不對嗎？沒錯！都是人嗎！ 當全國人民不聽話的時候，說明政權已經太不像話了，換人通常是政權繼續維持的必要手段。中國當前的民心、民生、政權、金融等等問題，是長久以來積重難返、與經濟和社會制度相關聯的問題，絕不是在短時期內通過更換領導人就可以解決得了的。但在某些特定時期，更換領導人又是平服民心、解決暫時性危機的唯一選擇，誰處在那個刀尖浪頭上誰倒霉。胡錦濤既然已經號中了中國政治的脈，決定打民心牌，那麼急於坐上那把交椅顯然是不明智的。有人願意在前面為自己擋風遮雨，船隻超載的時候，第一個需要跳海的又不會是自己。如果自己一步到位，而自己並沒有、也不可能有十足的把握一定坐得穩、幹得好，緩行一步，把權力交由一個註定不可能“萬歲”、願意給自己當“托兒”的人代管，為自己製造一個防止政治（民心）動盪衝擊的戰略緩衝帶，這是何樂而不為的事情呢？等到某一日“托兒”發現自己被扶上了烤肉架，為時已晚！這是職業政治家的智慧，這是毛鄧偉人之個性做不出來的事情。 “扶上馬，送一程”，這是中共政權長期以來延續的傳統方式，是降低風險、保持政治穩定的高明手段，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決不只是任何個人權欲膨脹的結果。嚮往絕對權力，幻想一步登天，是中國人的普遍心態，正所謂“皇帝不急太監急”。最明白這中道理和滋味的，在中國，只有一人。這就是胡錦濤為什麼兩次同意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的實際考慮。普通人，甚至退下來的前任政治家們，都為胡錦濤感覺不舒服，鳴不平，這實在是杞人憂天。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是退下來的大人物中的任何一位處在十六大時期江澤民的位置上，他的想法肯定會不一樣，他會徵引前朝做法，照樣希望“扶上馬，送一程”，明知要做烤肉也願意，信不信？政治家和權力的關係是酒鬼和好酒的關係，只要喝起來，別人不把杯奪了去，是很難停口的。 在沒有偉人的時代，政治家們的行為準則是使自己和前面的偉人一樣。能否因此而變得偉大，他並不關心。他關心的是，這樣做比較保險，政治對手除了不滿意之外說不出什麼來，而這樣又可以最大程度在保護自己既得的各種利益。這是不占白不占的便宜，又何樂而不為呢？這樣看來，江又何錯之有呢？個人好惡！嫉妒！江心裡可以這樣認為。 ＳＡＲＳ期間盛傳ＳＡＲＳ危機是胡錦濤、溫家寶展示能力、嶄露頭腳的機會，江系人馬怕染上病毒躲着不露面，在全國人民面前大大丟分。其實這種說法是小孩子看戲，湊熱鬧！此類問題關係國本和政權，不論任何人主政都會認真對待，全力以赴。在這一點上雙方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差別僅僅是雙方領導人物對問題的認知判斷能力和反應的快慢。這種說法的流行再次驗證了一個問題，人們對舊領導充滿厭惡，抓住一切機會毀損之；對新領導心懷熱忱，寄予極高的期盼。但這不能代表和反映運行中的政治。我相信，扶正以來，胡錦濤從未與江澤民有過任何正面甚至側面的衝突，他們看起來是關係很好的上下級，胡錦濤一直是面帶微笑去見江澤民的。這種微笑看來是永久的。它可以是真誠的，至少是作晚輩的應有的姿態。他們分享同樣的政治哲學，他們是同志，是一條船上的船長和大副，他們共同的任務是保證這條船不至沉沒。“皇帝輪着坐，明天到我家”，他們有必要撕破臉皮嗎？他們最大的不同也許僅僅是年齡吧！可以想見，這種微笑要一直掛下去，只要皇帝明天到我家。中共政權生存的物質基礎是其手中掌握的控制經濟和社會資源的巨大能力，也即有錢可使，有人可用，這也是任何專制政權賴以生存的基礎。中國的經濟正在繼續向前發展，政權面臨的具體困難要比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都小得多。但是，市場經濟的發展，民間財富的增加，有產利益階層的不斷擴大，形成對專制政權分權的格局和巨大壓力；政府對經濟社會和各種資源的控制能力正在被弱化、專制政治被社會、被人民推向邊緣或呈邊緣化趨勢；這是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當政者面臨的最大的政治問題。 民心問題和政權的生存問題，是任何一派都必須面對、都在設法解決的頭等大事。從這一點上看，任何人都不能完全否定三個代表理論的意義。不管他與傳統理論有多大的偏差或背叛，它的主要目的仍然是要調和現階段中國社會出現的、現政權必須儘快解決的、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問題的。把他說成是江氏個人企圖，而根本不考慮其產生的背景和客觀需要，我隱約覺得，這中有政治炒作和刻意誤導的味道。 毛澤東發動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是首先讓社會展開討論，統一全民思想，然後讓民眾心甘情願跟着走，從而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的。沒有真理標準的全國大討論喚起民眾參與意識和實踐改革的積極性，鄧小平是不可能順利推行他的經濟改革主張的。我們不清楚三個代表理論產生的具體過程，但是其內在邏輯混亂、莫衷一是、不成熟，顯然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和廣泛討論。