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苏菲教门推广到西方的印度著名吟唱诗人Pir-o-Mushid Inayat Khan和他的长子/传人Vilayat Inayat Khan一方面彻底发挥了原苏菲教义中的泛神论Pantheism思想，同时也汲取了近代物理学等科学精神[1]。Vilayat Inayat Khan更直接地用荣格Jung的archetype原型、collective unconscious集体潜意识等概念和分析来解说伊斯兰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苏菲教义对当今西方社会的普遍意义，取得了很大成功[2]。这是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对泛神论宗教创新的一个典型案例，但荣格理论的更大贡献是对那些摆脱/超越了自身所处的集体意识的制约的人类精神创始活动（佛陀、老子、苏格拉底、耶稣等）的心理分析。

荣格相信所有的存在/事物都有一个终极统一[3],那些看起来互相冲突的思想也不例外。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格的发展不仅只是对于孵化出鬼怪或孤立的恐怖，更是fidelity to the law of one’s own being对自身的存在价值/法则的忠诚/信仰/良知”[4]。对于人类精神创始人们，“他们的伟大之处从不在于他们对常规的可怜服从，而是相反，在于从常规里脱颖而出”[5]。是什么让他们非同寻常呢？是一种一般人称为vocation使命的召唤：“一种非常理的因素使人从人群中解放出来、违背已知的道路。…象神的法令那样别无逃处。…他必须服从他自身的法令。…具有使命者听到了他的内心声音：他is called受到召唤了”。[6]思想家苏格拉底就是这样服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只有自觉地同意内心呼唤的力量的人才发展出人格。…他自愿地为使命而牺牲，自觉地把它转化成在无意识群体生活中只能导致他毁灭的个体现实”[7]。

对宗教创始人，这种召唤是“他的自身和他的民众的苦难的绝对权威、不容声辩的心理需要”，是不可违背的法令[8]。荣格特别举出耶稣的例子：“征服世界的凯撒主义被转换成精神天子，罗马帝国被转换成现实中不存在的上帝的普遍王国。…向人类指出强权之下没有友爱、友爱之乡不在乎强权的古老真理。…因为它是唯一的有意义的生活的心理类型、因为这个生活绝对地、无条件地为了自身的独特法令努力达成个体的实现，这个太独特的生活变成一个神圣的象征”[9]。自然地，荣格在古代中国的哲学里找到了代表：“沉静在道中就意味着完成、完整、达到了目的、完成了使命；意味着先天地存在于所有事物中的意义的开端、结局、完美实现。人格就是道”[10]。中国人两千年以来崇尚的替天行道就是康德的绝对道德命令。它们使人成为人。

很自然地，从个人的神圣权利、价值出发，荣格把近代以来集权力、权威为一体的国家比喻为奴隶形态[11]，在此不必深究，因为安那祺主义早就有更深刻的理论和实践。其实，荣格从心理分析提炼出来的服从内心良知召唤的使命，并不局限于历史上实际影响了人类生活的少数个人，更存在于民众的普通生活之中。除了那些因为后来的社会发展而成名的历史人物外，还有更多的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谱写着人类文明的赞歌。例如巴黎公社妇女的英勇牺牲、西班牙民众为挽救共和的自发战斗、自投法网的芝加哥安那祺主义殉难者、奋不顾身教训资本阶层的伯克曼、只身挡坦克的天安门无名英雄，等等，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上，体现出召唤改进社会制度的使命，以他们的牺牲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荣格的贡献不仅在于揭示了宗教、国家等既成规范的本质，也指出从个人内心良心克服外部权威之道，不愧为二十世纪人类的智者。既然作为人人有幸生来具有倾听神明的能力，人生的问题就成为：当你面对大大小小的挑战时，你服从内心的良知召唤还是外部的权威/诱惑/功利？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