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公民的基本權利以及民主制度，到底是靠民眾通過鬥爭爭取呢還是靠開明專制者或者統治者賜予，是一個眾說紛紜爭論不息的問題。由於公民權利甚至基本人權在世界各國從歷史到如今都嚴重缺乏不公，甚至引發對“天賦人權”到底是什麼意義的懷疑——這個“天”，到底是天主還是人間皇帝？唱着《國際歌》的巴黎公社戰士和市民，“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靠我們自己！”可是他們這些烏合之眾，就一定要擁戴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和一個至高無上的團伙，跟着他們去打砸搶，然後等待這個最高革命領袖來分配他們的“天賦人權”甚至生命權利。這樣的人類歷史與現狀，讓俺這個腦白金也迷糊了。

人民的基本權利， 基本的公民權，到底是天賦還是自己爭取？如果是天賦，這個天是什麼？如果要爭取，如何爭取？美國黑人的公民權，是最早起源於黑奴的反抗，還是林肯的廢奴甚至英國人威爾伯福斯的鼓吹推動？後來民權運動的結果，一直到奧巴馬入主白宮，到底是馬丁路德金一人與整個黑人團結奮鬥的功勞，還是有肯尼迪約翰遜甚至尼克松里根的“恩賜”？

如果這些問題對我們太久遠太複雜，俺現在想請問一個問題：中國大陸1977/1978級大學生參加高考，以及憑考分為主而不是“政治表現為主”上大學的權利，是老百姓鬥爭爭取來的，還是鄧小平決定恩賜的？中國百姓當時是如何爭取的？鄧小平的恩賜究竟是為了什麼基於什麼？中國當時有任何爭取恢復高考權利的遊行請願嗎？鄧小平恢復高考是基於“天賦人權”“受教育機會人人平等”“有教無類”原則嗎？

當然不是。那麼，究竟是什麼力量什麼因素，讓天上掉下一個餡餅到77/78級幸運的考生大學生頭上呢？

非常簡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常識：中國武漢大學一位教授，以毛澤東都沒有打死改造掉的膽量，直接面告鄧小平一個常識：大學是學知識文化科學技術的地方，共產黨和中國不可能再繼續在毀滅教育文化科學的愚昧野蠻蠻荒道路上走下去了！鄧小平以天才的智慧，明白屎是吃不得的這樣一個真理，然後也用毛澤東打不死改造不了的膽量與常識，告訴華國鋒等一幫子英明領袖，“不能繼續吃屎了！”

於是，中國的天上就掉下了餡餅而不是毛糞。就有了如今當上總理部長到遍及世界的中國1977/1978級大學生。

假如當年中國人，包括李克強薄熙來劉源，由查全性教授帶隊，去到天安門廣場請願遊行，“我們要恢復高考上大學”，“我們不要繼續吃屎！”恐怕華國鋒一定叫首都工人民兵伺候！中共一定繼續強迫全國吃屎。

關於這段歷史，俺記得高伐林有博文講述。現在俺轉抄一份中共中央的權威出版物，看看中國人如何可以勇敢堅定地停止吃屎：其實只要最高統治者不是滿腦袋屎，也不霸道到一定非要全國人民吃屎不可，就可以了！

什麼大不了的改革？香港台灣韓國美國蘇聯，為什麼就不要這樣的“大改革”？因為人家從來沒有這樣全國發瘋全民幾十年吃屎！

文章摘自《涅槃》

鄧小平

　　恢復高考 鄧小平一錘定音，絕處逢生 老三屆萬馬奔騰

　　鄧小平批示恢復高考

　　重新打開真理之門，確實需要足夠的勇氣與智慧。真理有時首先掌握在少數人手裡，而掌握着真理鑰匙的人卻要最先品嘗孤獨與冷寂。

　　在全黨全國人民的強烈要求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恢復了鄧小平同志黨內外一切職務。他主動提出，由他負責科學與教育工作。鄧小平復職後的第一個大舉措，便是在中國當代教育史上作出了決定性的大轉折。

　　其實，鄧小平早就為中國的教育落後着急了。這是1977年5月的一天，那時還沒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忍不住說出了久積心中的一番話。他說：“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麼上得去？科學技術這麼落後怎麼行？”

