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1月1日【聯合早報】
筆者在【中國反腐可一勞永逸】中提出財產權制度是中央改革包括整頓吏治的重中之重後,得到了很多善意的慎言勸誡。大意無非是財產權制度的變革將觸及政權的根基,險之又險,需慎之又慎。縱觀中國之歷史,政權的根基根本就不是祖宗之法--不可觸碰的財產權制度,而是中央集權是否擁有對財富再分配的絕對主導權。歷朝歷代的革命,無非源於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平衡被徹底打破,而中央集權又無法實現再平衡。是否擁有對財富再分配的絕對主導權便是其中的關鍵。如果中央集權不具備這個主導權,那麼事實上就出現了利益集團割據的局面。
中央集權的衰弱往往預示着政權的更迭,因為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再平衡如果不能通過和平的改革來實現,那結局就只能是周武革命。祖制實無險可守,不改革必亡,改革雖如闖地雷陣,但有生機,且回報極高,這一點商鞅變法可茲明證。
中央集權不管曾多麼強大,一旦利益集團割據的局面根深蒂固,便無力回天,這一點唐朝的藩鎮割據便是個慘痛的教訓。今天的中國“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說,這不得不令人警醒。在筆者的眼中,今日的央企便頗具昔日藩鎮之風。
首先,央企集團體積龐大,且嚴重打破了各利益集團(中央集權,官僚資本,私營資本,士紳和庶民)之間的平衡。國營企業過度壟斷了財富再分配,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惡化,從而使GDP增長很難向普通消費者滲透。一個非常誇張的事實是,2010年,中國移動和中石油兩家央企的利潤就超過了同年中國最大500家私企利潤的總和。壟斷企業還占據了全國總工資收入的55%。雖然國營企業對國家收入再分配形成了很高的壟斷,但其在解決就業和拉動固定資產投資方面的效率卻遠遠落後於私營企業。根據滙豐銀行的研究報告,2010年私營企業提供了44%的就業機會,而在1992年這個比例是2%。在2010年之前18年私營企業每年平均創造300萬個就業機會,而與此同時國企每年平均裁員230萬,集體企業平均裁員170萬。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在全國固定資產總投資中的占比從04年的61% 下降到了 41%;私營企業在全國固定資產總投資中的占比從04年的10% 上升到了21%。一個無可迴避的抉擇就是,中央必須破除國營企業對收入再分配的過度壟斷,讓私營企業在財富創造和就業創造當中發揮主導作用,要不然大量資源通過壟斷形成的腐敗,尋租,資本外逃和投機來配置就無法實現效益最大化,甚至會產生嚴重的社會淨損失。
其次,央企集團的崛起不但體現在經濟力量上,更體現在政治力量上。一個引人矚目的事實就是,十八大選出的中央常委裡面有不少來自央企系統。許多手握重權的政府職能部門的高管來自央企系統。央企的掌門人還是出任地方大員的熱門人選。不熟悉中國歷史的人會說,央企高管懂經濟,懂經濟的人從政於國有利;熟讀中國歷史的人會深憂,央企系手握重金,如今又手握重權,若放任而為,則必將形成官僚壟斷資本集團。
官僚壟斷資本集團的形成便是今日中國中央集權所要面對的“藩鎮”格局。央企本是為祖制--公有制保駕護航的,但如果放任其肆意擴張,則必形成功高震主的“藩鎮”集團。公有制初期,毛澤東曾提倡“東風壓倒西風”,但中央集權的奧秘不在於“東風獨大”,而在於東風和西風之間的平衡。中華民族素來是一個沉溺於內鬥的民族,一旦利益集團割據的局面根深蒂固,往往很難打破,這就是為什麼“自商鞅以來,若無強力的中央集權自上而下的推動,改革便往往胎死腹中”的原因。藩鎮局面自唐中形成便延續了兩百多年,直到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才被打破。為了防止未來中央集權被官僚壟斷資本集團大大削弱,現在極有必要對央企集團實行“杯酒釋兵權”。
筆者研究了世界許多國家國企改制的經驗,發現俄式或者英式的私有化方案都不適合中國,因為中國的財產權制度極不健全,資產價格形成機制(包括股市和債券市場)也極不健全。俄羅斯的私有化最終變成了土豪階層強取豪奪國有資產的盛宴,其經驗教訓慘不忍睹,不得不引以為戒。最適合中國國企改制的方案恐怕是新加坡經驗。
歷史學家在探討大國興衰時,往往過度關注外部事件,特別是與軍事相關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Glenn Hubbard和Tim Kane在其著作【制衡-大國興衰史】中研究了羅馬, 中國, 西班牙, 奧斯曼, 日本, 大英帝國和美國的歷史,卻得出了另一種結論:大國衰弱一般始於內變,經濟治理的無能,利益集團的固化和制衡缺失,這些情況往往在外部危情出現前就早早的在腐蝕大國的根基。在中國,央企形成的“一花盛開百花殺”的壟斷局面,及其經濟和政治勢力的迅速膨脹,正在造成一種制衡嚴重缺失的局面。從蔣潔敏,李東升,到康師傅的中石油系反腐脈絡揭示了央企的藩鎮勢力已經嚴重侵蝕了國家機器的核心,若不及時扭轉這趨勢,病毒攻心則無力回天。
可將國資委改組成一個淡馬錫似的私人控股公司,負責對所有央企資產的管理,通過監事會和董事會制度的健全來分離所有權和經營權,切斷了央企系集聚政治權利的捷徑,徹底破除央企系的官本位。
作者:公民經濟學家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