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和明君政治――中国政治前途解析
 
　　                            索额图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奋斗只为两样东西，生存和自由。

　　中国人活得很累，很难，很苦，很压抑，很气愤，很无奈。历史上世界大部
分其它地方的百姓都比中国人吃得饱，穿得暖，活得容易。原因无它，中国封建
集权皇朝把天下据为己有，通过户籍、酷律、狼师悍吏把中国人民紧紧控制起来，
使他们随心所欲无所忌惮。他们欲壑无边，搜刮天下膏泽如仓库取物，劳役黎民
百姓像驱赶牛羊，对待逆反抗拒必斩草除根，视天地生灵若茅草臭虫。各级官僚
当不上皇帝但人人都想有做皇帝的感觉和享受，皇帝的欲求被官僚层层加码，数
倍放大，强加在人民头上。他们劳民伤财的上限就是不激起民变。人民之苦皆因
皇帝和贪官污吏而生，人民之勤劳皆是被逼无奈，人民之自由悉数被剥夺，人民
之积冤无处伸张。君明有几时？清官有几个？所以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乱则必
杀贪官污吏，杀则一发不可收拾。也许生在那个社会的人们都明白危机的原因和
后果，但只能眼巴巴等着农民暴动来解决。今天有了出国这条路，所以才有贪官
污吏继踵出逃之现象。他们怕什么？因为今天的政权毕竟不像皇帝那样好蒙骗。
到了政权生存出现危机的时候，政权也要杀它的走狗徒孙，“替天行道”，为了
消弥人民的积冤，也为了自己的前途。杀多少人可以解决问题？杀到社会百姓原
谅了政府，不再赌咒政权灭亡，杀到政令畅通，官员又听政府的话为止。

　　中国社会最缺的是自由，中国人民最渴望的是自由。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人
民只要再享受到基本的人权或自由，中国人民就满足了，中国人民绝不会再想着
推翻政府了。这就是中国国民的人性特色。也许有些人会说，不对，我们不是猪，
我们还要求民主的权利。可是这些人的想法是否是中国广大农民的愿望？历史和
现实都在证明，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上升到奢求民主的地步。生产责任制算什么
“政策”？最多是放开了束缚劳动人民手脚的绳索！改革开放，乡镇企业蓬勃发
展，撑起中国经济半边天，是谁的伟大功劳？那是中国人民利用这少有的自由的
机会放手干出来的！正是中国人民自己，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靠他们的双手，挽
救了一个几乎崩溃的国家，挺起了中国的脊梁！给中国人民以发家致富的自由和
保障，中国人民什么奇迹都能干得出来。

　　民主政治是人类进化的标志，是运用和平手段调和利益冲突的途径。利益冲
突的各方必须是利益集团，或者社会必须有能力将利益相同的各方组织成永久或
暂时的利益团体，必须有机制保证产生公正的利益代表或代言人，利益诉求的愿
望必须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按照设定的民主规程决定胜负或利益分配，必须有
法律或国家机器保障这套体系的运作，利益各方必须承认调和的结果。实现这套
制度的核心是形成利益集团的机制和有效的法律保障体系。否则民主体制就会被
少数奸人利用或滥用。中国具备这两个条件吗？

　　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分散的、庞大的农业人口和广袤国土上的地域差异性。
产业工人或受雇用阶层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和利益代表，不就是争取更高
的工资、更好的待遇吗？但农民却办不到。因为各地的农民都有各自的区域特点
和不同的利益要求，甚至种不同庄稼的农民之间也有利益冲突，中国尚在发展中
的、但远远不完善的市场体制还未能、而且在短期内也不可把中国农民千差万别
的利益诉求整合成利益整体，或通过利益纽带把他们联合起来，因此很难找出他
们中间的共同利益来。唯一共同的利益是要求保护，保护他们多收了三五斗之后
不被盘剥，保护他们在年景久收的情况下渡过难关，保护他们不被官僚恶霸压榨
和欺侮。过去共产党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但农民的利益受到保护了吗？农民
是中国社会最无私的奉献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农
民得到了政权的什么好处呢？谁是中国的弱势群体？农民！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
势群体。农民代表落后生产力，农民除了知道几千年来的纲常礼教之外，农民没
有自己的文化！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本质上和中国广大人民也就是农民的利益
是相违背的！在民主政治中，如果没有农民利益的代表，民主就是虚假的、少数
人的民主。在解决了中国农民利益的代表问题之前，民主政治根本不能推行到中
国！而解决农民的利益代表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它需要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农业生产方式获得根本改变、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大幅提高的
情况下，广大农业人口向利益群体方向转化，形成现实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
才有可能参与民主政治的角逐，争取或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今后中国的政治变
革的目标，就是解决农民的政治问题，解决中国农民的利益代表问题。

