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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一的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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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法院的經歷：中國人你敢告讓你告完被告告管告看你還敢告不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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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夏業良教授議中國和印度誰成功了？ |
| | 夏業良說他提倡自由民主、法治、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競爭，也是《零八憲章》的首
批簽名者之一。就這樣一個人中國還在2002年聘他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北京大
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2009年，夏在其新浪博客發表《致中宣部長劉雲山的一封公開信》，認為劉領導下
的中宣部鉗制思想和言論自由,提出了尖銳批評，並表示有種你就來開除我。夏在
文中特別提到了劉雲山的中專生學歷，說其“以此學歷，長期在團系和黨務部門工
作，究竟讀過多少像樣的書，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國的意識形態？”。
2013年，北京大學停止續聘夏，與政治有關嗎？學校說他的教學反映很差，學生批
評夏講課跑題，偏離課程內容，在與教學無關的話題上浪費大量時間。有的意見言
辭比較激烈，如“上課講經濟學，不要扯淡”、“本末倒置”，“太水了”、“講
廢話超多”等。
無意中讀到夏的一篇文章“辛格的自信與印度模式的底氣”，該文登載在2010年7月
《上海證券報》，有4人在網上發表了評論，“印度並沒有有這麼多中產階級，印度
社會不過是8億赤貧的人為2億所謂精英服務的社會，去印度3年給我的直觀感受”；
“印度人的自信，或許換個詞更為貼切： 自戀”；“中國練的是花拳繡腿，內功虛
弱，印度練的是內功，招式建立在內力之上，的確有長期競爭優勢。”；“去過印
度麼就滿嘴跑火車……現在都是什麼專家教授，太讓人氣憤了！”。
讀了夏的文章，我感覺幸虧中國開了這位經濟學家，正如劉備所說言過其實的人不
能重用。夏的文章是談中國和印度對比，他解釋了為什麼印度總理辛格2010年3月在
出席倫敦20國峰會之前，接受媒體專訪時敢自信地比較中印兩國的經濟前景，原來
辛格認為印度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更有可能取得長期勝利，辛格“說相
比之下，中國這個迅速增長的大型經濟體則具有潛在脆弱性，中國人擁有某些優勢；
但從長遠來看，我更看好印度作為一個正常運轉的民主國家對法治的承諾。我們的
體制行動緩慢，但我相信決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
2003年7月哈佛教授Tarun Khanna和黃亞生在美國的非常有影響力的雜誌《外交政策》
發表了一片文章，提出印度會超過中國，他們最根本的觀點就是印度的發展模式比
中國好，印度的制度比中國優越。他們也承認兩國未來發展都面臨着問題，但是他
們認為中國面臨的問題比較難以克服，印度面臨的問題比較容易。所以他們的結論
就是印度是能夠超過中國的。夏告戒說兩種發展模式孰優孰劣，目前仍無法評判，
但“龜兔賽跑”的新寓言開局似乎已呈現在世人面前。
夏說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模式”是以政府主導的外向型和投資拉動的
經濟增長為特徵的，比較注重中產階層的消費需求；而“印度模式”則是加速服務
業和信息產業向傳統工業和農業的滲透與反向刺激，側重面向低收入群體的社會大
眾消費能力提升。真是這樣嗎？
在全世界的比較中，大概就是中國和印度的比較最有意義和最有可比性了。因為中
印兩國都是人口大國，起點比較相近。中國有13億人口，印度是12億人口。新中國
成立於1949年，印度獨立於1947年。當時兩個國家都很窮，但印度情況比中國略好
一些，因為中國連續經歷了數十年的動盪，印度則相對穩定，70年代末，印度的外
匯儲備有83億美元，是中國的187%。兩國在改革開放中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模
式，應該也是兩國制度不同的結果。不管什麼模式，中國和印度都面臨基數極其龐
大的貧困人口。中國的發展得益於較高的投資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快速發展、大
