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認為，"讓"是一切禮儀的前提，也是人之為人的前提。政治上的禪讓就是政權的和平傳遞，如堯傳位於舜，舜傳位於禹。有人認為，中共目前領袖繼承模式就是黨內禪讓制，江澤民把位子讓給了胡錦濤，胡把位子讓給了習近平，習將來也許會把位子讓給別人。

與" 讓"相對的是"爭"。古希臘哲人赫拉克里特說："爭是萬物之父"。人性本質並不是"讓"，而是"爭"，爭奪萬物的控制權，爭奪對他人的控制權，甚至要爭奪屬於神的權柄。鬥爭是人與人之間關係中最基本的關係。毛澤東曾把這種關係推向極致，他說："八億人口，不鬥行嗎？"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爭"的歷史，如今的世界就是"爭"的結果。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政治、經濟、軍事、學術等等，無不充滿着"爭"。

人們"爭"的目的無非是為了使自己有"余"。"爭"的結果必然是一方被迫"讓"，而彼此之間再無餘地。"餘地"可以成為緩衝空間。當"爭"的邏輯主宰了一切，"讓"便不再可能，也不再有餘地，剩下的只有直接的對立衝突。

面對人類"爭"與"讓"的困境，莊子提出了"無為"，"逍遙遊"，什麼也不做，不爭也無所讓。但是在一個已經被"爭"所控制的敗壞的世界上，做"無為"的"逍遙遊"並非易事。

其實人類世界原本並非"無餘"。上帝完成創造之後，便選擇了讓與、退出，並規定第七日為安息日，英文的rest 既指"休息"，也指"剩餘"。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更是謙卑虛己，把自己的生命讓與世人。他在世上連枕頭的地方也沒有，他死後留下了空的墳墓。"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5-8）這是最高的"讓"。

今天的世界為什麼會陷入"無餘"的困境？這恐怕要歸因於啟蒙運動以來的主體哲學的泛濫。迷信“知識就是力量”，強調人的主體意志對世界萬物的主宰，不留餘地，無所讓與。在這種哲學思想指導下的技術與資本的征服與開發導致了自然資源的枯竭和人類的生存困境。

現代西方哲學家試圖從中國古典哲學和美學中尋找答案。於連的《淡之頌》可以作為代表。他認為，平淡就是一種掏空自己而正要隱退的符號。因為有了平淡，才有了審美意義上的"餘韻"和"餘響"；因為平淡，生命便可能達到一種平衡狀態。但正如畢來德在《駁於連》一文中指出的那樣，於連是站在西方立場上，把中國這個"他者"作為救治西方的手段，而對於中國思想來說，平淡已經成為問題了。中西方文化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對話，消除隔閡，而不是引入一些富有異國情調的陌生概念。 再說，山水畫創作中的平淡意境和生活中的平淡追求畢竟是大不一樣的，想在當今浮躁的中國社會中找一絲平淡還真不容易。

最近"隕落萬維"的網絡名人蘆笛近幾年一直在宣傳他的觀點，"社會進步必須靠統治者的讓步才能實現，中國式鬥爭只能造成社會倒退"。 他堅決反對革命，也反對不擇手段在中國推進民主。學者馮勝平認為，蘆笛思想的最深刻之處，在於他認識到中國式鬥爭哲學的弊病：鬥爭的雙方都相信"不是東風 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蘆笛想告訴人們的是：政治是可以雙贏的，關鍵是要留下調和的餘地。

但蘆笛這種 "民主恩賜論"遭到了諷刺和批判，網友"大隱於朝"斥之為痴人說夢論，並指出，世界上的民主體制沒有一個是統治者恩賜來的，都是博弈後無奈的選擇結果。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代價最小的當然是當權者主動作出讓步，讓權於民，讓利於民，自上而下實行改革。但是，如果沒有底層的抗爭，外界施加足夠壓力，統治者主動妥協讓步的可能性並不大。未來中國可能會在政改、革命、和政變中作艱難選擇。當政改的路被全部堵死，革命也成為不可能時，剩下的可能就只有政變一途了，而政變在中共政壇上已經是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