　　也许持民主政治观点的人会说，农民的落后生产力不可能使中国富强，保护
落后中国就永无强大之日。我同意。但是政权如果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当作落后加以抛弃，那么这本身就违背了他们宣扬的民主精
神，和鼓吹封建皇权没什么两样，是不人道的，是用心险恶的。忽视农民的利益，
中国社会会因此埋下不稳定的祸根，有可能再次陷入历史上的周期性灾难。今天
中国社会出现的工人农民罢工骚乱以及不断出现的恶性刑事案件、对抗政府的行
为，已经说明无视社会现实问题、忽略大众利益的政策倾向是危险的，是制造社
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共产主义鼓舞人心但遥遥无期，民主政治如此美好难道就
会很快到来？正因为落后的现实，中国更需要时间脚踏实地为美好的明天做准备。
虽然民主政治不如共产主义那么飘渺，也有成功的模式可供参考，但绝不能以手
术方式嫁接到中国社会。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样，这是历史事实。民主政治
虽好，必需从中国的土壤里长出来。带着悲愤出国的民运人仕仇恨专制政权可以
理解，但视中国现实问题于不顾，非要让世人相信民主政治是拯救中国的不二选
择，而且还要召集出逃的贪官污吏壮大民主力量，实非具有忧国忧民传统的中国
知识分子之所为。也许民主革命军有一天会在中国胜利，但那时，苦大仇深的你
会得到什么？伍子胥在二千年前终于杀回老家，一心报仇雪恨，但他除了鞭尸泄
愤之外，还能做什么？这是历史的悲剧！历史的悲剧让人心痛，但向专制和劣君
报仇雪恨不能以整个民族的前途命运为代价。“你能亡楚，我能兴楚”！

　　庞大农业人口与经济社会巨大的地域差异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本质是一
种农民政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也不会是如台湾、南韩等的精英政治或商
阀政治。其它政治体制都有其完整的政权形式，而唯独农民政治似乎没有规范成
熟的政权理论或定义,甚至闻所未闻。是索额图胡编乱造吗？其实，农民政治的政
权形式就是所谓的封建王朝，农民的利益代表恰恰就是封建皇帝。这听起来荒谬，
却恰恰反应出农民政治的落后和缺陷。每一代封建王朝的建立几乎全都是靠农民
军打出来的，是农民认同、选择并支持了这种政权形式，就像资产阶级革命造就
出民主政治一样，这完全是农民心甘情愿做出的决定。你能说封建皇帝是某种力
量强加给农民、或欺骗农民的结果吗？但是，农民的选择，和农民的生产方式一
样，他们做出了选择、付出了努力之后，接下来就是等待，等待他们的代表――
皇帝给他们以恩泽和宽厚，就像播下去种子期盼风调雨顺、等待收割归仓一样。
官僚知识分子们由于其自身依附性或奴性的特点，在受到皇帝的青睐和重用之后，
他们不可能替农民的利益和未来着想，因而在政权建设上就不会有任何先进性改
革。而皇帝呢，比农民还要农民！他认为我做了皇帝就万事大吉了，就像收割归
仓之后、可以尽情享用一般。农民自由散漫的个性和无组织的特点，使他绝对想
不到或设计出一种体制，在扶别人去坐自己打下来的江山的同时，应该如何监督
他、使他永久地为全体农民服务。于是那个最大的农民变坏了，无法无天了，农
民无可奈何，只有等着下一次革命收拾他，就像民主社会的选民选了一个不好的
总统，只能等着下次选举一样。于是中国农民的命运陷入一种恶性轮回。两种方
式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愚昧的，一个是文明的，前者代价高昂，后者成本低
廉。