量外國直接投資的引進、出口導向為主的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以及以引進設備為主的
體現式技術進步的貢獻；而印度更重視服務業的發展以及技術創新的貢獻和國內消
費的拉動，儘管與中國同為人口大國，但印度顯然沒有中國那樣突出的勞動密集型
產業。簡單一點，就是中國選擇了先發展低技術含量的製造業，是有煙產業；而印
度更多地關注高技能的勞動力(IT和服務業的發展)的無煙產業。
夏陳述了印度模式的理由：印度2000年當時的總理瓦傑帕伊提出印度要成為“知識
大國”的主張，主旨是把握經濟全球化和發達國家人力資源短缺帶來的機遇，使印
度未來發展以面向全球的服務型知識經濟為主，走一條有特色的發展道路。印度計
劃委員會認為，決定國家經濟發展的因素正在迅速發生變化，發展的決定因素正在
由資本資源轉向知識資源，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現代科技迅
猛發展，使得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知識已經替代了資本
成為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印度政府預測，下一波經濟全球化浪潮將出現在服務
業上。在未來的15年中，發達國家的低人口增長率和老齡化趨勢將導致人力資源的
大量短缺，這對那些能夠提供技能和外包服務的國家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機遇。 所以，
我們看到印度在在知識經濟的服務出口和國際軟件外包市場，印度是非常成功的。
當對比時，中國製造業技術含量低不說，還導致嚴重環境污染，連我們自己都會質
疑中國這麼做值得嗎？鄧小平叫咱們摸着石頭過河，怎麼摸不到印度的那塊石頭？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上世紀80年，而印度是90年，中國能做什麼？我們只有勞動力低
廉的優勢，再就是一黨專制有決策大權，資金和技術都指望別人。我們只能撿別人
不願意做的，但中國必定實現了從農業轉向了製造業。別人也是先發展農業，然後
實現工業化，同時發展服務業。中國只不過是學別人走傳統發展路，唯一不同就是
一黨專制，中國特色。中國這個模式使廣大民眾的收入從貧困逐漸得到提高，惠及
各個階層，決非是夏所說的比較注重中產階層的消費需求。今天，工業是中國經濟
發展的主要動力，綜合國力的整體提高也非常得益於製造業的發展。當初中國如果先
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在國際市場上與主要發達國家競爭，很明顯中國沒有這個能力；
中國選擇了先發展低技術含量的製造業，在國際市場上銷售，並沒有與發達國家競
爭，關鍵是為眾多低技能的勞動力製造了工作機會，經過多年的發展和學習，製造
業的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現在也向高新端發展，使發達國家備感壓力。
印度的模式是夏所說的“側重面向低收入群體的社會大眾消費能力提升”嗎？ 印度
的思路是把自己整合到發達國家發展中的一環，而不像中國面向全世界即有廣度又
有縱深度，他們也是利用自己的優勢，更多地關注高技能的勞動力，更多地發展了
IT服務業，這意味着印度大量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較低的勞動力被忽略了。雖然印度
IT產業的發展很成功，但是IT行業僅能僱傭1~2%的勞動力，大多數的家庭難以提高
其收入。所以，印度的發展是集中在幾個方面如軟件業、製藥業，而不是全方位。
1970年代韓國的製造業比印度低25%，而到了2011年，韓國的製造業出口卻幾乎超出
印度的2.5倍。沒有很強的製造業，就不能使大量的貧困人口走出貧困，真不敢恭維
夏這位經濟學家，《零八憲章》的首批簽名者就這水準。世界強國都是製造業強國，
我想一個國家不可能跳過工業化來實現現代化，沙特可以，印度可能也能這樣做，
因為他們能賣到他們需要的東西，核潛艇也能租，中國肯定是不行的。
中國和印度與他們過去相比，他們都成功了。他們相互比，無法說誰成功了，因為
相互目標不一樣。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按鄧小平說的 三個有利於：是否有利於發展生
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看好印度的人
說印度的制度比中國優越，中印之間的制度應該是各有千秋的。我認為一個制度如
果沒有適應性，不能不斷的變化和演進，很難說有優越性。中國是制度問題，決定
從上往下，具有高效性，缺乏監督性，一旦有問題不太好糾正，好在今天中國大躍
進發生不太可能了，社會必定透明性也有進步了。印度也是制度問題，只有監督性，
沒有高效性。所以，中國和印度就長期發展而言，誰能成功就看誰能就國家發展平
衡這個關係。
夏教授也很有中國特色。夏教授沒有思想自由嗎？他有，但夏教授是要個人行為自
由，我想怎麼做就怎麼做，8小時之外你可以，8小時之內就成了“講廢話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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