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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据我国选举法和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对以贿赂手段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对5名未送钱拉票但工作严重失职的省人大代表，依法公告终止其代表资格”。有网文称：“该案新闻公布，2013年初由湖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依法选举产生的76名衡阳籍的湖南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61人涉案，几乎全军覆没……”。“看这涉案被调查和终止资格的61名省级人大代表的身份、背景也是件颇为耐人寻味的事，其中绝大部分人的身份上都挂着一个(“总经理”)“董事长”的头衔……”。“按新闻里说的，此案共有5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人民币1.1亿余元，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也就是说，那些拉票想当省人大代表的，平均每人送出拉票费用接近200万，而那些收受财物的，平均每人收了19万人民币”。

这一“新闻”说“新”其实也不新，这30年来贿选已不是新闻，可以说屡见不鲜。历来都说：“有钱可使鬼推磨”。但历史上“有钱可使鬼推磨”仅是极少数人的梦，而且能兑现的极少极少，否则就不称为梦。使“有钱可使鬼推磨”梦想成真是“改革开放”年代，从这个角度讲，“改革开放”确实是占总人口不到1％的反动官员、“总经理”、“董事长”们最大“红利”，真正的“有钱可使鬼推磨”梦想成真。正如李敖同志在华岳论坛发文称：“中国99%的富豪都是侵吞国有资产发家的，都带有典型的掠夺式的强盗行径，最后移民国外变作外国公民。这跟八国联军掠夺中国洗劫中国的财富时如出一辙。他们侵吞的国有资产是什么，是中国集体农民在解放后所创造的财富。是从1949以来人民创造的财富。这就是中国的富人跟八国联军一个吊样的富豪们。”而“改革开放”给占总人口99％以上的广大工农兵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带来的却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1亿多人被精神病、几千万被残酷迫害和屠杀、5000多万育令青年男女丧失生育能力、几千万工人农民失业、上亿贫困儿童、几千万冤假错案(还不准申冤，否则就有“人民”政府、公检法、地痞流氓联合经营的“截访公司”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残忍的人间地狱。

可以说如衡阳相当数量的“人大代表”是反动官员、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董事长”贿选的，决不会是个案。还可以说“党代表”就没有贿选出来的？买“官”卖 “官”都己不是新闻，还何谈仅是享有举举手的权力的“代表”。仅就这一条，“改革开放”就没有任何值得吹牛、宣扬的，“改革开放”把共产党蜕变成了卖国企、卖集体企业、卖祖宗的土地、卖妇女的皮肉、卖国的分产党、卖产党、卖国党。即便《官场现行记》也找不到“改革开放”造成的举世闻名空前绝后的彻头彻尾的腐败。而应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

近段时间来“群众路线”的口号喊得很响。某些喊“群众路线”的人，在真正决策时如“党代会”和“人代会”听到的“群众”声音，主要就是这些贿选出来的“代表”，他们肯定拼了命也要为收回贿选成本加最大红利，而利用“合法”讲台摇旗呐喊。这30多年不就是满足少数人暴富，而多数人贫困甚至倾家荡产而过来的。又如，反党集团发表的文章《十八大变局是做出来的---且看温家宝的渐进民主化努力》宣称：“某总理在短短几年任期内，做了大量的人事准备工作的，国务院的各个部门都被安排进了民主改良的力量，这些力量对于打压中共死忠的传统左派，暗中支持民主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往往被忽视，但是不要忘记，中国目前还是一党独裁的专制国家，发挥这样的作用阻力依然十分强大。温家宝系统的民主派向中共各机关部门的渗透，使民主派在未来的十八大权力争夺战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可见一伙宣称“挖共产党祖坟”的阴谋家们，一是用贿选挤进权力层，二是通过内奸安挿人员，双管齐下操控国家机器。30多年来，某些人的“群众” 不就是这伙人嘛。可以说，“群众路线”是有显明的阶级性的，群众也是以阶级划分的。毛主席提倡的群众路线，是指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劳动人民；而对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从阶级本能决不会走毛主席提倡的群众路线，而只能是 “不争论”，“不用看人民群众的脸色办事”的“顶层设计”。他们的“群众”就是那伙反动官员、吸劳动人民血的“经理”、“董事长”。真正的人民群众是他们的“维稳”对象，“维稳”武装力量和费用都超过了军队。30多年来，走资派奉行的是只“安内”而不攘外。