　　那么，给皇帝政权装上一套监督体系，变成一种农民可以监控的政权体制，
是不是就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了呢？不尽然。谁都知道，皇帝既已控制了人的自由，
监督体制或民主就是橡皮图章。今天中国的集权政治与历史上的王朝政权已大大
不同，不单是其政权形式不同，更主要的是其赖以生存并运作的社会经济基础和
政治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通过有效的监督体制来监督政权，是有可能帮助政
权实现政治和社会的改良并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并有可能探索出一条中国
特色的政治改革之路或一种崭新的、更公正有效的政治制度。如《失去伟人的时
代》（注２）一文分析，“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财富的增加，有产利益阶层的
不断扩大，形成对专制政权分权的格局和巨大压力；政府对经济社会和各种资源
的控制能力正在被弱化、专制政治被社会、被人民推向边缘或呈边缘化趋势”。
随着民间自由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壮大，大政府必然变成小政府，政府的性质客观
上在发生变化，政权正在向社会的管理者和服务者转变。不论政府集权的欲望有
多么强烈，政府可以直接控制和支配的社会资源正在相对减少，权力或统治手段
被弱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社会和经济运转的中心不再是政府，而是市场。这个中
心市场的存在就是对集权政治的最大约束和抵制。道理很简单，离了政府，人民
照样活，人民可以不吃你那一套。

　　社会经济客观环境使集权甚至独裁政府在中国已不能为所欲为。共产党的集
体领导制度与独裁者专制相比，本身又是一种进步。抛弃这种政权形式，再走毛
泽东式的老路，不论在统治集团内部，还是从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度上，都已不再
可能。虽然倒行逆施者偶而有之，但终究是昙花一现，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制
度。中共政权五十年的经验教训已经使领导集团认识到，没有健全和完善、有效
的政权监督机制，无须农民革命或外来力量颠覆，共产政权会因自身的制度缺陷
或腐败而走上难以为继的绝路。现实中中共政权正在向这一方向努力。这是事物
变化过程中出现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是中共政权复苏或再生的前奏。政治变革的
主动性来得早晚与有没有是大不相同的。只要经济仍然在高速发展，政治变革就
面临着客观压力，迟早要迈步。而如果经济陷入困境，政治极可能走向两种极端，
要么统治集团重操旧业，走回头路，要么贫困与愤怒引发动荡和革命，结局难以
预料，但肯定不会比苏联更好。这是关心中国政治前途的人必须正视的可能结局。
政权如果不能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充分利用宽松的经济和稳定的社会条件进
行政治改革，重新构建政权长治久安的基础，使自身改造升华，重获民众的支持
和拥护，等到暴风雨再来的时候，现政权会被人民毫不怜惜地抛弃，虎视眈眈的
国际对手会乘机埋葬掉中国！所以政治改革是等不得的。

　　和任何一种其它形式的政权演变形式相比，改良或渐变的方式是成本最低的。
改良方式成功的例子很多，西北欧国家按照伯恩斯坦社会改良的主张，大幅提高
国民福利待遇，逐步消除激烈的劳资对立，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发展。对中
国这样的大国，社会改良虽然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比起民主政治的光说不练或本
土革命，仍有其现实可行性。社会进步从来都不可能干净彻底，脱离社会基础的
超前跃进终究要走回头路、要补课的，中国政权自己前三十年的教训最重要的就
是这一条。

　　这样看来，在现政权体制内健全和完善监督体制，民众和执政者有共同的愿
望和客观要求，这就为社会和政府达成默契、共同努力走向实施奠定了基础，正
所谓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也。监督体制并非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中才能存在。即
使效率没有那么高，只要遴选的君不是一个无赖劣绅，并有基本的社会经济和政
治保障，它是可以运作的。开元之所以有盛世，最大的功劳不能归功于李世民，
而要感谢监督他的“农民”政治家们。开元盛事不能长久，我们企求的这种政权
形式同样也会是短暂的，它只是中国最终实现民主政治、走向民主社会的过渡形
式。

