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施化-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文革產生的原因要在文革前的17年的制度中、當年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道路中尋找。毛澤東開始認為半年、一年、三年文革就可以結束。但在進行過程中出現了原來沒有想到的情況。他沒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拋出文革的堅定支持者王、關、戚；他沒有想到1968年軍隊內部出現不可調和的爭鬥，不得不拋出楊、余、傅；他希望“九大”以後轉入“鬥批改”，沒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現分歧，最終釀成震驚世界的林彪事件。毛澤東的文革理念遭到實踐的反覆碰撞以後，偏離了它初期的目標，只能在進退維谷的泥潭中掙扎。林彪事件之後，毛還是想將運動撥回文革初期的方向，但此時文革已失掉民心，人們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來。這樣，繼劉、林之後，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對象。一個新問題接着一個新問題，用後一個錯誤糾正前一個錯誤。文革是問題導向，是摸着石頭過河，這一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還不知道文革如何收場。

　　文革像錢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動。每一波都是多種力量互動的結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惡浪吞沒。隨着文革原動力減弱、抵制文革力量增強，觀望者增多，文革波逐漸衰減，最終波平浪靜，直至文革失敗到完全被否定。

　　文革像一個長期革命過程的濃縮，像巨大革命畫卷的縮微：開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動反潮流，破壞舊秩序。舊的秩序破壞以後，群雄蜂起，你爭我斗。今天這一派得勢，明天那一派掌權；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戰友，明天的仇敵。當全民被政治鬥爭拖得筋疲力盡的時候，就出現了派別的聯合，由動亂向穩定轉變，社會思潮和人的行為由激進趨於保守。價值觀念和革命的初始相反：今非而昨是，昨是而今非。最後由混亂走向秩序。

　　文化革命中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野蠻、黑暗、殘酷，表現得淋漓盡致；但在權力鬥爭的深層還有中國向何處去的道路之爭，權力是實現政治道路的工具。

　　有一些研究者認為文化革命純粹是一場權力鬥爭。其根據是，劉少奇收拾大饑荒的殘局取得了成效並在黨內贏得了威望。毛澤東大權旁落。於是就發動文革剝奪劉少奇的權力。

　　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經不起分析。第一，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毛7月23日的一次講話就把掌握兵權的彭德懷元帥搞下了台。1965年底，毛召開一次會議就把彭、陸、羅、楊四個位高權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劉少奇何必興師動眾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革當作他平生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把蔣介石趕到了台灣，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文革的目的僅是奪取劉少奇手中的權力，能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等重要嗎？第三，毛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第一次已經把劉少奇打倒了，權力拿到了手，為什麼今後還要七八年一次？毛、劉當時都是七八十歲的人，再過七八年他和劉都不在世了，他們之間還有什麼權力鬥爭？第四，毛並沒有“大權旁落”，如果真正大權旁落了，他能力排眾議發動文化大革命嗎？

　　不可否認，整個文化革命過程，從中央到基層都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尖銳性、殘酷性、野蠻性表現得淋離盡致。但是，在政治家那裡，權力不是賞心悅目的玩物，而是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政治目標就是中國的政治方向，即“中國向何處去？”。在這一點上，毛、劉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隊伍。

　　走社會主義道路，利用政權的力量，統籌全局，實現社會公平，在這個基本問題上中共領導人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在什麼條件下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過渡的速度是穩一點還是快一點？毛和劉是不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秩序”，即經過一段時間發展資本主義，提高了社會經濟水平以後，再搞社會主義。毛認為，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資本主義一旦發展起來，就會造成復辟，只有不停頓地繼續革命，才能實現共產黨的既定目標。他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就是進入社會主義革命之時。