有些怪事应引起人们重视：例如30多年来，凡走资派包括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其培植的官派，都是“一贯正确”。如若不信，你不妨看看他们写的自传、宣扬他们的电视剧和戏剧，为他们开的各种纪念会，以及当权者为他们的吹捧演说、各种新闻报导……(注：少数官方打压的互联网除外)，无不竭尽全力大树特树、大吹特吹。唯独对毛主席，连解放初穿着开裆裤的甚至连穿开裆裤的资格都沒有，只要一当官，就有“本钱”轻薄地评说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他们最大的“根据”就是邓小平为推翻他“永不翻案”而捏造的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以下称“决议”)，他们信奉的就是这份邓小平为自己的翻案书。这伙人不信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的言行不用实践检验，他们可以信口雌黄随便胡編乱造，做个梦也成了“创新理论”，他们信奉的是能让他们当官的邓小平。可以说，邓小平放个屁，也是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创新理论”。现在有一股歪风，即胡吹什么“红二代”，这是反动血统论的再版。至今唯有见刘源同志公开说(大意)：30多年实践证明，他父亲(刘少奇)是错的，毛主席是对的；并告诫大家，要警惕有些人，打着他父亲的旗号反毛主席。然而，一些自喻“红二代”的，几乎都是大吹特吹、大树特树他的老子“一贯正确”、“天下是他老子打下的”……；而不用举事实，却大言不惭地轻薄地胡诌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衬托其老子“光荣”、“伟大”、“一贯正确”……。我习惯把这种人比作：捡了一把粪土，同泰山比高低，太不自量力。其实战争年代关键时刻当了逃兵的邓小平去见赫鲁晓夫之前，邓小平已是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甚至他最亲密的战友叶剑英、胡耀邦、李先念、张爱萍等都分崩离析。他最后唯有的追随者就是拉着他的裤裆向上爬的几代“噎而把馊”。

为了还历史真面目，三个主要问题必须弄清楚：一个是1976年中共中央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即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藉，以观后效；第二个问题是邓小平的翻案书，即他一手泡制的所谓“决议”；第三个问题是谁把文革搞乱的，即谁是打砸抢、反马克思主义、反党反科学社会主义而抢班夺权的“三种人”。鉴于这三个问题，我发表的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的《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以及2013年6月在互联网发表的《是谁把文革搞乱的？》一文，对这三个问题都根据官方出版物以及官方核准的媒体公布的材料，作了较详细、系统的介绍。在此仅概括介绍一下，以说明问题为限。

第一个问题：关于1976年中共中央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

1976年中央对邓小平作出处理决定的主要依据是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打砸抢动乱，说邓小平是后台。坦率告诉大家，我当时对此有疑问，1975年9月己开始不点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会那么蠢跳起来制造事端？可能是因广场上有歌颂邓小平的大字报和树上挂了“小瓶”子的原因。然而，这些年翻阅大量资料，下了点功夫研究这个问题，我才慌然大悟，我又一次犯了主观主义、形而上学错误。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纪实》第534页，我第一次见到了介绍邓小平唆使胡耀邦制造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动乱的史实记载。后来又见互联网报导的杨尚昆日记，也介绍了邓小平唆使胡耀邦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动乱(内容同《文化大革命纪实》基本一致)，现摘录杨尚昆日记有关内容如下：“1988年7月19日，胡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注：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动乱)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的。他己经同作家师东兵(注：即上述《文化大革命纪实》一书的作者)在1988年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同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耀邦告诉我，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悼念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沒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犒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点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了主席……。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解放军，小平……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19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天安门一趟，观察现场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见了一面，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19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处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19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高干(子女)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掌握了联动成员19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小平也指示我把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注：这一史料很值得所有武装人员一读)。”“1988年8月6日，耀邦说还有一件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处理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大家看了这一段史载，不仅清楚地弄清了好多问题，而且对某些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用心看得更透。

