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岁月(2)

苑波

(续)

六

那个时代的孩子都是自己成长起来的。尤其是双职工，无老人家庭的孩子，小小年纪，脖子上挂着钥匙串，到点就知道要回家。 文革期间父亲去外业，母亲经常晚饭之后还要去开会，我只好自己先睡。很多时候醒来，空空的家中还是自己一个人，很害怕，就爬到凳子上，扒着厨房的窗口，睁大两眼瞪着外面的马路，看到路上有行人走来，就这么一直等到母亲回家。

后来习惯了，也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 午饭和母亲一起在食堂吃，而晚饭一般都是我先把炉子的火生好，煮上稀饭，再去食堂买两个菜，母亲回来做主食。当时年纪小，什么也不懂，人家给什么给多少就吃什么，常让人欺负，我母亲为此还和食堂的人交涉。看看现在的孩子们，比比小时候的我们，真是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

文革期间我们大院几乎每个周末都在露天广场放电影。到了周末我就慌慌张张，三口两口地吞完晚饭，早早地等在楼下，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生怕晚了被落下。要是他们在楼下喊我，那晚饭是万万不会继续的，放下饭碗，拿了凳子就三格一跳地奔下楼去。当时放电影都是几个单位跑片，就是几个单位串在一起放片，前面单位放完的拷贝就送到后面的单位放，所以一场电影往往中间要等数次，那时你再看电影广场里，真是黑压压一片，人山人海，前面是坐的，后面就是站的。听到放映员说片子马上就到时，全场欢声雷动。我们单位的放映员叫小王，是我们很羡慕的人，带副眼镜。后来他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妻子，住在刘淦家的隔壁门洞。记得那银幕被风刮起来，里面的人就扭屁股，像在跳舞。

“大家不要挤，让列宁同志先走！”...... “抓住她，别让她跑了！”..... “就是她！就是她开的枪！”....这些是电影《列宁在１９１８》中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台词。记得一看到列宁遇刺，我就不想看下去了。我的一位朋友程志刚则不同，他非要看完其中的《天鹅湖》舞蹈才退场，反反复复，那麽多年大概超过了20次。我们小时候还看了很多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如《海岸风雷》《战斗的早晨》《勇敢者的道路》...小朋友见面就说：消灭法西斯，回答是：自由属于人民。在那样一个禁欲的年代，电影中稍微有点出格的镜头都会引起骚动。记得有一部儿童片叫《勇敢的米哈依》，其中一个镜头是一群小孩去河里游泳，一个少女只穿着胸罩和三角裤，这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在当时颇激动人心。放映时总是会引起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闭幕后还让人兴奋得睡不着，加了班在床上联想。还有朝鲜电影，诸如《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以及稍后非常煽情的《卖花姑娘》，那时很羡慕朝鲜人民幸福的生活。那个能挣600工分的胖女人，大概是因为营养过剩吧。还记得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中一段令人难忘的情节：一位绅士模样的人坐在酒吧，看见地下丢着一张票子，趁人不备就去拣，结果让走来的一只脚踩住，说了句，“没想到你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抢军帽是那时路上一景。文革时，军人最受崇拜，因此军帽就是王冠。一般的孩子搞不到军帽，市面上也根本没有卖的。那时，有军帽的一是部队的子弟，二是有路子的人。但戴军帽的人，日子也不一定好过。正得意洋洋的在路上扬头挺胸走着，忽然一阵风掠过。一个脏兮兮的小手飞将过来，抓了过去。有时候抓帽心切，连军帽带头发一把抓去。于是，有好事者，干脆就把军帽系上带子，紧紧的捆绑在下巴上，神经兮兮的上路。东张西望的看有没有脏手飞过来。关键是，那些小脏手跟现在的梁上君子一样，防不胜防。一路上都平平安安的，以为好日子来了，就放松了革命的警惕性。上个厕所出个恭，旁边蹲的人立马起解。然后装出一副出恭后痛快的样子，行将走时，照着那个小脑瓜，革命的快手一出。然后，狂跑出去。出恭的小子浑身一惊，恭也没了，连屎屁股也顾不上擦，提个裤子就想追。哪里还有人影？ 最有意思的是在火车站，当时的年轻人连军人都敢抢。时机是火车开动以后。车窗里的军人趴在窗口往外看，不料被站台上的人来个顺手牵羊，悔之晚矣。