但這並不是引起三個代表理論在國內民眾中譁然的根本原因。現政權在處理當前重大問題的時候與毛鄧當年所面臨的社會環境完全不同，現實正在與三個代表的理論背道而馳，貧富懸殊和腐敗現狀殘酷地證明三個代表沒有一個能夠在現實中得到佐證。人民對現實的不滿轉化為對現政權誠信的懷疑，對三個代表的牴觸僅僅是對政府不滿的一種形式而已。政權努力的方向不是尋求與社會各階層的合作和爭取得到人民的普通理解和支持，而是以高壓的方式從上到下推行“學習”，連討論的餘地也沒留。“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種理論無論出發點和本質多麼好，都是註定不受歡迎的，因而也就不能寄希望它來解決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這是決策層心智不足，面對壓力張慌失措，又急功近利，給自己攪了局，也是某些大內聰明過頭招致的結果。偉人去後的中國政治，就像賈府被抄了家一樣。 比較起來，胡錦濤的親民路線，一點兒都不新鮮、卻十分討人喜歡，只因來得正是時候。不論在任何國家，經濟轉型都是極其痛苦的，在道義上和政治上合理的事情，在經濟上、在產業者看來是不現實的。比較起來，三個代表的理論之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意義、對中國未來的影響要遠大於任何一項民生政策的實施。畢竟，中國不再可能走回頭路了。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要振興或領導這個龐大的經濟和社會，中國迫切需要一種思想，一種精神，一種理論，一面旗幟。“新三民主義”是這樣一面旗幟嗎？ 在偉人活着的年代裡，我們跟着偉人走。在失去偉人的時代，社會已經允許人們自由的思考和選擇，但令人苦惱的是，我們肯定，我們走在路上，但我們看不見前面的路，我們無法判定我們走的路是對還是錯，是通向光明、還是走向黑暗。失去偉人的時代，人們很彷徨。失去偉人的政治，是平庸的政治。 人民要生活，社會要進步，沒有偉人，歷史照樣走。讓社會以動盪和傾覆的代價、讓大眾以財產和血淚的代價去探索一條中國特色的道路，中國仍然會存在下去。但是在重要的歷史關頭，由一夥奉行平庸政治的職業政治家（姑且稱之）執掌這條航向不明的大船，等來的結果，也許是觸礁的悲慘，也許是到岸那一刻的激動和歡樂！他們也彷徨，但他們更焦躁。中國政治中從皇帝老兒那裡遺傳下來的自私獨占的本質，流淌在他們的血液里，就像嗎啡一樣讓人神迷，並間歇性地發狂。 在二零零Ｘ年，一場軍事政變在醞釀，發動政變的人希望像一九七六年發生的那樣。他們有絕對的把握成功，但是他們同時有個擔心，政變成功之後，誰來出掌中國？難道還需要老人繼續執掌政權嗎？ 軍隊對於中國今天的政權和政治的影響力正在減弱，倚軍隊軍權自重、達到政治目的的人是在玩火。毛澤東和鄧小平玩軍權，是因為他們可以玩，有人聽，軍長以上的官員都是一起作戰奮鬥幾十年的老部下，幾位偉人的個人媚力和領袖能力把大多數將軍們都折服了，即使自己把命搭上也願意聽他們的話，為他們效力。當年毛劉主席之爭，其實幸虧毛上，否則軍頭們不服，不買劉少奇的賬，劉少奇根本坐不穩。這種解釋雖然粗俗，但符合常理。而如今，時代不同，人都在變，見風使舵是現代政治人的基本素質。軍人心中除了想着提拔自己的領導之外還想着錢，死心塌地跟定一個人是不切實際的，不保險的，做事不留後路不是經過幾十年政治風浪的中國人的風格。蘇聯８．１９政變中的軍事行動敗於此，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政變上台的軍人又被自己的部下推翻也因於此。如果你不像薩達姆一樣年青力壯，沒有足夠的時間把可能的反對力量全殺光，即使政變成功，得來的果實隨着自己的老去，很快成了別人的嫁衣。今天的中國，對任何人，出路已經很多，不必一棵樹上吊死。中國的政治家們，寧肯不當官、主動讓位，也不會逼到對手派人來把自己給殺了，而把一輩子的“積蓄”繳沒國庫。中國傳統文化留下來的生存術已經像偉哥一樣讓中國現代政治家們的生命充滿活力，並且足夠頑強。只要處心積慮，中國的大多數政治問題，用計謀是可以化解的。偉人去了，輪到聰明人施展智慧了。聰明人不會讓事情走到這一步。 在二零零Ｘ年夏季的某一日，我們的國家有了一個不幸的關於健康方面的消息，於是我們的國家又“迎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在二零零Ｘ年秋季的某一日，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火山終於爆發了，問題委員們在眾人面前羞愧難當，無地自容，被迫請辭。胡總書記當即批准，並立即提名若干位侯補委員加入政治局。政治局連夜召開會議，以壓倒性多數票通過一系列重大決議，人們期待的劇變就這樣簡單地發生了，過去了。那永久的微笑不見了。但誰又能想像，這是中國傳統政治的又一個輪迴、還是新時代的來臨呢？ 中國，什麼時候能夠邁開步，向前走，一直向前走，走出平庸，走向平穩？！ 索額圖於北美 二零零三年九月廿一日初稿 二零零三年九月廿五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