“当时叶剑英对天安门广场及全国各地的悼念周的活动极为关注，不仅每天派人去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抄录诗词，还冒着风险，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看群众抄录诗词，看小字报，了解事态的发展”。“原解放军三零一医院护士周美华曾告诉笔者：在清明节那天，首长起床以后，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就悄悄地拉着我和 ‘马头’（警卫参谋马西金），让我们陪着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悼念周总理的盛大场面。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车开得很慢，天气也比较阴沉，这时候我们绕纪念碑转了一大圈。在这过程中，首长几次要下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们劝止了”。“ 叶剑英的一个颇有诗才的孩子馨儿跑到天安门广场贴上自己的哀诗。事过十余年，笔者向他索取这首诗，他记忆犹新，当场挥毫相赠。词曰：人生七十不为天，唯到君归偏恨早。尸骨未曾寒，风雨漫如磬。五十年来事，锤炼人民志。泣血酹中魂，济济后来人。公元1976年4月2日在天安门”。（参见《新中央机密》第229至230页）。

如果有的朋友有兴趣，邓、胡、叶是如何抵赖他们这些罪行，并转嫁栽赃给毛主席的？更卑鄙的是，他们还把制造打砸抢焼杀的罪行，美化为同“五.四运动”并列的“四.五革命运动”，请参阅内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汪东兴传》，或本人的《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有关部分。

仅上述事实，足以证明1976年中央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推翻这个决定，不仅无理，而是别有用心。应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以严肃党纪，否则不足以平民愤。

第二个问题：关于邓小平的翻案书即“决议”

“决议”是邓小平一手泡制的翻案书，不仅有许多网文对此作了详细介绍，即便拼揍出来的邓小平“文选”也有充分证据，证明“决议”是邓小平一手泡制的。按党章规定，邓小平有权对自己在文革期受到的批判提出申诉。但必须实事求是。而且邓小平在提出申诉时，必须解释清楚自己自觉自愿地在党的会议上作的检查交代甚至表示“永不翻案”为什么不认帐了？但邓小平至死没有向组织作这方面的交代。

文革期邓小平受到批判的主要内容是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是同中央对着干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核心领导人之一。邓小平的翻案书即“决议”核心内容也是这两条，为缩短篇幅本文就不抄录“决议”这些内容了。邓小平是不是走资派、是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领？在1976年10月6日前，包括我本人在内，可能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还够不上自觉理性认识的水平，较大程度上仅是相信中央的决定是准确的。但“中共”沿着邓小平“不争论”的路子被强迫走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除掉前述既得利益者、暴富的“总经理”、“董事长”以及由走资派给“平反、摘帽”的“四类分子”、反党集团、卖国集团等以外，绝大多数，尤其是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都充分地认识到了邓小平就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司令。这己没必要花笔墨论证了，看看当今民怨沸腾、看看每天报纸披露的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奇里八怪的腐败案例，这不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嘛！！！就官办媒体公布的数字：怀念文革的人占78％，不怀念的为22％。不怀念不等于反对，估计反文革的不会超过5～7％，因为反文革吃得开、好找工作、能升官，其中假冒伪劣就难免。78％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底数，因为承认拥护文革风险太大，人们纪念毛主席都遭到残酷迫害、甚至坐牢，拥护文革还了得。这78％，也可以说拥护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等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批判和对邓小平作的处分决定。这就是人心所向，是人们遭30多年“改革开放”的残酷压迫、迫害、剥削后的必然选择。有人不是把“余孽”挂在嘴皮上吗？我查了一下“余孽”的解释：“残存的坏人或恶势力”。我想走资派、文痞们对“残存”的意义会懂吧！因为这不像“正能量”这类物理名词，一些不学无术之流为卖弄“学问”乱喊一起闹国际笑话(注：本人发表了《“正能量”一说值得商榷》一文，用物理学证明，“正能量”可以转化为推动事物发展的有用功，也可以造成破坏的负功。同样，负能量也可转化为推动事物发展的有用功即正功。偏面强调“正能量”是不学无术之辈卖弄“学问”闹出的让人耻笑的国际笑话)。而“残存”就是少，即常说的“一小撮”。因此，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反文革余孽、反文革的残渣余孽、反文革的一小撮。证明邓小平翻案，人民群众通不过。

