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岁月(5)

苑波

（续）

二十一
1971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像往常一样回家。晚饭以后，父母一句话不说，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的书，报纸，杂志，甚至我随身携带的红宝书都收到里屋，然后把门关得紧紧地。我听见他们在屋内大片大片地撕毁纸张，而且还不停地唉声叹气，就感到一定出了什么大事。无论我如何敲，父母都不给我开门，让我自己出去玩。后来，他们大概是收拾好了东西，所有要处理的纸张被塞进一个大包。父亲靠在床上，一言不发。我一进去，就看见我们家那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不见了。母亲把红宝书还给我，打开以后我也马上发现有变化。再版前言被撕掉了，还有林彪的手书：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等也不见了。我问父母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说你还小，不懂事，千万不能乱说话，说错了话是要掉脑袋的。然后，郑重地告诉我，林彪谋害毛主席未遂，投敌叛国，摔死了。简直如晴天霹雳一般，我当时就傻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先是感到恐怖，然后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副统帅”、“最最亲密的战友”、“九大”党章明确规定的“接班人”，刹那间成了“林贼”？还敢谋害毛主席？几十年过去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
那段日子，全国非常紧张。十一的庆祝活动被取消。所有的人都必须回到工作岗位。然后一层一层地传达中央文件。我们小学生还不算最后一批，所以被要求严格遵守纪律，谁也不能议论林彪事件，也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消息，还要互相监督。所以，虽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但在公共场合甚至私下都不会有任何人谈论林彪事件。同学们心照不宣，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们被要求销毁所有和林彪有关的图片和文字。而且，因为是林彪倡导的三忠于、四无限，所有个人崇拜的东西都被取消，包括必须上缴所有毛主席的像章。我所在的校文艺宣传队也随即解散。
记得传达的文件很多，也很长。连传达文件的上级干部在台上也连连用手掐自己的大腿。怕自己读错，或怀疑自己是在梦中？开始我们都看不到飞机坠毁、林彪尸体等照片。后来是把这些照片临时放到一个橱窗里，旁边有人站岗，然后由老师带队，一个班一个班排队看的。当时同学们大眼瞪小眼，大气儿不敢出。然后全国唱革命歌曲和《国际歌》。我们铁五小唱的是《毕业歌》，铁二中的指挥是钱进，个子不高，但特别有精神。记得那时的气氛很悲壮、压抑，同学们之间的话语也很少。这种紧张的气氛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才慢慢缓解。当时有个笑话，美国记者问北京的小朋友:你们的副统帅去哪里了？这位小朋友就说：嗝屁着凉，汪洋大海洋。弄得这位记者一时间找不到北，无论如何字典上也查不到这几个字的含义。从此，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公开议论林彪事件。当时搞运动，不能说批判林彪，而是批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
因为林彪事件，群众的政治热情明显衰退，文革的势头受阻，狂热的个人崇拜嘎然而止。71年10月26日，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那天和父亲打开世界地图，把所有投反对票的国家过了一遍，记得主要是中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小国。最让人难忘的是乔冠华副外长在联合国那充满自信的笑容，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的风采。不久，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回到工作岗位。时过境迁，中国社会悄悄地变化着。

