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岁月(4)

苑波

（续）

十六
上世纪70年代初，在差不多所有的大学都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甘肃省艺术学校破天荒地决定公开招考，凭专业成绩录取新生。 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在的中学生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这消息在全省数以万计的年轻人中引起的雀跃和震动。想考的人实在太多，是人是鬼都要去碰个运气。
程志刚是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喜欢拉小提琴，也准备参加省艺校的入学考试。平时我几乎天天去他家，等他练完琴之后一起出去玩。有时候还能听到几张他新近借到的唱片。因为不懂音乐，也没有听出什么名堂。唯有印象的是一首叫《野风飞舞》的俄国交响乐，好像节奏越来越快。程志刚考试那天是我陪着去的。骑自行车不仅要过兰州医学院，而且都快到东岗了，这在兰州是很远的地方。开考那天，从早晨开始，擦得铮亮的自行车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
记得男孩女孩的衣着一律光鲜干净，领口翻出雪白的假领，脚下的布鞋黑白分明，肩上挎的是千篇一律的军绿色挎包。男孩们三五成群，甩着略长的分头，把脚下的自行车踩得如舞如飞，对路边上的女孩子扬着高傲的头颅。女生们则两个两个地手挽着手在人群中慢慢游逛，遇到模样周正的男孩子就多看几眼，脸上不由自主地飞出两团红晕。我想他们当时的心情一定很复杂，既感觉自己高人一头，又惧怕其他竞争对手，毕竟都是人中之杰。考乐器的人自带着他们的“吃饭家伙”，无论二胡抑或竹笛，都用花布做的套子裹得严严实实，生怕被人看见了会漏了灵气似的。大家伙比如扬琴，既有琴身又有琴架，是由家人用架子车推着来的。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甘肃有这么多漂亮的女孩子。
这批考生的确是那个年代青少年中的佼佼者。当时读书无用，中学毕业后都要插队，家里有条件的就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技之长。我来到考场看热闹。面对这么多比自己年长的红男绿女，自然感到一点自卑和压力。不过作为旁观者，也没觉得什么。快轮到程志刚时，不知他人在何处。我到处找他，才发现他在流泪，原来他忘了带乐谱。我说没事的，你都练了这么久了，背都背下来了。他说不是这样，看着谱子心里踏实。他演奏的是《毛主席来到我们的炉边上》。果然，演奏时，出了好几次错。下来以后，伤心地哭了很久。尽管事情已经过去近三十年，那一对红肿的眼睛我始终也没有忘记。
十七
文革留在我记忆中的还有清贫的生活。当时除了粮，油，肉，布，煤，糖，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定量供应外，蔬菜，水果，也是少之又少，供不应求。每人每月三十斤粮，五两油，每户每月半斤肉，全年才半斤糖，更别说零食小吃了。最困难的时候，兰州连酱油和醋都断过顿，后来有人发现在一些小街深巷处会时不时发现它们的踪影，所以就常常和小伙伴们拎着两三个酱油瓶，步行很远“打酱油”。记得曾经馋到含着牙膏当零食。肚子里没油水，一顿吃过三个馒头，而我当时只有九岁。每月粮食百分之三十（有时更多）是粗粮，为了消灭这些粗粮，老百姓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把玉米面和白面混起来压出一种面条，叫钢丝面；另外除了窝窝头，发糕，还有烙饼；兰州地区有一种叫散饭的东西，其实就是玉米面糊糊混着雪里红和辣椒；…. 我相信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可以毫不费劲地开出一桌玉米宴，总之我见了玉米胃就发酸，发涨。 
为了买到蔬菜，特别是冬天的大白菜。常常大清早就得去菜店门口等开门。为了能挤在前面，早上六点半钟就得从床上爬起来，顶着刺骨的寒风，在雪地里等开门。有时人实在太多，常常有被挤倒的危险，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兰州出来的人一定记得兰州的瓜子。兰州是瓜果之乡，每年的夏天，我们这些孩子就去买回很多熟透了的处理西瓜，或者子瓜，几毛钱可以买到一大堆，然后用自行车驮回家，把里面的瓜子掏出来，洗干净晒干。等到年前，家家都支起大铁锅，户户传出哗哗的炒瓜子声，各式各样的瓜子味道从家家户户中飘出。 
文革时北京的供应在全国是最好的，都说全国保北京。 因为工作关系，母亲常去北京和天津出差。每次返家，都会大包小包地带回一些吃的，还要替同事们捎带东西。当时的火车票都是单位订的卧铺票，但母亲说火车上睡觉还是不安稳，怕人半途上来把东西拎走，一会儿就会惊醒，睁眼数一下包，再继续睡。我后来发现，母亲至今还有出门数包的习惯。