再则，按党章规定，当事人以及与当事人有牵连的人，都应回避。然而，不仅翻案书是邓小平一手操纵下冒充中央的名义写的，而且“中央”讨论通过的会议，也是邓小平操纵下召开的，与其有牵连的人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邓小平滥用中央名义为自己翻案。这种会议本身就不具合法性。可见，叫了30来年的“从严治党”，实质正如前任美国驻华大使所言：当今中国有权人好办事，有钱人好办事。有权的邓小平可以随意篡改史实、暗杀知情人、销毁罪证(包括有网文披露：1959年左右有约长达约三年不见邓的材料)，为自己翻案，为子女升官、捞钱暴富；有钱的反动官员、“总经理”、“董事长”可贿选“人大代表”、买官……。

第三个问题：是谁把文革搞乱的

这个问题我专门在网上发表了文章，还有一些网站转载了，在此仅扼要介绍一下。这是正确评价文革的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走资派、反文革余孽集中诽谤文革的问题。叶剑英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宣布：“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煽动性极大。叶剑英能说得这么“清清楚楚”，说明他太知情了。仅凭叶剑英这样“清楚”地结算出的数字，文革就该判死刑。因此，走资派、反文革余孽抓住这根稻草，拼了老命诽谤文革、丑化文革、清算文革。但叶剑英没有交代清楚是谁在文革中“整了1亿人，害死了2000万？” 这就是机关算尽的叶剑英的“高明之处”。一伙“天才”的走资派、反文革余孽就在邓小平的“决议”里找到了答案：文革混淆了敌我矛盾，所谓的走资派都是“党的久经考验的干部”，文革是“一场内乱”，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而有人归纳为毛泽东战争年代有功、“社会主义革命有过”、“文革有罪”。毛主席被走资派、反文革余孽整得“粉身碎骨”，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为此被叛徒集团判了死刑，几乎所有毛主席的至亲、女儿都被判刑或被审查批斗。全国几千万文革派被批斗、判刑、屠杀。但究竟是谁把文革搞乱的？是谁大量屠杀手无寸铁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积极投入文革的各级革命干部、工农兵学人民群众？历史又一次证明：走资派不可能一手遮天，谎言和阴谋只能得逞于一时，迟早必然被揭穿，最终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只能是作恶多端的走资派和一小撮反文革的残渣余孽。

前面介绍的杨尚昆日记，不仅揭露了邓小平及其子女在文革期打砸抢的罪行，而且揭露了邓小平所谓清查“三种人”的真相，但这仅是他破坏文革屠杀人民之一小角。有一篇达20来万字的反文革的文章中，有关于“前文革”有这样一段话：“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在50多天内)，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这不仅说明最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开展文革的“5.16通知”是刘邓，只是他们搞的“文革”是镇压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批判一小撮走资派。这就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有理”、“有功”，而批判一小撮走资派“有罪”的“创新理论”。直至现在还有人高举这一“创新理论”，成了执政的“经典理论”，成了谁也摸不得的老虎屁股。

程万里编著2012年12月《时代出版社》出版、北京市昌平印刷厂印刷《赣江苍茫》一书，揭开了叶剑英等反文革派于1967年2月在大闹怀仁堂的同时，叶剑英利用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之便，伪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以传达中央文件的名义，于2月10日召集各大军区有关领导，在京西宾馆，在派人监示下让他们看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只准看，不准记录)，欺骗了一些“三支两军”的指战员屠杀造反派。【注：叶剑英伪造的毛主席指示内容是：造反派冲军区，抢你们大楼，攻占大楼，你们不要让，坚持在上头。他们在东头，你们在西头，把他们包围起来，开展政治攻势，抓坏头头】。正如书中所说：“江西省军区按照(所谓)中央要求(注：即剑英伪造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精神己陆续派岀军代表联络员进入全省223个重点单位。然而，这些军代表、联络员下去后，表态支持保守派的有207家，支持造反派的只有一家，其余未表态”、“军队介入，不仅没有能够迅速稳定局面，反而使武斗由棍棒升级为枪炮，愈演愈烈”(选自《赣江苍茫》第2至3页)。本应是传达《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称“文稿”)第十二册第221至223页，查到了经毛主席三次修改由林彪起草的《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文件(草案)，毛主席批示让周总理组织党政军会议审核后向下传达；查遍了《周恩来年谱》及有关支左文件，基本可以肯定该文件被叶剑英扣押了，沒有问世。叶剑英就如此狗胆包天，把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爭的文件，变成了镇压造反派他一手伪造的“毛主席最新指示”。造成了大范围支左部队动用枪炮镇压造反派的惨剧。叶剑英还亲自指挥了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参见“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的材料，1967年7月15日)。叶剑英还私自让赵永夫到全军军以上干部会上介绍镇压造反派的“经验”。造成了全局性残酷屠杀人民群众的惨剧。直闹到武汉“7.20事件”，但正是武汉“7.20事件”，明察秋毫的毛主席致信江青同志：“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文革运动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参见司马清扬等著《新发现的周恩来》第261页)。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采取了果断武装造反派“文攻武卫”，派野战军支左，才平息了叛徒叶剑英一手制造的内乱。