　　解决农民政治问题、实现向民主政治的平稳过渡，根本途径是明君政治。它
具有历史根源、文化背景、民众认同性，它还有现实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可操作
性。中国农民，一个最广大的人群需要保护。在现实的中国，只有明君才能保护
他们，只有明君才能是他们的利益代表。今天，所谓产业或雇佣工人阶层的社会
地位、经济地位其实和中国农民差不多，他们也没有彻底解决自身的利益代表问
题。小知识分子、小商人、少数民族等，一切在政权羽翼下、但在官僚关系网之
外的人群，都是弱势群体，都需要保护。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
在今天中国社会中重又找到其现实社会基础。有产者或精英们由于其自身的利益
也即其阶级局限性，不可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因而也就不能为中国
广大民众谋取利益。而如果最大多数民众在政治中失去利益代表，中国社会的稳
定就失去支撑，经济就难以平稳发展，有产者的利益也就难以获得保障。并非只
有农民或弱势群体需要明君保护，有产者更希望借助明君的政治力量来缓和社会
矛盾，平抑阶级冲突，创建新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缔造一个适宜于长期稳定
发展的社会形态。明君就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利益调和者和稳定器。

　　不论是民主政治的倡导者，还是现行体制的维护者，如果中国能够在经济稳
步发展的条件下，在政治上采取平稳甚至保守或渐进的步骤，给中国广大人民群
众留下足够思考的时间和实践的空间，直到中国国民性随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
化的发展而改良或成熟，社会有足够的承受能力，人们面对本民族也就是他们自
己的前途不再迷茫、并有能力辨别和选择，难道你不认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和子孙
后代更好吗？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即使对那些为自己理想和信念奋斗的人们来
说，抛头颅洒热血的危险还是少了许多，但这难道就意味着我们为了未来，为了
后代，我们不需要牺牲了吗？伍子胥成功了，但也是一个失败者。已证明成功的
体制就一定是最好的、适合中国的体制吗？更何况，我们看到的所谓成功的民主
政治的背后，尽是些勾当，而且这些勾当正在危害中国！同样是西方式民主体制，
西欧、印度等各国社会与美国社会为什么有如此巨大差异？这是民主政治的业绩
吗？也许小国可以，但大国政治绝对不能照搬外来模式。所谓中国特色，也许只
有在二十年后才能看得清楚。

　　中国人民热爱明君，就像西方人热爱民主一样。在笔者的旧作《中美牛虎之
争：中国“崩溃”》（注１）中，笔者有如下稍许浪漫的描写：

　　“民主思想源于西方，民主实践归功于资产阶级，是成千上万为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献身的人们换来了人类社会崭新的人生观－－民主和人权。民主思想在西
方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就如同几千年形成的皇权思想在中国人心目中难以割舍一
样。民主可以唤起西方人热血沸腾，为自由而战，就像开明的皇帝可以摘取民心，
赢得天下人的顶礼膜拜一样。民主思想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就像中国人的儒家
思想如“忠孝”浸透在每一个人的思想和日常行为中一样。西方人为民主而自豪，
中国人为有明君而欢呼雀跃。西方人热爱民主，但同时也知道，民主是争取来的，
不是别人给的，所以他们决不会放弃维护或表达民主权力的机会；中国人喜欢明
君，是因为明君会体察民众也就是“我”的疾苦，为“我”代劳，不用“我”去
操心。如果总统是笨蛋，西方人心中明白，下回我不选他就是了；如果中国的皇
帝或领导人是“昏君”，中国人嘴上不敢说，心里却在赌咒：老东西快点儿死吧！”