　　劉少奇也強調階級鬥爭，但他的鬥爭目標是地、富、反、壞、右、腐化墮落的基層幹部和不聽話的知識分子；毛當然是1949年以來打擊各路“階級敵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鬥爭目標重點在黨內，在高層，因為只有黨內高層才對中國發展方向有決定性作用。無疑，三年大饑荒是加劇毛劉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紅旗”的失敗，還想再找機會建立他的烏托邦。他要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沒有城鄉差別，沒有工農差別，沒有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所有的被壓迫者都獲得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這個社會組織是“一大二公”的、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政企不分的社會組織。要建成這個社會，就必須限制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限制按勞分配原則，在經濟上建立自給自足的社會組織。依靠這樣社會組織進行大生產。他堅信“小生產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商品經濟對社會、對人心有強烈的腐蝕性，按勞分配是社會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他認為，如果放任小生產發展、追求物質利益，放棄戰爭年代的革命精神，黨就要變修，國就要變色，資本主義就會復辟。他這種設想在1958年提出來過，經過試驗失敗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來，而且在實踐中比1958年更徹底。

　　如果說，毛澤東建立制度的出發點是“善”，那麼，用政權的強制來實現虛幻的“善”，最終必然釀成了空前的“惡”，必然將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其實，社會主義這個“善”，只是知識分子設計的一種美好的願望。作為集體主義這個大範疇的社會主義，是以抹殺個人為前提的，是違背人性的。毛澤東為了建成社會主義，他試圖改變人性。用強權將社會主義目標構建的制度必然是極權制度。社會主義理想在幾百年的實踐中處處碰壁，沒有成功的先例。社會主義在中國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澤東不從社會主義這個烏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歸罪於“修正主義”，歸罪於“階級敵人”。

　　毛搞階級鬥爭就是為他建立這種烏托邦掃清道路。令毛憂慮的是，不僅劉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線，劉少奇周圍的一批人都站在劉的一邊。劉少奇這些人並沒有達到背離社會主義的程度，但他們確實看到了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的困難而畏縮不前。劉少奇等人收拾大饑荒的殘局的作法（“三自一包”、“三和一少”）與毛的路線背道而馳。毛對這些不符合他的路線的作法稱為“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把不同意走他這條道路的高級幹部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毛認為，要按他這條路線走，就得讓千百萬人接受他的路線，就得動員千百萬人齊心協力。大規模發動群眾搞文革，不僅是為了打倒劉少奇，主要是為了實現他的革命路線，建立他設想的美好社會。所謂“反修防修”就是為毛澤東的主張掃清障礙，所謂“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就是改造人性，為烏托邦清理心靈的基地。

　　毛澤東想按他的夢想在中國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這個夢想一旦付之實施，“即使懷抱着建立人間天堂的最美好的願望，但它只是成功地製造了人間地獄——人以其自身的力量為自己的同胞們準備的地獄。”[1]毛澤東所指引的中國道路在大饑荒年代已經製造了人間地獄[2]。為這條道路來掃清障礙的文革，必然再一次製造人間地獄。

　　然而，直到21世紀，中國還有人高喊“道路自信”[3]，真是咄咄怪事！

　　毛澤東選擇的政治道路有着明確的意識形態背景。在文革中，這種意識形態鼓動起狂熱的群眾運動。全民的瘋狂、對政治賤民和不同觀點的人的空前兇殘，是因為意識形態迷惑了全體民眾，毒化了整個社會心理，否定了傳統道德。

　　文革是大規模的急風暴雨般的群眾運動。這場群眾運動下掃政治賤民[4]，上打官僚集團。每一個階層，每個單位、每個地區，每個家庭都捲入其中，夫妻因觀點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臉，至親好友為路線不同而分道揚鑣。1966年秋，我到貴陽串聯，一下火車，一群小學生就圍上來質問：你是什麼觀點的？我在湖北串聯聽說，夫妻二人正在包餃子，一邊包着一邊談文革，談着談着，就吵了起來，把包好了的餃子掀翻了。文革捲入人數之多，參與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絕後的。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主動參加的，政治賤民們為沒有參加的資格而苦惱。有人說，文化大革命不是群眾運動，而是運動群眾。但是，群眾是怎樣被運動起來的？是靠多年灌輸的意識形態。文革前十七年，通過教科書、報紙、會議等一切形式，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向每一個人灌輸官方意識形態，對與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對外來思想嚴密封鎖，使得官方意識形態控制了每一個人的頭腦，指導每一個人的行動，充滿了全社會的整個話語體系。由於官方意識形態滲透到中國人的靈魂中，很多人是懷着極大的政治熱情參加運動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勞動者的節日”那種快感。意識形態不僅使單個的人對政權心悅誠服，還造就全社會的群體意識。社會群體意識鼓動着成千上萬的人向着意識形態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這個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會被浩浩蕩蕩的狂奔群體踏成肉泥。

