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坐taxi

管青

這篇文章是幾年前寫的初稿。 那時上海的市政交通建設在開發浦東的強勁東風和勢頭的推動牽引下，正搞得如火如荼。到處在拆遷施工，掘地挖溝，公交車常常改變路線，連老上海們都抱怨認不得路，找不到車站。 上海市區的街道本來就狹窄，上海有幾百萬本地居民，加之幾百萬外來人口，和不計其數的機動車自行車，使得市區交通顯得那麼擁擠嘈雜。 那時人們說坐taxi從東邊的外灘到西郊的虹橋機場要花兩個多小時，比坐飛機從北京到上海還要慢。 我親身經歷過一次從機場到位於市中心以南的家被堵車一小時四十分的痛苦，還付了雙倍車資。 不過能有揮手即停的taxi，還是比十幾年前方便的多。 那時我剛剛開始每年回上海探親一次，因為對公交車路線不熟，又想趕時間，常常坐taxi辦事，便也有了機會接觸形形色色的taxi司機，從他們的言談舉止和服務質量中，可以了解社會民情及發展中的海派風俗文化。
出租車的司機不是下海便是下崗的，雖然掛各大公司的招牌，但他們實際上大部分是兩人合夥租一輛車，隔天輪流開，上班即開16小時。 照某司機的話來說是“每天前幾小時賺的錢要交租車費，牌照費，油費，稅金等等，天氣好的話生意少，下雨天客人就多，所以司機天天盼下雨。我們每天都開到眼皮打架才歇手，賺兩個錢不容易喲”。
坐車從十幾分鐘到一小時不等，在這短短的時間內，若是碰到一位愛侃的，你也會得到一些有價值的信息，特別是對於我們每年來去匆匆的人，聽聽故鄉市井小民的聲音，感覺蠻新鮮有趣。 有位侃兄跟我大談當年秋天要在上海舉行的APEC(亞太地區經濟發展會議)和為迎接APEC所作的市容整頓及道路管理，於是大嘆苦經，說如今上海車多人多單行道多，開車停車有多難。 有一次碰到一位中年司機，談到改革開放以來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便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記得是78年，我們車間分到一張9吋黑白電視機票，票是有了，電視機是300元，當時大家都沒錢買，你想工資才40元麼。後來有一位仁兄，最“老嘎”，愛出風頭的，他買下來了，獲得眾人喝彩叫好，結果每到晚上，幾乎全車間的人都去他家看電視。 現在麼，9吋黑白電視給人當小板凳坐也沒人要囉“。
也有沉默，不理人，甚至不講道理的司機。 有次從浦東機場出來，坐上了一年青女司機開的麵包車。 只見計程表呼呼地轉，似乎金額數偏高。 後來我看到路標上有該處到機場的公里數，我便問她怎麼收費。 出國多年，我已忘了“海派”規矩，即上海人是羞於問價的，一怕別人笑話你小氣，二怕自己不懂當地行情出洋相。 果然那女司機不耐煩地指指標價牌讓我自己看，那上面有一行很小的字，表明麵包車的起步費貴於小車，我不戴眼鏡根本看不清。 那女司機一臉不屑，分明當我是“阿鄉”。 我以為自己是顧客是上帝，問問價總可以的吧，不想一下國際航班，還是在自己家鄉上海，即淪為“阿鄉”。 這一記“下馬威”讓我體會了上海人勢利的一面。 更有甚者，一日，艷陽當空，氣溫較高，坐進車裡尤其熱。 按規定，若客人提出要求，出租車必開空調，我便要開。那司機說，我正感冒呢。那口氣就好像他是客人我是司機。 但是我不能與他理論，中國人的道德標準是忍讓，為別人着想，少擺架子，避免吵架。 於是我只好忍聲吞氣受烤，再付受烤的費用。
從出租車司機身上，反映出民眾素質和教養還不夠高，商業道德也差一些。有次我們從外地回來，在長途客運站下車，想找出租車回家。那天下着小雨，又有行李，自然想一出站就能坐上車，不是說出租車司機盼下雨多生意嗎？可是來拉客的都要走長途，市內的不走。 照規定出租車不能因路途短而拒客。 沒辦法，只好淋雨負重走一段路，才截到一輛車。 你說這是“短途拒客“吧，我先生還碰到“長途罷工“呢。 那次是他從鎮江回上海，先是被人拉上一輛“開往上海”的大巴，到了常州，迎面是一輛欲“回上海“的中巴，大巴的司機家住鎮江，於是大巴司機便要乘客換乘中巴，他自己可早早回家。方向盤在人家手中，有什麼辦法？ 上了中巴到了無錫，其他乘客都下車了，只剩下我先生一個要去上海，司機怎麼也不走了，硬是將他撂在無錫火車站，自己揚長而去。 而車資早就由大巴司機收走。那天我先生回到上海家中，已是下半夜，氣得呼哧呼哧。如此混亂的客運經營，不知有關政府部門是否有意整頓管理？而能夠干涉糾正的程度又有多少？
回到“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不能用美國的價值標準來衡量，這樣只是讓自己多生氣。 如果自視層次教養高一些，就忍耐寬容些，還是回到東方傳統觀念，寧事息人吧，你的假期也會由此更愉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