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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观《楚国八百年》有感-为寡言博所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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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楚国八百年》有感 - 为寡言博所作
接上网星之后有机会看了不少中文电视节目，前几天看了一部历史纪录片《楚国八百年》，除了介绍楚国历史外也穿插介绍了春秋战国的文化。
看了这个系列片，忽然发现春秋时期其实是华夏文化最活跃的时期，儒、道、墨、法诸子百家均诞生乃至鼎盛于纪元前550-350这两百年间，且看一下这个名单：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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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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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80—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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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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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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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50—4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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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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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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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76—3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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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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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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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25—6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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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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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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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45－前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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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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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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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69—2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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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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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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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71—2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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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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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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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90—3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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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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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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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50年前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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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孙膑生卒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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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个名单，可以说华夏文化理论体系的基础完全是在春秋时期形成的。
牧人以为春秋文化繁荣与当时社会制度的宽容有直接关系。试想孔夫子周游列国、弟子三千；墨子不仅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而且结社、且有首脑（称“钜子”）世代相传，这在秦朝以后是无法想象的，即使在现代中国亦是完全不可能的。
春秋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基石，在科学乃至其它方面也有所建树。譬如墨家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墨家的另一支则在秦汉时期转化为扶弱济贫的游侠，类似于西方的骑士。
类似于西方贵族的士大夫精神也是那个时期形成的。他们是传统皇族和民间精英的组合，因而有探索精神、能包容不同、并坚持正义；他们有一定特权、但是要为平民做表率，战争时最精锐的部队往往由这些人（或子裔）组成、冲锋时身先士卒。钱穆先生说过：“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春秋时期战争较少，盖因战争必须师出有名，争霸亦须“引经据典”。而且即使打仗规模也很小， 很少有超过3天的大战，一战定胜负，各国都“愿赌服输”，不滥杀战俘，“未有杀人累万者”。
人的趋利性决定了违规者的存在。被迫南迁的祝融的后代（楚人）屡受歧视，于是他们不再尊崇中原礼法，楚国第四代国君熊渠干脆把3个儿子都封为王，与周天子相提并论并向全天下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这是“礼崩乐坏”的开始。齐、宋、晋诸国以此为由兴兵“尊王攘楚”，其中之一是欲称霸的宋襄公。
在春秋时代，“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甚至在战场上也遵守“战争礼”，打仗讳用计谋（兵不厌诈是战国时期各国多次使用后孙武总结出来的）。在泓水，宋襄公与楚开战。在楚军渡河时，宋襄公拒绝了将领攻击楚军的提议，日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 ”。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在战斗中负伤。
这就是周礼中的战争规则，即敌人处于险地、不能趁人之危。宋襄公去世后，楚国奉行的实用主义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效仿。
再举一个伐楚的例子。前632年，晋文公讨楚；正在楚国列好阵势准备与晋军大战一场时，晋军突然撤退而且一退就是90里。缘由是晋文公流亡到楚国时受到厚待，为此晋文公承诺，将来两军开战晋军将“退避三舍”（即90里）。不过最后晋文公还是使用了诈术：在城濮之战中，晋文公的名将先轸下令将战马披上虎皮，“狐假虎威”从而扰乱楚军，最后楚军大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国时期在中原诸国摒弃的礼法反而在曾经的蛮夷之邦楚发扬光大（成王之后的庄王号召楚国贵族学习中原文化，楚国使者在外交场合纯熟地引用《诗经》与诸国交流）。战国名将吴起为获得鲁国国君的信任杀害了自己心爱的妻子，这一举动居然被誉为大义灭亲！
接着说楚国重礼。楚昭王病重时请卦师举卦，卦师说唯一的办法是将灾祸转嫁大臣身上，但是楚昭王说“把我心腹的病转嫁到四肢上有什么用（移腹心之疾，置诸股肱，何益也！）”？孔子闻后赞许说：“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后来西北的秦国兴起。楚怀王两次为秦相张仪所骗，最后被秦人劫持。秦昭襄王提出楚国必须割郡，否则就把楚怀王囚禁起来。怒于秦的失信，楚怀王毫不退让、后病死于秦。生长在实用主义氛围中的秦王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楚怀王为何宁死不屈。所以《楚国八百年》说“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楚怀王是礼乐文明培养出的最后一代国君”。
礼乐文明到了秦国后期被破坏殆尽。秦将白起破赵后将俘虏的四十万赵军坑杀！而据文献统计，秦国在统一战争中一共屠杀了超过150万他国士兵。秦统一六国秦皇嬴政为大一统强迫各国贵族大迁移、“焚书坑儒”，从而结束了中华文明的黄金时期。
写到这里想起去世的寡言先生对秦制深恶痛绝，记得他开博后不久连续发文鞭挞秦制对华夏文化的毁灭性影响。他说“中国要走入一个好的民主社会， 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去秦制’就是一个。 不从半调子法家的‘法制’里面挣扎出来， 就不可能走向法治”。他还说“我从来不掩饰我对秦制的憎恨和鄙视。 汉族（应说中原华夏族后裔）走到今天这步，始做佣者就是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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