　　這種意識形態來源於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同情勞動者，反對壓迫和剝削，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因面具有極大的魅力。它那嚴密的理論體系也使很多知識分子臣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讓千百萬人願意為這個“主義”獻出一切，包括生命。

　　剩餘價值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石。剩餘價值學說就是揭露資本主義剝削。這是一種片面的理論，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勞動力、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剩餘價值理論沒有把資本、科學技術、企業經營管理當作生產力的要素，從而得出資本剝削勞動的結論。

　　要消滅剝削就得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從消滅剝削這個角度來說，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馬克思還指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他說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解決的“固有矛盾”。[5]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得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6]毛澤東高舉“造反有理”的旗幟，反剝削、反私有制、反資本主義，這些主張和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

　　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認為，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必須經歷的五個發展階段，通過這五個階段最終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歷史規律的必要。當時官方教科書一再強調，歷史發展規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阻礙歷史規律者必然被歷史前進的巨輪碾得粉碎。這就是說，歷史發展規律是“天律”。這種歷史決定論不僅被理論界否定，也被二十世紀的實踐否定。但它在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按照這個意識形態。地、富、反、壞、右、國民黨反動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都是阻礙歷史發展規律的絆腳石，清除他們是為了實現“天律”，是“替天行道”。在這個神聖而高尚的意識形態的指導下，只有階級情分，沒有私人情分。“親不親，階級分”，背後告密和當面揭發不僅是必要的，還是光榮的。兒子出賣父親、妻子出賣丈夫是“大義滅親”；學生打死老師是因為“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對政治賤民的屠殺當然不會有負罪感。這種意識形態把人性中兇惡的一面全都煽動起來了，還穿上了崇高而正義的外衣。

　　所謂階級，本來是一種經濟範疇。如果消滅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就不應該有階級了。1936年的蘇聯完成了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認為蘇聯社會中的階級已經消滅了，沒有階級鬥爭了。然而，像蘇聯這樣以集體主義為宗旨的政權是扼殺個性、違背人性的，必然有出自人性的反抗。沒有強力鎮壓，這樣的政權一天也不能維持。革命隊伍以外的敵人消滅了，就在革命隊伍內找敵人；經濟範疇的階級消滅了，就在政治範疇和思想範疇上劃分敵我。1939年蘇聯開展了對高層大屠殺的“肅反”運動，以後揪出了一個又一個“反黨集團”。蘇聯一方面說消滅了階級，一方面不停地鎮壓。他們這樣做了，但沒有形成一套理論。1956年的中國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放棄階級鬥爭，還逐漸形成了一套理論。這套理論1964年基本成型，著名哲學工作者艾思奇說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階段”（也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7]），“毛澤東思想就是這個階段的馬列主義”。艾思奇的這一說法來自中央高層。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來在廣東從化組織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在2月25日發言指出：毛澤東思想是對資本主義時代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產生的列寧主義的發展。[8]1964年，艾思奇在多次內部報告中傳播“第三個里程碑”的觀點，我當時看到了在大學生中傳閱的油印稿。兩三年後，“第三個里程碑”進一步發展成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的要點[9]是：
　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二、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三，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

　　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報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必須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最重要的，就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就是“斗私、批修”，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要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已主義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在共產黨已經掌握政權之後，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

　　毛認為蘇聯變修了的原因之一是用物質利益作為激勵人的手段。為了防止人的自私、貪圖享樂的本性使人的思想蛻化、政權變質，毛澤東強調“精神”，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強調“精神可以變物質”。在政治領域要“興無滅資”，在私人領域“要鬥私批修”。毛澤東企圖用這個意識形態改造人性，塑造出不追求個人利益、一心為公的“全新的人”，只有有了“全新的人”，才能造就“全新的社會”——他心中的烏托邦。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矛頭指向了享受特權的領導幹部。在全社會普遍存在官民矛盾的情況下，這個理論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也站到支持這個理論的行列之中。