再有就是偶尔单位年终会分羊肉，一家可以分到半只。第一设计院在大西北这么多年，和地方上总有一些关系。那时没有冰箱，就把羊挂在窗子外面。这下子给兰州的小偷们提供了一次机会，到了深夜，他们会用很长的棍子，绑着剪子和钩子，进行悬臂操作，可谓顺手牵羊。有一年很多户的羊都被偷了，包括我的好朋友刘淦家。其它的时候就是偶尔碰上从青海湖来的卡车，能买到从湖里打捞上来的湟鱼和剥皮鱼，肉很粗，但烧好了能凑合吃，这在那个时代已经很奢侈了。
十八
我们小学的班上有几位人物，一位叫张月琴同学，是我们那里的小太阳。她是铁五小红小兵团的团长，年级红小兵连的连长，我们的班长，年年的五好学生，还是学校宣传队和乒乓球队的主力，学习又好。70年下半年, 庐山会议之后,因为批陈伯达的天才论和先验论,全国学哲学,我和她分在了一个学习小组,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特别紧张,前一天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像朝圣一样,战战津津的,可见她当时的光环和地位。有趣的是很久之后，我们又走到一起，才发现原来可以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张月琴心胸开阔，讲原则，人正派，在山东省济南市担任领导职务，是同学们的骄傲。
另一位是韩立农同学，是我记忆里有一点儿贵族气质的女生。我和她曾在四年级的春季同桌,那是1971年，林彪事件之前。实际上，我对她的印象更多的还是在初中之后，小学只记得她脾气好，聪明，而且也是和男生说话比较多的。韩立农有一个漂亮的姐姐，爱上了当时在兰州铁路地区叱咤风云的第一帮主唐欣，外号毛子，一时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记得毛子打架的时候特别勇敢，军大衣扔在一边，检起一块板砖，直接就冲向对方的头子，那人的领子被毛子紧紧揪住，话都说不出来了，毛子就这样一边揪着一边大骂那些早已闻风丧胆的帮友，不用动手，就生生地把对方震服了。
毛子传奇般的人格魅力一传十，十传百。他讲义气，因为帮朋友打架，受过伤，进过局子。当然最美好的还是韩立农的姐姐，从来都和毛子在一起，打架也跟着毛子，冲上去劝呀拉呀...., 70年一打三反，毛子被判了十年徒刑，剃了光头，和其他的罪犯一起用解放牌卡车押着游街，因为不知道毛子的车是哪辆，人们就跑来跑去，到处打听，然后就蜂拥... 。后来韩立农的姐姐去农村插队，毛子也把她交给过去的哥们照顾，也没有受什麽苦，听说就一直等着毛子。韩立农和我同桌时，从来也没敢问她姐姐的情况，印象中的韩立农一直是个聪明和单纯的女孩子，却无法和她那曾经洛阳纸贵的姐姐连在一起。
说到毛子，因为狱中的良好表现，75年提前出狱，后来参加高考，成绩优异，是甘肃省文科的前三名。只是因为他的前科，没有能进入他梦寐以求的北大历史系，最后去了北师大，毕业后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教。80年代末北京那场风波后受到严厉处分。90年代初，又只身一人从东北的兴凯湖沿国境线徒步走到新疆喀什，历时三年，完成了中国边疆纪行的巨作，书写了整整一代人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传奇般的人物后来因为癌症在北京去世，终年48岁。弥留之际，韩立农的姐姐一直陪着他。
十九
铁一院子弟学校自兰州建校以来，一直有提升文艺的传统。文革期间演出《白毛女》全剧，轰动大西北。1969年，铁五小和铁二中又分别重新成立了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70年初，宣传队扩编，我也荣幸地成为我们年级（当时刚上三年级）第一批演员。和我一起入选的还有张月琴（女）、唐国森、程志刚、和单玉国。半年之后，又从我们年级补上了郭乃菊（女）、王兰英(女)、周宏（女）、韩立农（女）、秦建茹（女）、李贵英（女）、李秀珍（女）、杨向红、刘淦、魏建国、李铁平、于海波等共十二人。当时铁五小宣传队基本上是左老师一个人负责，从排练到演出，而且还要手风琴伴奏。后来，随着队伍的壮大，才有宁老师和赵佩勇老师的协助。每次排练之前，打开红宝书，左老师都要首先带着大家读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就是那段著名的523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刚参加宣传队的第一天，就参加了舞蹈《朵朵葵花向太阳》的排练。男生的动作很简单，就是拿两个葵花，走位置、摆造型。后来又参加了《草原红卫兵》、《北京的金山上》等舞蹈的演出。70年毛主席发表520声明，宣传队当即赶排了一个舞蹈，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我们年级只有张月琴和唐国森参加。