近30多年，走资派就是如此丧心病狂地掩盖他们制造武斗、残酷屠杀手无寸铁的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积极参加文革的人民群众的罪恶，而诬陷、栽赃给毛主席、文革和造反派，制造混乱，乱中篡权。叶剑英篡权后，还强行给赵永夫平了反。

为彻底搞清问题，有必要再一次介绍邓小平的讲话：

邓小平说：“現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个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个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个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針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

(注：以上选自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有比较，才有鉴别，下面介绍一下毛主席的讲话和信件：

毛主席得知某些走资派子女去云南串联参与了打砸抢后，毛主席严厉警告这类干部不严格管教好子女，将造成极坏后果。

毛主席发现报纸上点名批判的人多了，亲自布置王力同志，不能点名太多，要控制。

毛主席还批评了中南海的一些同志批斗刘少奇。

毛主席还专门给周总理写信，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

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本反文革、反毛、反周总理的书《新发现的周恩来》，也不得不承认文革整了200来个干部。如果无中生有说毛主席文革期“犯了严重错误”的走资派及反文革余孽、文痞们，还愿意尊重点事实，你们谁能拿出毛主席让对批判的对象搞武斗、搞人身攻击、把路线错误夸大为“刑事犯罪”判刑和屠杀的事例吗？我断言：你们谁也拿不出一点证据。据我所了解，那200来被作为走资派批的(其中肯定有少数不是走资派)，无非是少当了几天官、少几天不能横行霸道。其中一些诉了30多年“关牛棚”的苦，其实大多在医院等地保护了起来，薪金没少拿一分钱，保健医生、服务人员照有，仍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我说这样的“牛棚生活”，即便按有人许愿的“小康”以后，一般的平民百姓对如此“关牛棚生活”水平，仍是望尘莫及。何况有的走资派还照样过着禽兽不如奢侈生活。但我倒是在这些年从中国政府批准的出版物或互联网等媒体查到了诉文革“苦”的走资派前述残酷迫害、屠杀人民的证据 (注：仅摘了冰山一角，如果把全国控诉走资派迫害、屠杀人民的全部材料，汇总装订成册，将是一部上千万字的无产阶级同走资派浴血搏斗的巨著，意义深远)；同时又查到了毛主席严禁武斗和阻止武斗的讲话和信件(注：同样只摘了一小部分)，毛主席严正指岀：“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请问：究竟是谁用武斗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我想，走资派、反文革余孽和文痞只要不是白痴、不是别有用心，这个答案是很清楚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走资派把好端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祖国，糟蹋成了腐败不堪。毛泽东时代第一次解决了中华民族吃穿自给自足问题，连反文革余孽的老板邓某都赞扬说这个成绩取得不简单，而近年一伙反文革余孽动不动就诬蔑文革“饿肚子”。而把“改革开放”造成约合8亿亩耕地岀产的粮食，靠从美国等进口转基因粮(约可供2亿多人的口粮)来填肚子，歌颂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把毛泽东时代由一穷二白的旧社会，一跃而成了世界名列第六的工业国，我们的朋发遍天下，而被反文革余孽诬蔑为 “封闭、僵化”。但把走资派糟蹋成了美国的组装厂、半殖民地的“中美国”，搞成了四邻为敌，世界上没一个真朋友，而反文革余孽却把这歌颂为“改革开放”的 “春天”。这类颠倒是非已习以为常，成了走资派“创新理论”的必然成果。估计走资派和反文革余孽都看过媒体报导一位“妓女”在“人民”法庭的辩护(控诉)：沒有买淫，哪来的卖淫？她接待的买淫人物多是“共产党员”的官员，包括在座的(即审判庭)不也有几个她接待的，她进一步控诉了被逼为娼的经过，成了官员的“x奶”、升为局长……。“审判长”骂她不要脸，但我倒要问是谁不要脸？