二十二
1971年，设计院为了丰富职工家属的业余文化生活，在一片空地上修建电影院。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电影院。首先它是露天的，只不过有个围墙，加上一排一排用砖头和水泥砌成的凳子，对号入座。兰州铁路文化宫条件好，但归铁路局管理，除非特别情况，比如新年文艺会演什么的，一般设计院无法随意使用，可谓受制于人。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却成了那个年月设计院孩子们主要的娱乐场所。在这里，拦路抢劫、聚众斗殴、调戏女孩子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成了设计院子弟拉帮结伙和出风头的地方。
如果有好电影，比如朝鲜或阿尔巴尼亚的进口片，为了买张电影票，就得提前排队，人挤人，人蹬人。由于那个卖票窗口常被挤坏，后来干脆就换成一块大铁板，下面掏了一个小窟窿，只容一只手伸进去。人们照样拥挤在铁板前，奋不顾身地向小洞里伸胳膊。里面的售票同志根本就不问买几张票，问也白问，外面乱哄哄的谁也听不见。只好抓住伸进来的手，根据手里的钱数给票。那时的售票员是个瘸子，由于一票难求，人们都想巴结他，所以他牛气的很，见人都爱搭不理的。我们这些小毛孩对此公更是敬慕，就连他走路一拐一拐的都觉得特有派头。人生的理想就是长大当卖电影票的。
进去之后，孩子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那一排一排没有靠背的水泥凳子上跨越跑。有一次我一脚踩空，下巴磕到了前面的台子，当时就鲜血直流，马上送医院，还缝了两针，至今留有一个伤疤。那天晚上，包好了伤口，回到影院，看了一部影响了我一生的黑白记录片 《乒坛盛开友谊花》，记录的是71年中国乒乓球队参加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乒赛的盛况。这部影片我看了多遍。印象最深的是梁戈亮和日本选手长谷川的比赛，还有本格森。也清楚地记得庄则栋、张燮林、郗恩庭、李景光、林慧卿、郑敏之、郑怀颖、和李莉等我国选手。影片主旋律 《小小银球传友谊》至今让人难忘。那轻松和欢快的节奏曾带给我们多少美好的希望和幻想啊！从此乒乓球伴随我的一生。
那个年代，打乒乓球条件有限。首先没有好的乒乓球台。我们这些孩子们，朝思暮想的事情就是打听哪里有球台，然后不惜千辛万苦。有一次，程志刚告诉我们他姐夫的工地有张球台，我们问他确定吗？他很肯定，还答应给我们带路。那个工地在雄伟的皋兰山背面，而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翻过那么一座大山的。集思广益，我们决定走二号洞，兰州市人防的重点工程，直穿过皋兰山。隧道很宽，能平行走两部车，当时还没有完工。我们走了很久，才看到隧道的尽头，越来越大，越来越明亮。到了工地，找到了程志刚的姐夫。见到我们，他姐夫很不高兴，批评程志刚为什么走这么远，隧道没有完工很危险，有没有和家里人打招呼等等。程志刚很委屈的样子。后来他带我们去了那个球台，才发现很破旧，又在室外，风吹雨打。因为没有球网，我们找了几块砖头代替。从我们的大院走到二号洞口(西北民族学院)已经很远了，还要过那么长的隧道，人又累又饿。后山风大，飞沙走石，没有玩多久，就打道回府了。多年以后，到了美国，灯光、木板地、国际比赛的标准球台，打球的时候，想起那条隧道，那几片破砖头，还有黄沙滚滚，禁不住热泪盈眶。
设计院有几副好台子，但上班时间，一是传达室的老头不让进，二是办公地点有人干涉。而且还要自己带灯泡，瓦数很高的那种大灯泡。而我们根本没有。就是这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百折不挠。或是通过我母亲把我们带入大楼，或是翻墙而入。黑灯瞎火没关系，能看见一点就行。如果有人赶我们走，就打游击，敌进我退，然后杀个回马枪。好几次，被大人抓住，质问我们是谁家的孩子，我们就来个宁死不屈。后来，我母亲找到了一个灯泡，但只能下班以后用。我们就利用晚饭那一会儿工夫，痛痛快快地打一两个小时，因为大人们都是晚上成群结队来打球，我们只能靠边站。那个时刻，别提多惬意了。我们把积攒很久不舍得打的球拿出来，比如光荣牌、连环牌、或者盾牌之类的。还要穿上红色的短袖球衣，兰短裤，小白鞋。那架势，好像自己已经是国家队的队员了。