七

文革期间铁一院的子弟中学（铁二中）享誉大西北。铁二中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与设计院合作，于1968年春天在兰州成功地演出了芭蕾舞《白毛女》全剧，包括舞蹈，乐队、指挥、导演、独唱、剧务、化妆、服装、灯光等等都是由设计院的职工和他们的子弟独立完成的。这一壮举就是放在今天也让人难以想象。扮演喜儿的是付春英，后来是舞剧《丝路花雨》中英娘的扮演者，著名电影演员周里京的妻子。扮演大春的是张伟，品学兼优，是女同学张月琴的大哥。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俩人后来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扮演杨白劳的是秦建成（我们年级一位女同学秦建茹的哥哥），还有扮演狗腿子的苏保科，喜儿二是设计院相声演员和京胡演奏家金老的女儿，后来去了兰州军区文工团。她和付春英轮换上场。这批学生不愧是那一代人（老三届）的佼佼者。舞剧总导演兼乐队指挥是王毅老师，是设计院一位极具个人魅力和领导才干的人物，整天风风火火的样子。配合王毅老师的是李永玉老师、左本华老师等一批设计院的文艺尖子。乐队的一大半是设计院的职工。可以说，为了舞剧《白毛女》，设计院倾全院之力，毕其功于一役。演出后来获得了极大成功，轰动了整个兰州市和大西北，新闻还上了《甘肃日报》，可谓名扬天下。

设计院人才济济，云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他们不仅把自己的青春和才干，也把各地丰富的文化和思想带到了祖国的边疆。可以说，在大西北那么艰苦的环境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设计院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白毛女》之后，马不停蹄，铁二中又准备排演《红色娘子军》全剧。这个时候已经是1968年的秋季了，很多学生演员已经或即将高中毕业。68年12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开始。当时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从此大批城镇学生陆续奔赴农村或基层，声势浩大的铁二中宣传队也不得不解散。但无论如何，这次排演《白毛女》的巨大成功还是为设计院及其子弟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分子，也为日后东山再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多久，设计院话剧团就在兰州演出了话剧《一块银元》，讲述地主用一块银元换了一双穷人家的儿女，地主少爷给他们灌了水银，做为其父的陪葬。死的时候端端地坐在椅子上。记得这个话剧看了让人难过和恐怖，舞台灯光昏暗，用的是蓝光。主要演员之一是刚从北京分配来的大学生，后来和我母亲是同事，80年代赴美，在康乃尔大学进修。

八

经过文革，学校设施破坏严重，没有一块完好的玻璃，墙壁上涂写了横七竖八的大标语，课桌堆积在一起，大都瘸胳膊断腿，桌面也不翼而飞，据说是被人偷去打了家俱。除了文化课，我们还要学英雄，参加各种批斗大会，听忆苦思甜报告，接受革命教育。幼儿园的时候，记得是江姐、雷锋、王杰、麦贤得、欧阳海、蔡永祥，还有刘文学。 一年级开始不久是个叫门合的解放军干部，他帮助民兵和农民试射土火箭，为掩护在场的群众，当炸药就要爆炸时扑向炸点，壮烈牺牲。至今还能记得门合那著名的三句话：毛主席的书，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话。我当时还想如果一个人真忘了读毛主席的著作，会怎么个死法呢？ 还有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笔者注）、四无限（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笔者注）。自此，一场表忠心的活动席卷全国，深入千家万户。

全国学毛选，学毛主席语录，学校当然不例外。当时的政治教育几乎占据了学校课时的三分之二。以学习时事政治、进行思想教育为主的政治课，成为衡量学生优劣的尺度。语文课也多是政治内容，被称为“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成了必修课，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背诵如流，烂熟于心，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还能大段大段地脱口而出。当时学校搞一帮一对红活动，主要就是互相背诵、纠正，甚至课间那么一会儿也不放过，晚上躺在床上还要加班。

表忠心的另一种形式是佩戴毛主席像章，称作红宝章。像章用钢、铝、海绵、和陶瓷等制造，造型各异，大到像碗口一样，小到纽扣一般。最有价值的是一种叫冬梅或者军舰的像章（梅花欢喜漫天雪或者大海航行靠舵手），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你有冬梅、军舰、或者天安门吗？当时抢像章很厉害，害怕别人来抢，小朋友就把像章反别在衣服上。又一次，我像变戏法一样，掀开这片衣服，亮出了几块宝像，撩起另一块衣襟，又是几块宝像。同学们一个个眼睛放出光来，惊叹不已。最后，一定要记住只能说请金光闪闪的红宝章，千万不能说给、要、或者拿。