几千万农村妇女就如此被逼为娼，小伙子成了城市连旧社会乞丐都不如的“农民工”，“改革开放”的“农村城镇化”为广大农民创造了如此“幸福生活”。与这相应的还有：2014年01月03日第一财经日报 “我有话说”(4,440人参与)自动播放深圳周伟思一年前曾备受全国关注20亿元(家产)村官……。周伟思一年前曾备受全国关注，此案涉及了多名“政府官员”、“总经理”等。另一新闻是：《粤“海陆空”联手清剿陆丰“大毒村”缴获冰毒近3吨》追踪；参与其间的有村支书蔡东家、“人民政府”以及公检法官员等。还有一则今天的最新新闻：“陕西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贩婴案受审”一文称：“至2013年8月9日，公安机关己接到举报55起……。”这是我顺手随意捡的三条新闻，请问：满清政府的贪官和绅、李莲英以及国民党“四大家族”，有哪一个的家产顶得上当今一个“村官”周伟思？而满清和国民党都被公认为遗臭万年的腐败政府，而当今村官就如此腐败，则前宰相更是家产27亿美元；满清林则徐禁鸦片，查到过一个村官有3吨毒品吗？古今中外有妇幼保健医院贩卖大量婴儿的吗？然而如此伤天害理腐败的“改革开放”，反被走资派和反文革余孽歌颂为“改革开放”的“春天”、“第二次解放”。“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被捧为“一贯正确”，是“全党”的“旗帜”？这个问题有哪位高官、反文革的余孽和文痞能作出科学解释？所以，我在本文开头就说：很大比例的“人大代表”，是“官员”、“总经理”、“董事长”平均每人化费200万元买的，不是新闻，也不是个案。然而把这一切污泥浊水一扫而光的毛泽东时代文革，把社会整治得“四类分子”不敢乱说乱动、走资派不敢横行霸道更不敢欺男霸女和暴敛钱财，整个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中华民族史上唯一被各国称道的太平盛世。然而走资派和反文革余孽以及文痞们却念念不忘诬陷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甚至诬蔑“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但与这同时，走资派把国家库存600吨黄金运往了美国国库，还连续三次给由他们选拔的和追随他们的官员大幅涨工资，豢养忠实追随他们的反文革余孽和摇唇鼓舌的文痞，把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一切，都塞进了他们腰包，反诬蔑毛主席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用老百姓的话骂：这伙反毛、反文革余孽确实是婊子养的狗杂种。事实充分证明他们打“老虎”是假，养“老虎” 是真；反腐败是假，反马列毛、反社会主义是真。

最后奉劝一句：打着“农村城镇化”的旗号，行大肆强行出卖土地捞钱是真，再不能继续了。我曾在发表的文章中说过：如果分田到户单干，仅是使农村两极分化，倒退到封建社会，但耕地还在。而“城镇化”将造成大量耕地流失，无田可种，10几亿人口的国家，如遇上1959年那样连续三年大面积自然灾害，美国一禁运，很可能一个窝窝头可换几平方米豪华建筑住房，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悲剧。真正的上策：下决心缩减城市规模，稳定农村秩序，大力支持农村人口稳定，发展农村集体企业，农业学大寨、学南街村。

最后，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真理报》发表的讲话为本文结束语：“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执政为民的政府，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给予人民。一个国家不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有人占几十套房，有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样，执政当局没有任何脸面赖在台上，因为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执政者的责任。一个国家的执政文明，就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而不是表现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長的数据。”

恽仁祥

2014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