翟钧有一本书叫《乒乓群英》，文革前出的。里面记录了从容国团到1965年庄则栋三连冠的辉煌历史，还有很多照片和插图。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他才同意借我三天 （主要原因是书中很多的人当时已被打倒，包括容国团本人）。回家以后，爱不释手，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光顾了铁路地区所有的球台，大都无功而返。不是已经有人打，就是不让进。有的时候就傻傻地等着，心想你们总有累的时候吧。但只要有球台的地方，人都会越来越多，我们这几个孩子，只有干瞪眼的份。当时和我一起打球的有张洪、翟钧、和胡海琳。我妹妹有时候也跟着。那一年学会了骑自行车。第一天上路，刚刚能走，就撞倒了一个老太太。不会刹车，就直接往人家里冲。因为个子不够高，只能用那种套裆的技术。有了车，我们就可以往远处发展了。有一天和张洪一起到市体校，怎么都找不到打球的地方，又扑了一空。
随着乒乓球热，铁五小修了四个水泥球台。上课的时候，我们把球拍插到背后的皮带里，到了快下课的时间，个个跃跃欲试，都准备冲出去抢案子。那段时间我痴迷乒乓球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中午也放弃午休，就在石头台上和张洪一攻一守，下午上学的时候，人围得越来越多，成了我们俩的表演赛。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和张洪很快成为铁五小校乒乓球队的首批球员。左老师是我们的教练。校队有两个台子，其中一个质量相当不错。我还获得了铁五小第一届乒乓球比赛的亚军，张洪是第三名。
后来左老师把大女儿左萍接回兰州，除了文化课，还对女儿进行乒乓球强化训练。左萍是横拍，左右手都能拉前冲弧旋球，威力很大，我是她的陪练。那段时间，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床。有一次，我先到了球场，但左萍晚了一步。左老师二话没说就扇了她一个耳光。左萍肿着脸，流着眼泪，练球时，还要被左老师不停地喝斥。左老师对我们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但对自己的女儿却如此严厉，当时我很不理解。左萍后来去了省队，多次代表甘肃省参加全国比赛。那段时间我的球技飞速进步。是乒乓球给了我人生的自信、欢乐、和力量。

二十三
林彪事件之后，设计院的气氛缓和了很多。主楼前毛主席的全身塑像也拆了。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和技术骨干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铁道部第一设计院在大西北是赫赫有名的单位。那座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办公大楼，面向巍峨的皋兰山，华丽而宏大。铁一院实力强大，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近七千人，承担着大西北包括青藏线在内所有铁路的勘查和设计任务。然而，铁一院在兰州以至整个大西北得以成名，靠的却是它的篮球。动荡岁月里，是铁一院的篮球带给我们这些孩子难得的欢乐。
设计院男子篮球队，打遍西北无敌手。七二年五月，在刚落成的红山根篮球场，一个欢声雷动的夜晚，设计院男篮一举击败了正在备战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的甘肃省省队。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设计院男篮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靠的是从老新疆队挖来的一批退役球员。设计院在西北各省都设有分院，是铁道部直属的国有大型企业，没有户口问题，基本工资又高于地方，加上数目可观的外业津贴和其它福利，有条件通过招工吸引高水平的专业运动员。所以，记忆中设计院男子篮球从来就没有输过球。看设计院的篮球比赛，畅快淋漓，既能为胜利欢呼，又能奚落对方，特别是击败老对手和近邻兰州铁路局，足足地让我们出了一口恶气。铁路局的孩子人多势众，经常欺负我们设计院的子弟。
设计院的灯光篮球场在院主楼的西侧，只有大约十排用水泥板搭起的观众席。每次球赛之前，我们这些小球迷就会早早地跑到球场占位子。如果时间太早，单位没有下班，传达室那个老头就死也不放我们进去。将计就计，我们或是从他的窗下摸过去，或调虎离山，再不行就翻墙。铁一院的篮球比赛过程很专业，有标准的记分牌，还有现场解说。这位老先生基本不懂篮球，先说x号现在把球传给了x号，停顿一下，然后莫名其妙地蹦出四个字：配合默契。一场球下来，光配合默契这四个字就能说几十遍。此公从此得了个默契的雅号。