其次是风靡全国的早请示、晚汇报活动。每天早上，全年级在老五小二楼的活动厅集合，由学生干部领队，记得当过领队的有张月琴、刘康越、李铮、黄向军、王黎明、唐国森等。领队先说：首先让我们敬祝七亿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 然后我们跟着说，万寿无疆！万寿元疆！万寿无疆！同时前后挥舞红宝书； 领队接着说：再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我们就喊： 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早请示之后回教室。每节课开始之前，老师都会翻开《毛主席语录》说：请同学们翻开毛主席语录第××页，然后领着全班读一段语录。语录没有打开以前，不能随便放在课桌上。最初是一律放在课桌的左上角。后来在各单位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推出一种时尚。他们左手扶着枪托支地的步枪，右手把语录捧握在胸前。一晨之间，此举风靡全国的中小学。这种形式很好，不但表达了我们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而且还可以防止我们在课桌下搞小动作。

当时，家家门上贴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身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亲切交谈的留影像，像下面贴一个剪纸做的桃形“忠”字，以示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屋里的墙上也都在一个剪纸的红太阳上贴上主席像，用红纸条贴出光芒，全家吃饭前都要“祝愿”。早晨起来还要先站在主席像前进行“请示”，说当天的安排，晚上要在毛主席像前检讨自己一天的言行，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林副统帅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非常高。当时的说法是：林副统帅最最忠于毛主席，选他为接班人，我们一千个赞成、一万个赞成。

学习毛主席著作，重要的是应用，要做到活学活用，并且要立竿见影。当时的人们都能出口成章，恰如其分地把毛主席语录运用到各种地方。后来姜昆的相声《如此照相》对这种情形的描写，一点也不夸张。不仅分裂的两派群众要打语录仗，就是售货员的和顾客吵架也要引经据典。比如，顾客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多拿几个让我挑挑。” 售货员就回答：“反对自由主义,不让挑，买哪个拿哪个。”活学活用的主要具体形式是斗私批修。让大家讲如果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或者是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或者克服了自己的缺点。例如：今天早晨轮到我为教室生炉子，但是今天天气很冷，不想去那么早。就在这时，我想到了烧炭的张思德，我要学习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以，我就及时赶到了学校，等等。基本上都是编的。坦白地说，文革中我们经历了实在太多太多的形式主义、听了实在太多太多的假大空。以至于后来不管遇到什么集体活动就觉得勉强，听到那些正统的宣传就反感，为此吃了很多苦头，从中学直到大学，甚至到了美国还是如此。

学毛主席语录的一个好形式是学唱语录歌曲，容易记。现在毛主席语录我基本都忘了。但有歌曲的我还能记住几个。为毛主席语录谱曲难度很大。因为毛主席语录毕竟不是琅琅上口的歌词，也没有韵。“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正在兴旺时期，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如何谱曲？但确实有这首歌。最好听的一首语录歌，是阿尔巴尼亚人谱的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友谊，经历过疾风暴雨的考验。这段语录出自毛主席在文革中给阿尔巴尼亚的一个贺电，就是称赞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那个。

毛主席的语录有两类。已经发表的叫最高指示，新发表的虽然也是最高指示，但有一个专门的叫法：最新指示。最新指示三天两头就一个。让人切实感到毛主席时刻在指挥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最新指示发表的时候十分热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间8点新闻联播节目还没结束，大街上就已经锣鼓喧天。人们的行动很快，最新指示记录下来后立即油印甚至铅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单位的高音喇叭也反复播送最新指示。68年以后，我上了小学，也跟着学校上街游行，除了喊口号，还要唱歌，举一个三角的小纸旗子。有一次，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 “办学习班这个方法好“胜利发表。游行时，我们就一遍又一遍地跟着老师高呼：办学习班这个方法好！办学习班这个方法好！….. 还记得为了庆祝九大胜利召开，大人都要求不能脱衣睡觉，好等到那重要新闻一发布，赶快集合，上街游行。那时讲雷厉风行，有一次我居然把红宝书都跑丢了，还是三合一的， 就是包括毛主席语录、最新指示、和老三篇的那种。

九

门合牺牲不久，甘肃又出了一位叫刘学保的英雄人物。马上全国又掀起了学习英雄刘学保的热潮。当时的长篇通讯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因此对刘学保的宣传，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与血腥气。兰州还举办了英雄刘学保事迹报告会和展览， 展品包括那把与阶级敌人搏斗时用过的斧子（称锄奸斧，有血迹）、刘的血衣、以及受伤那天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著作等等。后来还出了一本有关刘学保事迹的连环画，同学们奔走相告。随着文革的深入，小儿书基本上就从孩子们的生活中消失了。除了样板戏改编的连环画，剩下的就只有因应时事而出版的各类宣传品。我和几个小朋友把那本连环画变成了幻灯片。我们把每页的图画用小楷毛笔临摹到一张张玻璃片上，然后用手电筒把它们映射到墙壁。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孟伟和李铁平等同学。我们还把邻居的几个孩子召集起来放电影，过程中，我负责讲解。