　　“中国人民需要民主，但我以为中国人打心眼儿里更喜欢“明君”。明君既
出，首先欢呼的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小部分人喜欢民主，大部分人
喜欢明君而害怕民主，他们需要明君爱护他们，重视他们，让他们当官，或让他
们专心研究，不要为衣食操心，过上仕大夫的上等人生活，念两行“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看着夕阳西下发出赞美。百姓既已盼到明君，他们会变
得更有耐心，对未来会更加满怀希望，稍许的好处就会令他们感恩戴德，社会的
好多问题反倒容易解决了。任何明君，如果连中国农民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都解
决不好，还能称“明君”吗？而任何领导人，只要安抚好农民，农民由衷地喊出
两声“万岁”，“青天”，他的政治资本就捞足了！谁还敢动他？农民直到今天
仍然在念着邓小平的好呐！那个时候，就没有多少人再愿意听民运人仕们的呐喊，
读他们的文章了，人们会认为他们很没趣儿。中国经济就会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
继续发展和壮大，让中国政府底气十足地面对任何强权！”

　　在今天的中国，什么样的“君”才算是明君呢？顺应民心就是明君。他不需
要伟大，他不必是强人，他无需具有超人的智慧和远见卓识，他用不着人民顶礼
膜拜。他只需还人民以自由，那并非洋人特权、本该中国人民应有的自由，就像
当年生产责任制一样放开束缚中国人民创业与奋斗的双手，就像邓小平推动中国
改革开放一样解放人们的思想。他需要关心人民的疾苦，过问百姓的生活，他握
过高贵的手之后，也能握汽车司机和掏粪工人的手。他必须管好政府，他一定要
戒除腐败，一定要把村匪恶霸打掉。他可以在管理经济上很无能，但一定要听取
来自创业者们的意见，他一定要守住人民币这块中国经济最后的阵地。他与民亲
善，但也要善待知识分子，他必须能够对批评和反对者说：“你们是我的朋友”。
他绝对不能再把脚放进人民的嘴里，他绝对不能在世界上再给中国人民丢脸。他
必须宽容，让人民通过他的宽容认识他的诚实和友爱，认识他的爱民爱国之心。
他只要让中国再平稳走过十年，那时候，他会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向他问好的条幅。
到那时，中国人民以轻松的心态再来讨论我们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政体也不
晚。而这位“君”，就是明君，就会是中国的华盛顿，是中国历史上的超级伟人，
因为他完成了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千秋功业。我索额图也会因料事十年远而自豪。

　　观望和期盼不是正确的政治态度，努力推动政权监督体制的建设，协力创建
明君时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遗憾的是，邓伟人去后，中国进入
平庸政治时代（注３）。没有良好的政治空气，最先染病的是知识分子，最先堕
落的也是知识分子。能逃的逃了，能躲的躲了，能投机的蜕变为蛀虫和帮凶，能
隐忍的做起了现代隐士，整个政权中识见者罕有，窃国者混迹庙堂，乌龟术盛行
朝野，伤心人看着每一只落在屋沿的小鸟发呆。我们这些天涯落客，远离故土，
先是被称为“边缘人”，如今想回国效力，又被叫作“海归”，这和骂“王八蛋”
有什么两样？好像我们脚一离故国，就得罪了什么人。贾府烂事多，中国人心怪。
失去伟人的时代，中国还有谁愿意理中国这个大家、愿意做中国人民的明君呢？

　　我作文至此，解析到头了，却为自己提出的问题困扰。到底如何在现政权中
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并保障其运行，我只字未提。其实，这个监督体制只有明君
才能够建立，因为只有明君才愿意接受监督。更主要的，明君需要一套监督体制
来监督它的政权，也就是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帮助他实现富强和民主中国的远
大理想。今天中国的明君，就是要做任何制度都做不了的大事，就是要成就中国
的千秋大业。他不必是伟人，但注定会成为伟人。

　　“与时俱进”这句话已经听到很久了，但我不知它的出处。中国有没有明君、
能不能盼到明君，是一个不能回答的问题。我向来相信我们的祖宗有其独到和高
明。只要相信我们仍然面对的是农民政治，现实中的迷妄常常能从祖宗那里找到
解答。《易》益卦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得
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
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我恍然大悟。这不就是与时俱进之道、明君之
道吗？中国还是有奇才的！

　　索额图于北美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三日初稿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定稿

　　注１：请参阅万维《网墨专辑》索额图专栏。

　　注２，注３：取自拙作《失去伟人的时代》，枫华园＜西线观察＞第十四期，
二零零三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