其中有三个反面角色，一个是美帝、一个是苏修、另一个是反动派。帝修反带着高高的帽子，在台上连滚带爬，逗得观众大笑。还有一个活报剧《学毛选》。讲的是一对贫下中农老人学毛选的事。老太太是小脚，走起步来，摇摇摆摆。一边走，一边喊：老头子…..。然后一老汉从另一侧出场，说：唉…..。走起来也是一摆一摆的。这时音乐起，唱：咱们俩个学毛选…诶…咱们俩个学毛选…诶…诶…..。一边扭，一边唱，是甘肃地方戏陇剧的调子。扮演老太太的是比我们高两届的杨爱茹，住在四号楼。扮演老汉的是窦建新，比我们高一届，住在五号楼。我们还排演了京剧《沙家浜》的片段，十八颗青松。张月琴扮演卫生员，郭华（比我们高一届）扮演郭建光。有一个动作，卫生员被暴风雨吹倒，头栽在一个战士的手臂上。扮演这名战士的是李铁平，不好意思和女生发生身体接触，就往下躲，弄得张月琴不得已把头放得越来越低。那个年月，不要说身体接触，就是男女生说话，都会招来风言风语。我演其中一个青松，还记得穿上新四军军装的感觉，宽皮带、绑腿、军帽。宣传队的日子很快乐，让人忘却了很多的烦恼。小小年纪，都是自己化妆，大刀眉，红二团 （就是两个红脸蛋），然后涂嘴唇、勾眼睫、疏鼻梁。卸妆的时候，要用很多凡士林。
我们第一次外出表演就去了红古农场，在兰州西边约100公里的地方。那里是设计院五七干校的所在地。我们开了两部解放卡车，女生的车没有行李，只有道具和乐器。男生坐在行李的上面，很危险。车巅起来，人就像土豆蛋子，抓不紧绳索就可能被掀到路上。当时太小，没有资格和高年级学生竞争，只能坐在车的后面，任凭尘土飞扬。因为车巅得太厉害，程志刚晕车，我也吃了一路黄土。到了红古农场，马上又要参加劳动，捡麦穗，体会粒粒皆辛苦的滋味。晚上还要去附近的省邮电干校演出。我们是背着乐器和道具走着去的。演出很成功，大家都很卖力。回来的路上，一片漆黑。到了住地，已经是深夜。我们睡的是通铺,程志刚在我的边上。躺到床上，就别提多想家了，当时我还不到十岁。第二天下午在设计院的干校作汇报演出。不巧的是，那天下了大雨。早上我们在礼堂彩排，中午饭后，只给半个小时的化装时间，然后匆匆集合。我从屋里往外跑，地上泥泞不堪，不小心摔了一个大跟头，把刚换上的服装全搞脏了，脸也花了。我当时急得想哭。没有办法，只能换上宣传队备用的服装，又肥又大，被人讥笑。当时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没出息了。
后来，好不容易熬到回家的时间。虽然又是吃了一路黄土，但心里高兴，满怀期待，想着很快就要到家了。但事与愿违，车开到西固的时候，因为兰州市正在防空演习，所有车辆禁止入城。没有办法，只能等，我们好像等了很久。一百公里的路，走了大半天，又累又饿，到家都是傍晚了。这次远行对我是一次锻炼，让我体会了成长的不易。还有一次宣传队去兰州少年宫参加汇演，不巧我病了，发高烧。不得不带病上阵，受到表扬，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吧。其实，当时我只是觉得跟着左老师特别开心，不想离开他。
三年级下半年，因为高年级的同学要毕业，乐队缺人，我和程志刚被安排学乐器。我开始弹秦琴，一种类似三弦的东西，后来又拉二胡、板胡。程志刚则是小提琴。新队员来后，又排演了一批新节目。其中一个表演剧，讲一家人如何备战和演习。刘淦演父亲，一家人排成一行，接受父亲的检查。记得刘淦把儿子的军用水壶拿过来，晃了一下，说：为什么没有水？这样这么能打仗？ 但刘淦在台上占错了位置，背对着观众。又没有麦克风，声音太小。还有我们班的王兰英，梳一个很长的辫子，演京剧《智取威虎山》深山问苦中的小常宝。魏建国会一点功夫，翻个跟头什么的，演美帝，做鬼脸，最后被亚非拉人民击败。郭乃菊独唱。周宏是手风琴独奏。
铁五小宣传队人才济济。郭乃菊后来获得全国民族唱法比赛一等奖；报幕员是李修平，后来是CCTV的播音员；程志刚后来获得西北五省小提琴比赛第一名；陈小红去了省歌舞团；梅子荣（我们年级女同学梅天雪的哥哥）去了省京剧团。张月琴后来也从舞台转到乐队，主攻扬琴。林彪事件后，文革的政治狂热终于冷却下来。铁五小的宣传队也因此沉寂，直到我们小学毕业。但左老师在这个时候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乒乓球。
二十
文革进入71年的时候，全国抓516集团。所谓516集团完全是莫须有的，任何一个有异端思想又参加了文革的人，就有可能被打成516。实际上，抓516集团整肃了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造反派。受冲击最大的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特别是大专院校和研究机关。我二舅就在这个时期被打成了516，关进牛棚。那段日子，二舅妈本来就脆弱，天天流泪，惶惶不可终日，三天两头就给我父母写信诉苦。