　　此時，“四人幫”剛剛粉碎，左的那套還在流行，“兩個凡是”仍在黨內占據主導地位。還處於“在野”狀態的鄧小平作為一個有卓識遠見的老共產黨員，向當時的黨中央發出了緊急呼籲，讓他們看到一個嚴重的事實，“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20年。科研人員美國有120萬，蘇聯90萬，我們只有20多萬，還包括老弱病殘”。

　　鄧小平大聲疾呼：“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果斷地提出：“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

　　但是，在1977年5月，還沒有什麼人能聽得進這位還沒有恢復黨內職務的老黨員的緊急呼籲。中央掌權的領導人還木然地強調着“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老方法老套路，走着過去一貫的“革命”之路。

　　1977年8月4日，剛出來工作的鄧小平看了教育部的那個報告後，心裡很不平靜，便提議召開一個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他參加並主持了這次會議。在座談會上，有人講到清華大學的教育質量時說，現在很多人小學畢業的程度，補習了8個月就學大學的課程，讀了3年就畢業了，根本沒有什麼真才實學。

　　鄧小平聽了此發言，當即不滿意地說：那就應當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不能叫大學。

　　當時任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的查全性(現為科學院院士、教授)強烈呼籲：從今年起就改進招生辦法，再也不能忽視新生質量了。他激動地說：“招生是保證大學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好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當前新生質量沒有保證，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學的質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不是沒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現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鄧小平聽了查教授的發言，贊同地點點頭，鼓勵他再講下去。

　　查教授接着又用嚴厲的語氣講了現行招生制度的四個重大弊端，說：“第一，埋沒了人才，大批熱愛科學、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而某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卻占據了招生名額。第二，從階級路線上看，現行招生制度卡了工農兵子弟上大學。群眾里流傳着‘十七年上大學靠分，現在靠權’。所以有了第三個弊端，壞了社會風氣，而且愈演愈烈。據我所知，今年的招生還沒開始，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了。如果制度不改革，走後門的不正之風就剎不住。第四，嚴重影響了中小學生和教師們教和學的積極性。現在甚至小學生都知道，今後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

在鄧小平同志的鼓勵下，另外還有一些著名教授與學者對現行招生方法作了嚴厲批評，數學家吳文駿、長春光機所王大珩、上海有機所汪酋等科學家都情緒激昂地講出自己心裡憋了多年的話。他們一致建議國務院下大決心，對現行招生制度進行改革。

　　鄧小平問大家：“今年是不是來不及改了？”

　　大家說：“今年改還來得及，最多晚一點。”

　　鄧小平果斷地說：“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接着又問在場的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你們教育部的那份報告送出沒有？”

　　劉西堯回答說：“上午剛送出。”

　　鄧小平作了一個堅決的手勢，“那還來得及，把它追回來。”

　　會議開到這裡，鄧小平同志即向大家表態說：“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他的話音未落，全場頓時爆發出一片掌聲。這是大家發自內心的心音，是許許多多嚮往知識與科學進步的學者教授，還有千千萬萬個被關在大學校門外十幾年的莘莘學子的心音呵！

　　8月13日，教育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在北京飯店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本身就讓人們大為驚詫，從來都不曾一年召開兩次招生工作會議的，確屬前所未有的奇事。

　　另外，這第二次招生工作會議還開創了一個紀錄，成了建國以來時間最長的一次馬拉松式的會議，會期長達44天。由於是在旅遊旺季，代表們不得不從北京飯店移師友誼賓館，從炎熱的夏天，一直開到金秋十月。正因為這次會議拖成了長會，才導致了後來77級大學生僅比78級早半年入學。

　　這次44天的會議，真是一次意義特殊，充滿思想撞擊的會議。在這段時間，每一天都交織着是與非，進與退，得與失的較量。

　　就在這次招生會議召開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召開了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因為黨代會上仍然肯定了“文革”的錯誤路線、政策與口號，因而也給這次招生會議造成了主客觀上的思想混亂，使得這次招生會議幾經反覆，難以定論。

