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朱衡-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將康熙（圖9.7）視為李約瑟的難題的解答是吸引人的，一個本可以將中國科學引入18世紀、卻選擇不這麼做的傻瓜。然而，在坐在中國皇位上的所有男子（以及一位女子）中間，康熙顯然是最不應該獲得這一稱號的其中之一。宣稱耶穌會會士掌握的知識只有他的一小部分是不謙虛的，但也不全錯。康熙是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一個堅強的領導人、一個實幹家（包括生了五十六個孩子）。他在更遠大的背景下看待西方。兩千年來，中國的帝王們已經意識到游牧民的戰爭能力要強於他們，通常發現收買騎士比同其作戰風險更小。當那種情況出現變化的時候，康熙第一個意識到了這一點，且親自領導了在17世紀90年代開始封閉大草原通道的戰役。在西方人那裡，形勢則相反。自從1660年代，康熙即已和西方人有着密切的關係，然而在1704年之後，忽略他們開始顯得風險更小。東南亞的一些統治者在16世紀業已得出同一結論，到了1613年日本的將軍們也跟着做了。1637年日本一場稍稍帶有基督教痕跡的暴動只是進一步確認了切斷和西方的聯繫這一決定的明智之處。在這一背景下，康熙的決定看來絕非拙劣之舉。

圖9.7 大拙劣者？中國皇帝康熙，1700年前後意大利藝術家喬瓦尼·蓋拉爾迪（Giovanni Gherardi）所畫

　　而且無論如何，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必須問的。即使康熙預見到了西方科學的發展方向，並且促進之，他能夠在18世紀將東方的社會發展保持在西方之前嗎？

　　答案幾乎無疑是否定的。中國的確和歐洲西北部一樣面臨着一些同樣的問題，中國的一些思想家的確向着相似的方向行進。例如，在1750年代，戴震（和顧炎武一樣，也是一位下級官員，從未獲得最高學銜）提出了相當像西方的機械大自然的看法，其運作沒有意圖或目的，可以進行經驗主義分析。然而，作為一位傑出的語文學家，戴震總是將論證建立在古籍之上；最終，在中國保存過去的榮耀看起來比解決全球擴張強加於西方人的那些問題更加重要。

　　大西洋邊疆的挑戰產生了吵着要新問題的答案的西方人。那些作答的牛頓們和萊布尼茲們贏得了更早期的科學家們難以想象的名望與財富，而例如洛克和伏爾泰那樣的新型理論家則為社會秩序描繪出這些進展的含意。相較之下，中國的新大草原邊疆產生了平和得多的挑戰。康熙的科學院裡俸祿豐厚的學者們感到沒有必要給他們自己發明微積分，或弄清楚地球圍着太陽轉。把數學——如同醫學一樣——轉變成古典文學藝術研究的一個分支看來益處更大。

　　東方和西方各自得到了他們需要的思想。

鐵律（一）

　　當1722年康熙去世之時，社會發展的上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過去有兩次，羅馬帝國在公元前100年前後以及中國宋朝在那一千年之後，發展已經到達43分，結果是產生了再次將發展推低的災難。但是，到了1722年，大草原通道已被關閉。大災變的一個騎士已死，而在撞擊堅硬的天花板之時，社會發展並沒有崩潰。相反，沿着大草原邊緣的新邊疆使得東方的社會發展持續上升；於此同時，受到中國和俄國的保護，西北歐人免於大草原遷徙，他們沿着大西洋開闢了自己的新邊疆。西方社會發展的上升甚至比東方還要快速，在1773年（或那前後）超越了後者。在歐亞大陸兩端，都是一個新時代。

　　或者說，是否如此？如果一個人從羅馬或宋朝遷移到18世紀的倫敦或北京，這個人當然會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槍炮，或者美洲，或者煙草、咖啡和巧克力。而至於時尚——撲粉假髮？滿族的辮子？緊身衣？小腳？啊，時勢！啊，風尚！（O tempora, O mores! 字面意義：Oh the times! Oh the customs!）就像西塞羅喜歡說的那樣。

　　然而在更多方面，實際上很多方面，看起來是熟悉的。現代世界使用火藥的大軍肯定比古代的要強大，比以往多得多的人們有閱讀能力，且也在讀書。然而，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沒有如同古羅馬或中世紀的開封那樣百多萬人口的城市（注）。不過，尤其是，來自過去的參觀者會注意到，儘管社會發展比以往上升地更高，人們推動其上升的方式和羅馬人以及宋人的方式幾乎沒有區別。農人施以更多的肥料，挖掘更多的溝渠，輪種作物，減少休耕。工匠們燒掉更多的木材鑄造更多的金屬，而當木材變得稀少時，轉而使用煤炭。飼養了更多、更大的動物來拉車、抬重物、在更平坦的道路上拉着更好的車子。更有效地利用風和水來粉碎礦石、磨碎穀物、沿着改直的河流和人工運河開船。但是，儘管宋朝和羅馬的參觀者大概會承認18世紀很多事物比11世紀和1世紀的要更大更好，他們或許不會承認事物有什麼根本性的不同。

　　難就難在這兒。對大草原和海洋的征服並沒有打碎羅馬人和宋朝在43分左右遭遇到的堅硬天花板：他們只是把它往上推高了一點點，而到了1750年，出現了令人驚恐的跡象，表明發展再次與之拼搏。圖9.3顯示了實際工資，此圖右方的情形並非很妙。到1750年，各地的生活水準都在下降，甚至歐洲最具活力的西北地區亦是如此。當東西方的核心地區竭力將堅硬天花板往上推動之時，局勢日蹙更甚。

　　要做些什麼呢？北京的官員、巴黎的沙龍常客以及介乎兩者之間的每一位有自尊心的知識分子提出了多個理論。一些人認為所有的財富都來自農業，開始勸說統治者給排乾沼澤或將山坡修成梯田的農人發放稅額優惠。從雲南到田納西，棚屋和小木屋更遠地深入到欠發達社區狩獵的森林。其他的理論家主張，所有的財富都來自貿易，因此統治者（通常是相同的那些人）將更多的資源用於奪走鄰國的商業，從而使鄰國淪於貧困。

註：在東方，1722年北京大約有65萬居民，江戶（現代的東京）可能稍多一些；在西方，倫敦可能有60萬人口，伊斯坦布爾（君士坦丁堡）大概有7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