经过一打三反，社会治安有所好转，但生活日渐清贫，供应也越来越拮据，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都要票证，包括布匹、肥皂、洗衣粉、甚至卫生纸。九届二中全会打倒了陈伯达，说他是唯心论、天才论。中央号召全国学哲学，读两论《矛盾论》和《实践论》。连我们这些孩子们也组织了学哲学小组。只记得说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自尝一下，还有对立统一，形而上学什么的。弄得我们云里雾里，还要写体会。没有办法，只有抄报纸。那一年春天，我们参加了修路，铺石子。二号楼南边那条柏油路就有我们的汗水。
大约是暑假之前，我们得到了一个特大的喜讯：柬埔寨首相宾努亲王将于当年9月中旬访问兰州。这个消息对兰州人民太重要了。兰州过去一直是非开放城市，连一个外国人都没见过。只能在电影里看到其它城市张灯结彩，迎接外宾，展现城市的风貌。兰州的孩子也都特别羡慕其他城市的孩子们，看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举着鲜花，喊着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大西北凄凉而沉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而且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想象这次迎接外宾的活动如何提升了兰州人的自尊心。
那段时间越南、柬埔寨、老挝人民的抗美斗争捷报频传。我父亲为此专门为我买了一张很详细的印度支那半岛地图，挂在我们家的墙上。每次报纸广播报道前方的战报，我都在地图上做个标记。有一天，报纸上还登载了一条有关中缅边界界定的消息。我父亲在那张地图上清楚地画了一条线，整个云南怒江以西一大片领土被割了出去。我问父亲为什么会这样。父亲不语，眼眶都湿了。顺便说来，父亲是铁路地质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特别喜欢看地图，出门以后方向感也好，这些都传给了我。当时我们家有两本地图册，一本是中国的，另一本是世界的。那本中国地图是民国时期由美国专家帮助中国绘制的，有很详细的地形和地貌信息，还有等高线。我特别喜欢看地图，经常可以抱着一本地图册，不吃不喝，任凭时光流去。看着地图，就会和历史、人文、资源、经济发展连到一起，给你一种想象，如同身临其境。我对地理的热爱，还帮助我理解了世界时事政治。
为了迎接宾努亲王，兰州市从当年夏天就开始准备。整修街道，打扫卫生，也给各学校布置了任务。我们铁五小参加夹道欢迎，位置是兰州最精华的反修路，正好在反修馆的前面。按当时的说法，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我们很早就开始练习，其间还有领导审查。动作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拿两束花，原地跳跃，然后反复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除了夹道欢迎，兰州郊区的农民还要表演极具地方特色的腰鼓。为了保证欢迎活动万无一失，兰州市还举行了一次彩排。我们穿上节日的盛装，早早到达指定的地点。等了很久，喇叭里也传出了无数次指令，才看到一列车队向我们走来。我们都以为是贵宾的车队，正要开始喊，才知道那是指挥车，给我们提前下指令的。真正的车队到来时，我们像发了疯一样地喊、跳跃。几天后，学校召开大会，刘凯校长传达了迎宾办（当时甘肃省为了迎接宾努亲王专门成立的领导机构）有关彩排的总结报告。铁路地区学校的方队受到表扬，要我们再接再厉。我们这些孩子当时真是天真，高兴地鼓掌。顺便说来，那年我刚刚入队，红领巾还新着呢。
九月十七日下午两点，多云天气。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就要来到，真是让人热血沸腾。不一会儿，指挥车先过，让我们做好准备，然后是电影摄像车。接着是摩托车开道。我们这里早已经喊了起来。我当时比较靠前，大概是第三排，看得很清楚。宾努亲王在中间，头还是歪的，一抖一抖的，微笑着向我们招手。他的右侧是郭沫若副委员长，带一副眼镜。左边是冼恒汉，矮个子，当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后面还跟了很多车，每个车上也都有外宾和领导陪同，我谁也不认出。这一天同学们很兴奋，相互交流自己看见了什么。因为整个过程要上新闻简报，我们都盼星星盼月亮地希望能先睹为快，说不定还能从电影里看见我们学校，甚直我们自己呢。那些日子，兰州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却万万没有想到中国的大地上已经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