　　雖然一再聲稱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但畢竟是和毛澤東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毛澤東是毛澤東思想的人格化。意識形態強化了毛澤東的權威，毛澤東的權威又強化了意識形態。長期以來，毛澤東不僅是最高的政治權威、最高的軍事權威，還是最高的意識形態權威。在皇權時代，士以“道”自重。他們以“道”來批評政治，並希望按“道”來建立政治社會秩序。“道”就是那時的意識形態。可見意識形態的權威高於政治權威。明末學者明確提出“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聖人之權也。”可以用“聖人之權”批評“帝王之權”。毛澤東集“理”和“勢”於一身，既是“帝王”又是“聖人”，沒有獨立於毛澤東之外的批評政治權威的“理”。這樣，全國只有一個人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其他人不是政治愚民，就是被迫的政治啞巴。這就實現了中國人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意識形態一旦成了人們的信仰，人們就會為實踐這一意識形態赴湯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參與文化革命的動力，在文革中無論是高級官員還是大知識分子，雖然自己被批得體無完膚，但還要爭先恐後地批判他人。他們在被逼自殺時，還要留下向毛澤東表忠心的遺書，要求子女聽毛主席的話。這些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都被意識形態所俘獲，普通百姓就更難逃脫意識形態的天網了。

　　意識形態成了宗教，毛澤東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革中常見的萬人集會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大手一揮，廣場上就掀起狂熱的浪潮，這是羅馬教宗望塵莫及的壯觀場面。文革的群眾運動勝過宗教的狂熱。

　　在意識形態煽動起來的狂熱的群眾運動中，人們沒有個性，也沒有理性。他們變成一個群體，他們獲得了一種集體心理，這使他們的感情、思想和行為變得與他們單獨一人時的感情、思想和行為頗為不同。只要他們公認的領袖發出號召，千百萬人會真誠地、奮不顧身地、爭先恐後地做出種種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兩軍對壘，忠厚善良的人會血口噴人，正派廉潔的人被輿論壓迫得承認有罪，濫殺無辜被認為是“除惡務盡”，．．．．。在做這些荒唐事時，最謙和的公民會變成最野蠻的暴民。不管這些人在群體行動中如何殘暴，然而他們都是專制者最為恭順的臣民：在專制者面前，他們像虔誠的教徒跪拜在上帝面前一樣。

　　用傳統觀念看來，文革中道德墮落到極點。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那種把整體目標置於一切之上，為整體目標的實現不顧一切，也是一種道德觀。正如哈耶克說的：“像國家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一類運動背後所蘊含的道德情感的強度，也許只有歷史上偉大的宗教運動與之相比。”“哪裡存在一個凌駕一切的共同目標，哪裡就沒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規則的容身之地。”[10]共同目標就是共產主義。群眾無私地投入一個偉大目標，是極權制度的一個特點。

　　二十世紀人類的實踐使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大廈轟然倒塌。中國的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國人對它的信仰。但是，這個意識形態留下的精神垃圾還沒有清除。以這個意識形態為旗幟的官僚集團、把這個意識形態當作精神支柱的人們，還在倒塌的廢墟上留連不舍，企圖用廢墟上破磚爛瓦來恢復它昔日的輝煌。這是徒勞的。物質在大廈崩潰以後可以按原樣重建，心靈的大廈崩潰以後是不可能按原樣重建的。21世紀還有人宣稱“理論自信”。其實，他們說“理論自信”，實際是“理論心虛”。這正如中國民間的一個歇後語：“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為自己壯膽”。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化就是共產黨的官僚專制制度，文革的產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革災難不能僅歸結為毛個人品質，必須在社會制度中找原因。

　　毛處在特權制度金字塔的頂端，他享受着最優厚的特權；毛掌握着至高無上的權力，他當然會被權力這種最強的腐蝕劑所腐蝕。但是，如果把文革歸結於毛的個人品質和操守，那就過於簡單。用對執政者個人的道德的批判來研究政治與歷史，不可能窮究事情的本質。所以，我在這本書裡不評價毛澤東的個人道德操守。

　　前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在論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時說：“要是只把這歸結在某個人的錯誤或林彪、‘四人幫’的邪惡狡猾上，就太簡單了。”[11]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2]