刘学保原是兰州部队的副班长，正在甘肃一个山区林场参加支左。他看到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特别是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时，认为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灭亡， 一定要作垂死挣扎。于是高度警惕和严密监视着林场内一切他认为或感到可疑的人。特别是一个从原国民党部队起义后来复员的军官。1967年底的一天，刘学保发现这个反革命分子要爆炸一座新建的大桥，他一边念着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的最高指示，一边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那个反革命分子猛扑过去，经过一场激烈搏斗，他终于用自己带来的斧头，将那个反动家伙砍死了。这时他又见到大桥下的炸药包正在嗤嗤地冒着烟火，随时都会发生爆炸，他背诵着毛主席诗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冲向大桥，取下炸药包，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激荡着山谷的夜空，火光映红了大地，刘学保被震倒在河滩上......。当人们闻讯赶来时，刘学保对大家说不要管我等等。

80年代一天的晚上，我在北医图书馆的楼上偶然读到一篇题为《人心是镜，天网恢恢》的长篇报道，登在《法律与生活》杂志上。才知道刘学保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刘的所谓"英雄事迹"完全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刘学保残忍地杀害了那位起义军官，然后伪造所谓的炸桥现场。事件之后，受害者的全家被赶出林场，成了反革命家属，儿子因喊冤被抓进监牢，老妻被迫改嫁给一个疯老头，其余孩子都流落异乡改名换姓苦度岁月。历史无情，法理难容。刘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5年，甘肃省公开为死难者及其全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及其应有权利。

学完刘学宝，全国又掀起了学珍宝岛反击战英雄的高潮。当时有一幅油画，一位解放军拿着枪冲锋，身体是倾斜的，目光向前，横幅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珍宝岛之后是金训华。金训华是上海的知识青年，为抢救国家财产，纵身跃入洪水而牺牲，是当时全中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1970年全国学习王国福。“小车不倒尽管推”“ 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名言。王国福为了工作，积劳成疾，累死在小车上。学英雄见行动的活动到了林彪事件之后迅速降温。

十

随着文革的深入，父母日子又不好过了。因为出身不好，又参加了文革造反，风向一变，自然首当其冲。特别是父亲，因为文笔出众，文革时成了设计院造反派的笔杆子。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除了66年10月到67年春天，加上67年的下半年，所谓的造反派其实从头到尾一直是被清洗和镇压的对象，特别是68年清理阶级队伍、70年一打三反、和71年全国抓516集团期间，大批在文革中上蹿下跳或有异端思想的人被整肃，包括所谓思想反动又积极参与文革的知识分子。68年夏天工宣队进驻北大，小舅大学没毕业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发配到黑龙江省鸡西煤矿劳动改造，整整十年。69年大舅也被打成反革命，罪名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70年姑妈因精神压力，住进精神病院，后来精神分裂，直到去世。71年二舅被打成516分子，关进牛棚。整我二舅的居然是他过去的同班同学，诬陷他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扔了一包东西，简直让人有口难辨。有一次，二舅关在学习班，这位同学破门而入，对着二舅吼了起来，说：看着我的眼睛！….. 相信只要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出处。我的这些长辈都是文革早期所谓的造反派，又都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只是因为对官僚特权和现存体制不满而投身文革。

68年开始不久，全国搞斗批改、大揭发、大检举，和知识分子再教育运动。文革也从群众运动变成了整人运动。设计院大字报满天飞，各种各样的坏人坏事都被挖了出来。有一天去设计院，看到大字报上竟有我母亲的名字，而且划了叉。说她是剥削阶级本性，雇工，仇视劳动人民等。根据是赶走了家里带孩子的保姆。事情是这样的：这位保姆在家里照顾我和妹妹（当时我们都很小，妹妹还不到一岁），把本该给孩子吃的鸡蛋藏起来带回自己家，发现时已有数月之久。父母很伤心，就让她走了，还多给了她半个月的工钱。另一张大字报说母亲搞特殊化，理由是支农期间买了老百姓的鸡蛋，开小灶。我父亲的情况更糟，大字报说他是反动家庭，文革中疯狂向党进攻，残渣余孽，阶级报复。那时父亲在外业，母亲天天写检查，还要找组织和军代表谈话，惶惶不可终日。和几个舅舅不同，父母还算幸运，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定罪。斗批改以后，人人自危，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微妙，很多过去的朋友成了仇人，再没有来往。
那段时间设计院的批斗大会一个接一个。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位文整工厂的女职工，因为虐待女儿被批斗。她离婚后改嫁，竟然不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吃饭，把她打成气胸，甚至还拿针扎，令人发指，禽兽不如。其他的批斗对象基本上是政治或经济原因的，比如历史反革命、地富反坏右、贪污盗窃、美国特务（其实就是留美回国后的老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一位苏联裔的中国人，她的罪名是苏联特务。还记得四号楼出了一个有生活作风问题的女人，被拉出来游街，脖子上挂一双破鞋，被很多人围观。

