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十九岁，大学放暑假了，我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签证。

     可是，临出发前，我却有点担心了。"到了中国，晚上我该怎么办呢?" 真是没出息，我竟为这事儿哭了起来。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傻，但那会儿我真的不知道共产党晚上干些什么。我已经把齐腰长的头发剪掉了，因为妈妈警告我，中国没有热水淋浴。我抓紧时间复习了在麦吉尔大学一年级中文课上学会的几百个汉字。我已经把我的手提箱塞满了卫生纸、彩色幻灯胶片和空白日记本。就在即将启程离开蒙特利尔的前一天晚上，我却慌了神儿。听起来很好笑，我觉得独自一人打发白天的时光没问题，可是晚上怎么办呢？

     我爸爸开了几家中国餐馆，九个月前他曾和我妈妈一起去中国旅游。这时他正坐在地下室的地板上玩扑克牌游戏。他抬头看着我，猛抽了一口古巴雪茄，皱起了眉头，心里盘算着我这趟旅行他得花多少钱：机票、 酒店，还有一个夏天在中国的伙食费。他喊道，"别去了！"

     这句话还真管用。那时的我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总是处处跟父母对着干。他们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们不让我干什么，我偏要干什么。于是，第二天我便登上一架飞往香港的航班。

     香港在当时实际上是通往中国的唯一门户。在一家只出售大陆货的商场，我花了15 元买了两双黑布鞋、 两条宽松的灰色裤子和三件花格子上衣。在酒店里，我端详着镜子里自己这身地道的革命行头，心里颇为得意。观察中国的最佳方法莫过于把自己变成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你说是不是？

     1972 年，中国独领世界革命风骚；北京是人类希望的灯塔；毛泽东魅力无穷。在越战抗议浪潮汹涌澎湃的叛逆的 60 年代长大的我，对西方失去了信心。我的美国同龄朋友正被征召送往东南亚丛林，美其名曰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他们中不少人为逃避服兵役纷纷逃到加拿大，宣布他们反对战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参加和平游行。对我来说，转折点出现在 1970 年，那年我十七岁，还是一名蒙特利尔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就在那一年，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开枪射杀了四个学生抗议者，并打伤九人。

     在我们这一代看来，美国政府和我自己的加拿大政府一样，其公信力已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华盛顿在有关越南战争的几乎所有事情上都在撒谎，从秘密轰炸柬埔寨，五角大楼文件，到米莱大屠杀，无不如此。美国国务院不厌其烦地引用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胡说什么假如西贡陷落，整个亚洲都会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天下，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威胁，等等，不一而足。与此同时，毛泽东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加拿大，我们这一代中有很多人认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正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走狗。

     那时的我对于世界一无所知，以为西方社会糟糕透了，种族主义、消费主义和剥削的问题难以解决。但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自然冲动，总是希望相信，问题的答案终究能够找到。我用天真幼稚的逻辑推断，如果我们自己的政府对我们撒谎，那么他们的敌人肯定是在讲真话。既然中国是多米诺骨牌中最大的那一个，那么中国讲的话肯定最真实。在我的想象中，中国的一切都是和谐而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