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认为，"让"是一切礼仪的前提，也是人之为人的前提。政治上的禅让就是政权的和平传递，如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有人认为，中共目前领袖继承模式就是党内禅让制，江泽民把位子让给了胡锦涛，胡把位子让给了习近平，习将来也许会把位子让给别人。

与" 让"相对的是"争"。古希腊哲人赫拉克里特说："争是万物之父"。人性本质并不是"让"，而是"争"，争夺万物的控制权，争夺对他人的控制权，甚至要争夺属于神的权柄。斗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毛泽东曾把这种关系推向极致，他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争"的历史，如今的世界就是"争"的结果。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政治、经济、军事、学术等等，无不充满着"争"。

人们"争"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自己有"余"。"争"的结果必然是一方被迫"让"，而彼此之间再无余地。"余地"可以成为缓冲空间。当"争"的逻辑主宰了一切，"让"便不再可能，也不再有余地，剩下的只有直接的对立冲突。

面对人类"争"与"让"的困境，庄子提出了"无为"，"逍遥游"，什么也不做，不争也无所让。但是在一个已经被"争"所控制的败坏的世界上，做"无为"的"逍遥游"并非易事。

其实人类世界原本并非"无余"。上帝完成创造之后，便选择了让与、退出，并规定第七日为安息日，英文的rest 既指"休息"，也指"剩余"。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更是谦卑虚己，把自己的生命让与世人。他在世上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他死后留下了空的坟墓。"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5-8）这是最高的"让"。

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陷入"无余"的困境？这恐怕要归因于启蒙运动以来的主体哲学的泛滥。迷信“知识就是力量”，强调人的主体意志对世界万物的主宰，不留余地，无所让与。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技术与资本的征服与开发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人类的生存困境。

现代西方哲学家试图从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中寻找答案。于连的《淡之颂》可以作为代表。他认为，平淡就是一种掏空自己而正要隐退的符号。因为有了平淡，才有了审美意义上的"余韵"和"余响"；因为平淡，生命便可能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但正如毕来德在《驳于连》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于连是站在西方立场上，把中国这个"他者"作为救治西方的手段，而对于中国思想来说，平淡已经成为问题了。中西方文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话，消除隔阂，而不是引入一些富有异国情调的陌生概念。 再说，山水画创作中的平淡意境和生活中的平淡追求毕竟是大不一样的，想在当今浮躁的中国社会中找一丝平淡还真不容易。

最近"陨落万维"的网络名人芦笛近几年一直在宣传他的观点，"社会进步必须靠统治者的让步才能实现，中国式斗争只能造成社会倒退"。 他坚决反对革命，也反对不择手段在中国推进民主。学者冯胜平认为，芦笛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中国式斗争哲学的弊病：斗争的双方都相信"不是东风 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芦笛想告诉人们的是：政治是可以双赢的，关键是要留下调和的余地。

但芦笛这种 "民主恩赐论"遭到了讽刺和批判，网友"大隐于朝"斥之为痴人说梦论，并指出，世界上的民主体制没有一个是统治者恩赐来的，都是博弈后无奈的选择结果。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代价最小的当然是当权者主动作出让步，让权于民，让利于民，自上而下实行改革。但是，如果没有底层的抗争，外界施加足够压力，统治者主动妥协让步的可能性并不大。未来中国可能会在政改、革命、和政变中作艰难选择。当政改的路被全部堵死，革命也成为不可能时，剩下的可能就只有政变一途了，而政变在中共政坛上已经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