到了清理阶级队伍，文革中的帮派头头和骨干，参加过打砸抢、有血案、投机倒把、贪污腐化、有反动言论的都被揪了出来。那时除了办学习班，下放劳动，严重的则按刑事犯处理，游街、判刑、甚至枪毙。文革高潮时，造反派中的少数人进入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设计院最典型也最有名的是一个叫王祖让的工人，官至院革委会副主任。这些人打着工人造反派的旗号，实际上素质低下，又没有根基，掌权没多久就让人抓住了把柄，当然是锒铛入狱。

在我记忆中文革死人最多的时期是68年到70年之间，而不是文革高潮时期的66-67年。这期间除了枪毙判刑的，还有不少是因为经受不住批斗或审查而自杀的。我们三号楼有两个人跳楼。其中一家就在我们隔壁门洞的四层，平台面向医院楼。跳楼的是一位有所谓严重历史问题的老知识分子。我看到时，尸体已经挪走，只剩满地的血浆，还冒着热气。

清理阶级队伍很快扩展到了整个社会，连居委会也介入其中。每家每户都要重新登记户口，填写主要社会关系。家里有老人的，没有城市户口的，都要被反复调查。当时的说法是绝不放过一个阶级敌人。我母亲的小姨文革期间从广东老家来到兰州，帮助带孩子。和外祖母不同，姨婆没有上过学，年轻时嫁了人，后来因为丈夫吸毒和赌博而倾家荡产。49年以后，因祸得福，反而成了无产者。60年代，丈夫去世，又没有孩子，姨婆就一直跟着我们。有一天，居委会到家里来调查，怀疑老人是流亡地主。为此还专门派了一位干部去广东老家外调，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战备，家里的老人、孩子都要求尽可能疏散回内地或老家，更别说像我姨婆这样没有城市户口的老人了。老人走后，父亲在外业，妹妹跟外祖母和二舅一家从北京到湖南邵阳疏散，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人。

那段时间，母亲要去红古农场下放劳动，又要经常去工地出差，犹豫再三，不得不忍痛割爱，决定把我也送到湖南邵阳外祖母和舅舅家，连火车票都买好了。我当时还是孩子，不懂得离开父母的苦楚，心里满怀期待。不巧的是，我大病一场，躺了好多天，也最终错过了这次去湖南的机会。没有办法，我在兰州一个孩子先是住校，后来因为不习惯，就寄住在韩奶奶家 （在电影院和去粮站路拐弯的地方）。晚上被蚊子咬，就盼着它们都吃饱了以后我就能睡着了，但那扇窗子是敞开的。我记得每天晚上就想母亲。中饭和晚饭都自己去食堂，常常看着设计院那个转子久久不愿离去，看他在那儿转呵转呵，还有那一队队坦白从宽的黑衣人。 有一天，我母亲从陕南回来，那是一个早上，我看见母亲就喊妈呵，她看见我那可怜的样子就哭了，带我回三号楼的家，才发现给我留的钱也被偷了，房子因为要刷，母亲走前东西都集中在了房子的中间。我和母亲收拾好屋子，钱丢了母亲也没有怨我，一起去花园招待所吃了晚饭，那个晚上睡在母亲身边，好像是我儿时记忆中最平安和幸福的夜了。

除了战备疏散，很多有历史问题和出身不好的家庭都不得不举家远迁，回乡务农，从此无法返回城市。加上当时下放劳动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影响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运动，城里的人越来越少。我的当时最好的几个朋友都先后离开了兰州，孟伟回到广西老家，程志刚去了河南。到了69年初，我们年级已经由原来的五个班变成两个班，最后干脆合成一个班，只有40多名学生。可见当时全中国的气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