篮球队员在我们大院里，是家喻户晓的英雄。小郭像个坦克，吼叫着强行突破，然后就是他那个标志性的三步上篮动作 （双手端球）；小翟的灵巧和他的帅气是多少女孩子青春的梦幻；小刘的速度和远投；疯狗的底线突破、分球、和勾手投篮，有当今乔丹的风采；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们的高中锋，沉着稳健，颇有大将之风… 。疯狗后来到铁二中教体育。学生运动会的压轴戏，由各年级跑得最快的学生组成接力队，和以疯狗老师领衔的教工队一决雌雄，高潮迭起，欢声雷动。
设计院的女篮虽不如男篮，没有战胜过甘肃省队，但也是西北地区的劲旅，有两名新疆队的退役队员。其中一位后来成了男篮高中锋的妻子，长得漂亮，或许他们在新疆的时候就相好了吧。女篮还有两名年轻球员，都是我们铁五小和铁二中毕业的。一位叫张兰，还有一位叫张玉兰。张兰的父亲是老革命，设计院的副院长，人称老八路。文革初期因为一次事故不幸殉职。当时在铁二中的门口，一辆卡车到车时没有看见，把老八路挤到了墙角，当时就不行了。张兰的头顶束一个短短的辫子，充满青春的朝气。张玉兰文革前就是我们铁二中女子百米纪录的保持着，成绩是十三秒九，后来去了省体校。按今天的标准，张玉兰一定是个头等美女，身材高挑、匀称，面部骨骼高低有致，轮廓清晰。她住在我们三号楼，和祝蓓莉家一个门洞，丈夫在兰州铁路局工作，还兼任国家级业余篮球裁判。女篮的教练是我们铁二中的华老师，体育家研室主任，外号华子。也是设计院的名人。
铁二中和铁五小因此诞生了那个时代最早的一批追星族。每个运动员的状态、伤病、乃至他们的恋爱婚姻都是街谈巷议的话题。我们班胡海琳、翟钧是消息灵通人士。前者的姐姐是男篮主教练女儿的朋友和同学；后者的父亲当时在院宣传部工作，本人也是文化活动的积极分子。顺便说来，主教练大陈绝对是一位你见过一面就将终生难忘的人，气势逼人，目光严肃，身躯伟岸。我们羡慕篮球队员的球技和人气，也特别想往他们球赛之后的夜宵，据说都是大鱼大肉。那个时期，设计院是个人物就想往篮球队靠，哪怕提个鞋，背个包什么的，说不定也能跟着蹭顿饭呢。记得每次看完球回家的路上，意犹未尽，欢声笑语，给那个时代增添了多少不眠之夜啊 …… 

二十四
1972年，大地回春。因为林彪事件，文革以来肃杀的政治气氛开始缓解，社会各方面情况逐步好转。这一年发生的最大事件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当年美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天安门城楼上的横幅就清清楚楚地写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为了准备尼克松访华，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中央专门发了文件。文件说这是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伟大胜利，是党长期斗争的结果，必须以革命两手反对美帝两手。尼克松来华，是为了摆脱在越南的困境，争取连任，有欺骗性。但主动权在我们，要揭露他们的阴谋等。所以，尼克松来华之前，我们都还是把美国当成敌人，一只求上门来的纸老虎。
二月下旬的一天，春节之后不久，咋暖还寒，我们趴在收音机前，见证了那改变中国和世界的时刻。毛主席当天接见了尼克松总统，新闻简报很快就在全国发行和放映，组织观看，是政治任务。才发现毛主席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都是林彪害的，听大人们这么说。毛主席谈笑风生，尼克松也很友好，一点也看不出这是两个敌人在斗争，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经过文革，老百姓都不敢乱说乱动。只有他老人家说的和做的，我们才相信，也才敢追随。毛主席和尼克松这么长时间的握手，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周总理请尼克松喝茅台酒，总理从容不迫，而尼克松几乎都要跪地求饶了。从此在我们的心目中，美国不再是青面獠牙的敌人，而是可以交朋友的客人。这种心理上的改变虽然微小，但却为中国未来的开放打下了基础。72年9月，田中访华，中日建交。中华民族虚怀若谷，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从那以后，苏修才是我们的头号对手，报纸上首先也是反对霸权主义。连带那个古巴，给苏联当走狗，让人厌恶。那些年，安哥拉人民反抗古巴雇佣军，每天打死几个古巴人，都是让人兴奋的好消息。72年夏天，埃及赶走了所有苏联专家，让人真地觉得，苏修也和美帝一样，一天一天烂下去了。