　　在招生會議上，大多數與會者都從心底里贊成鄧小平的主張，但由於長期的左傾路線的統治，對人們造成了嚴重的思想障礙，有人雖說敢於說出一些真心話，仍有人在動搖與猶豫之中，講一些不那麼情願說的違心話，使得會議不能形成統一的意見，不能造成一股衝破阻力的強大潮勢。

　　就在這次會議期間，有人說出了幾句打油詩：“招生會議兩度開，眾說紛壇難編排，雖說東風強有力，玉(育)門緊閉吹不開”。

　　就在這種僵持與徘徊之際，有人出來巧妙地推動那根沉重的頂門槓了。

　　此人便是《人民日報》記者穆揚。他在採訪本次招生會議期間，看出遲遲定奪不下來的癥結所在，便想讓鄧小平同志儘快地了解到會議的真實情況。於是，他向教育部負責人反映，要求把會議期間的不同意見向上報。他得到同意後，即邀請了6位曾經出席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目睹“兩個估計”出籠經過，而且現在又是堅決擁護鄧小平講話的省部級科教負責人進行座談。

　　這幾位身份特殊的人便是：陝西的文鑒白、河北的劉尤祥、浙江的陳惠滋、吉林的王野平、福建的張惠中與石化部的於文達。

這次由穆揚主持的座談會很快就取得了共識：不推翻“兩個估計”，這次招生會議不僅難以再深入下去，而且會寸步難行。正是由於有“兩個估計”嚴重傷害了廣大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傷害了他們的感情，成了教育戰線前進和發展的癌症。

　　這次座談會一結束，穆揚便趁熱打鐵，連夜寫內參稿，之後又徵求了《人民日報》另一位記者的意見，由報社以《情況匯編·特刊》的形式上報中央。報上後他們便開始苦苦地等待。

　　穆揚的努力達到了良好的效果。他深知鄧小平同志一定在關注着這次招生工作會議，急於了解這場關繫到中國高等教育前途命運的討論與爭論的具體情況。內參送上以後，鄧小平同志馬上作出了反應。

　　他說：“最近《人民日報》記者找了6位參加過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同志座談，寫了一份材料，講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產生的經過，很可以看看。《紀要》是姚文元修改、張春橋定稿的，當時不少人對這個《紀要》有意見。《人民日報》記者寫的這份材料說明了問題的真相。”

　　鄧小平同志看出這次招生會議遲遲不能作出正確結論的關鍵所在，便專門同教育部主要負責人進行了一次重要談話。他嚴肅地指出：“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線”，“建國後的17年，各條戰線，包括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戰線，都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路線占主導地位，唯獨你們教育戰線不是這樣，能說得通嗎？《紀要》是毛澤東同志畫了圈的，毛澤東同志畫了圈，不等於說裡面就沒有是非問題了。”

　　這天，鄧小平尖銳地批評了教育部個別負責人的顧慮與裹足不前，說：“你們的思想沒有解放出來。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說話，還背着‘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跟斗的。現在教育工作者對你們教育部有議論，你們要心裡有數，要敢於大膽講話。”

　　9月19日的這次談話成了一次重要的分水嶺，也成了中國教育史上一次值得紀念的日子。鄧小平同志直接對招生的指導思想作了具體指示，提出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

　　於是，歷史的質變就在瞬間發生了。

　　一千萬考生湧入考場

　　招生會議終於按着正確的方向深入下去了。接着鄧小平同志又親自審定了得之不易的招生工作意見。他認為關於考生的政審一項太繁瑣，就提筆作了修改，寫成“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　　鄧小平“九·一九”談話字字千鈞，一掃與會者心頭的陰霾，徹底扭轉了乾坤。當天夜裡，與會的同志們像過節一樣地欣喜若狂，許多人睡不着覺，有的連夜打電話，或是複寫、轉抄、寫信，想盡一切辦法，把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傳回本地區與本部門。

　　修改後的招生工作意見及時送到了中央，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討論，最後通過了這個招生方案。鄧小平與葉劍英等中央領導同志還接見了出席招生工作會議的代表。

　　緊接着，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這個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幹部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從應屆高中生中招收的人數占招生總人數的20—30%。考生要具有高中畢業或與之相當的文化水平。恢復統一考試，錄取原則是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

文章摘自 《涅槃》 作者：丁曉禾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