　　文革前的制度是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中國皇權專制的土壤上構築的蘇聯式權力結構。這個制度實行了高度的經濟壟斷、政治壟斷和思想壟斷。在經濟國家所有制的基礎上，把每一個人的生產和生活都納入了國家計劃之中，國家政權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會的每一個毛孔。儘管當時是中國皇權專制的尾聲，但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鉗制比歷代帝王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在皇權專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皇家的願望，實際上皇家權力很難深入到中國版圖的每一點、落實到每一個人。那時還有蠻荒之地，化外之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依靠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車間田頭，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到了盡頭，到了極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一種極度集中的嚴酷制度，我不能為這種制度取一個名稱，只知道totalitariansystem（極權制度）是它的近義詞。

　　多少年來，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即中國人是原子化的個體。這些“原子”文化低下，對外界知之甚少。毛澤東用意識形態和組織手段把這些“原子”聚集起來，就成了他手中掌握的“原子彈”，他可以用這“原子彈”來對付任何人。當時中國人口１０億，即在１後面９個零。毛澤東是１，是被視為救星的偉大導師和領袖；９個零是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識的群眾。他們為毛的烏托邦作出無私的奉獻。沒有這9個零，毛澤東不能成為偉大的領袖；沒有毛澤東這個“1”，9個“零”就毫無意義。這就是極權制中領袖和群眾的關係。毛澤東的極權制度是一種嚴密組織的社會，是那個時代意識形態的制度化。

　　這個嚴密而嚴酷的制度是由數百萬官僚組成的權力金字塔構成的。由於社會被行政權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團幾乎是治理國家的唯一依靠。這就是官僚政治。

　　王亞南[13]說：“官僚政治是一種特權政治。在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運用來表達人民的意志，圖謀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國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成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14]在極權政治條件下，特權更為嚴重。

　　皇帝通過治官來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職責，也是皇帝最大的難題。中國古語說：“天下難治，人皆以為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澤東也面臨這個難題。毛澤東是這個官僚集團的一員，他又不同於他以下的官僚群體。他是董事長，不是總經理和部門經理。他需要官僚集團實現他的意志，但官僚們有二重性：他們有恪守職責的一面，也有為自己、家庭和“山頭”謀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團有獨立於最高統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為“公”，後者為“私”。

　　毛澤東看到官僚們“私”的一面不斷膨脹，他身邊的大量事實也證明蛻變在發生、在加速。他懷着深深的憂慮。

　　毛澤東雖然是這個制度的締造者之一，但他對這個制度並不滿意。他發現，這個制度建立起來以後，和他的初衷不一樣。中央部委的“條條”和地方政府的“塊塊”交織成禁錮社會的鎖鏈，官僚們通過這個嚴密的鎖鏈對社會、對百姓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鉗制。1958年毛曾通過下放中央部委的權力來打破蘇聯體制，結果造成混亂。文革中他再一次下放權力。但這種排斥市場的“行政性分權”，多次進入了“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循環。毛澤東對這個制度不滿是多方面的：他對等級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滿，這和他骨子裡的民粹主義、和他年輕的一度相信的無政府主義相牴觸，也和他終生相信馬克思主義相牴觸。他對官僚們用物質利益作為調動積極性的手段不滿，他擔心這種作法會把社會引向人慾橫流的境地。他對官僚們欺壓百姓和特權腐敗不滿，他擔心特權和腐敗會使掌權者成為人民的對立面，他當然熟悉“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古訓。

　　1964年７月14日發表的《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九評”中的第九篇）一文，毛澤東下了很大功夫參與修改、定稿，甚至親自改寫了一大段話：“蘇聯特權階層控制了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職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着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轉移。” 毛澤東批評蘇聯，也警示中國
1964年12月12日，陳正人[15]上報了《在洛陽拖拉機廠的蹲點報告》，幾天以後，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幹部。”[16]請注意，毛澤東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

　　毛澤東說的 “特權階層”包括“官僚主義者階級”和附着在“官僚主義者階級”上的、被“官僚主義者階級”捧為“學術權威”的知識分子。“特權階層”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是“官僚主義者階級”

　　無獨有偶。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17]在《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中寫道：“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的貪婪而不能滿足，就像資產階級一樣。不過，它並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新階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階級一樣，但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騎士風格。”“這個新階級的極權暴政和控制，如今已變成了驅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18]吉拉斯指出，該階級的權力並非基於擁有財富，而是對於國家所有財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階級》裡的宣判：新階級將留下“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篇章。”[19]這個新階級就是官僚特權階級。