经过文革的血雨腥风，林彪事件，中美和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远离政治。当年的批林整风，无声无息。可以说，文革至此出现转折，势头不再。同时各项事业有所恢复，学校又开始抓文化课学习。这一年，也是我儿时记忆中最平安、进步最大的一年。除了主课得到加强，做不完的作业，还要上早自习，另外还开了体育、音乐、美术、书法课。记得赵老师的音乐课先教唱歌，然后大讲《海岛女民兵》。赵老师是北京人，说起话来娓娓动听，同学们都听得如醉如痴。阳光洒满音乐教室，蔚蓝色的天空让人向往。“歌如潮，花如海，欢迎朋友四方来。”那一年过得真快，白天打乒乓球，晚上看设计院的篮球比赛，日子也慢慢快活起来。
暑假和妹妹一起去西安旅游，听了一路《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曲。记得大雁塔、碑林、城墙、和华清池边杨柳依依。然后去北京。火车在华北平原飞驰，和风送来金色的朝阳，流光穿越苏醒的田野。到北京后，我们住在中央音乐学院大姨家，白天游泳，晚上听他们弹钢琴，坐在长安街边数汽车，真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回到兰州没几天就开学，因为刘玉英老师身体不好，我们小学最后的一个学期是由邓莲老师当班主任。学习仍然紧张，用二元二次方程解应用题很难，不得不下功夫。我小学最后的同桌是刘秀珍，宽宽的前额，明亮的双眼，一个非常善良、上进、善解人意的女孩子。她知道我下课要冲出去抢乒乓球台，就早早地把桌位让开。又一次，我不小心把墨水撒到她的袖子上，当时我很内疚也很紧张，可小学的男生毕竟还是傻乎乎的。但她只是说了一句话：没事。一点都没有生气。后来中学她分去了四班，我还曾经挺失落。现在回想起来，也算是废墟中一束美好而微弱的光芒吧。这么好的一位女孩子，哪一个幸福的男人，后来能让她放心大胆地把自己放在他的手心呢？
72年年底，我小学马上就要毕业了，这一学期我拿了两个奖状：五好学生和学校乒乓球比赛的亚军。我母亲说，你给父亲写封信吧，他在风火山，读了你的信会高兴的。父亲把青春献给了大西北，是那个年代在海拔6000米以上科研基地（风火山高原冻土实验室）工作时间最长、身体损伤最严重、技术职称最高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心脏扩大，牙龈坏死、和骨质疏松而不得不从风火山抬到总队医院。他也是铁道部第一设计院文革之前以及文革期间唯一曾经在《中国科学》发表学术论文的年轻地质学家。
坐火车的人永远记得旅途的辛苦，却不知道那些铁轨之下，隧道之间洒落了多少热血。他们把青春给了寂寞，把热情化成铁轨，把泪水化作风吹。 父母走过多少地方，设计过多少铁路，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无法一一说清楚。 青藏铁路第一次上马是1962年，我还小得连记忆都没有。长大后搜索到那段历史，我知道，我父亲还有如我一样孩子的父亲曾经那么近的和死亡走在一起。父亲总说那句话：出身不好，在哪里都是活着，哪里的青山不埋人。他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走过了那些人生的沟沟坎坎，从青丝走到了白发。
几十年过去了，父母就是这样奔波在大西北的崇山峻岭之间。我知道，在我孤寂的童年里，一直有首最撼动心弦的歌，就在我的身边一遍遍响起，响彻万水千山。从孤寂中学会自强，是父母给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大西北养育了我们,那里是我们的故乡,也是我们灵魂的归宿。大西北凄凉而沉重，但她的儿女没有背叛她。大西北群山巍峨，埋着几代人的忠骨。他们中又有多少人默默无闻，心有不甘，壮志未酬！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祖辈们梦想的延续，他们的精神照耀着我们。
我们的成长离不开大西北的一草一木，离不开动乱岁月里保护过我们的老师和所有善良而厚道的大西北人。那时的孩子们天真，不知道人活一世不容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大西北，我们给你跪下来了，我们该怎样偿还你给了我们的馈赠！？
（完，1966-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