　　雖然毛澤東和吉拉斯都認為共產黨政權里有一個新階級，但他們的出發點和解決辦法完全不同。

　　吉拉斯的《新階級》認為：“共產主義對於我是一種理想的幻滅”，造成這一幻滅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與簡單化的教條主義的共產主義”。吉拉斯的最終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義的暴政，走向“民主社會主義”。而毛澤東卻維護斯大林，企圖建立一個超越斯大林體制的烏托邦。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比吉拉斯落後了一個時代。毛對這個制度的一切不滿和憂慮沒有觸及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為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而建立的極權制度。

　　毛澤東企圖從國家理論的探索中找出路。文革期間，毛澤東號召幹部要讀六本書：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這幾本書都分析了國家的本質。可見毛澤東對國家問題的專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國家問題。

　　人們痛恨國家，又離不開國家。痛恨它，是因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是官僚主義的溫床。在毛澤東推薦的這幾本著作中說國家機器“像蟒蛇一樣把活生生的市民社會從四面八方網羅起來（纏繞起來）”，是“與社會分離而獨立社會之上”的“寄生贅瘤”，還有“國家是禍害”、“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國家消亡”等說法。為什麼又離不開國家呢？因為國家有三重性：階級國家；官僚國家；公共國家[20]。人們痛恨的是階級壓迫的國家、官僚特權的國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眾事務的國家。

　　國家是人類的社會性的產物。人類是高度社會化的動物，他們在一起生活、娛樂、尋求食物和配偶，個體之間難免有衝突，有糾紛，這就需要權威來判斷曲直，定了曲直以後還不服從，就得由權威來懲罰。柳宗元說：“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21]作為一個群體社會，需要有一個組織機構來處理公共事務。如果沒有公共國家，則公共事務無人管理，是非曲直難以分別，內部紛爭不可調和，對抗外部的侵犯沒有力量。所以，人類不能無政府。政府、軍隊、警察、監獄，都是公共產品，都是保證人類社會活動正常進行的必需品。

　　什麼是階級國家呢？就是“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的國家[22]，就“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23]就“是用來鎮壓某一個階級的暴力組織。”[24]林彪說得更明確：“政權是鎮壓之權”。毛澤東時代，經濟上的階級已經消滅，卻用政治、思想上的階級鎮壓了大批人，形成了億萬政治賤民。

　　什麼是官僚國家呢？恩格斯說：“官吏既然掌握社會權力和徵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駕於社會之上。•••••於是制定了官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一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卻有大於克蘭代表的權威。”[25]於是，官僚們就“由社會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人”。在沒有權力制衡的專制制度下，“社會公僕”變成“社會的主人”是不可避免的。官僚們一旦變成了“社會的主人”，由於人性惡的一面，就必然對被統治者進行壓迫和盤剝。

　　國家機器，這是一個能量強大的怪物。一旦沒有國家機器這個權威，不僅公共事務沒人管理，而且人類會在自相殘殺中消滅。但是，它一旦建立起來，就會成為社會的“贅瘤”，就會伴生出龐大的官僚集團。無政府主義其所以經久不絕，是因為國家機器會產生階級壓迫和官僚特權；國家機器其所以必要，是因為人們畏懼具有破壞力的無政府主義。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就是在無政府和國家權威的矛盾中反覆掙扎的過程。

　　當時中國所面對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官僚集團，而是龐大的官僚體系嫁接極權主義制度樹幹上，從而形成了極權主義官僚體系。在極權主義官僚體系的統治下，不僅在官民之間存在着緊張關係（第一重緊張關係），在官僚體系內部也存在着緊張關係（第二重緊張關係）。第二重緊張關係是因為幹部任命制、上級決定下級的命運造成的，也與“打天下”過程中形成的派系、“山頭”有關。處在極權主義官僚體系頂端的毛澤東，處在兩重緊張關係的焦點上。他常用第一重緊張關係來制衡第二重緊張關係，用民粹主義的口號來緩和第一重緊張關係。用民眾的力量來平衡極權主義的官僚體系，就是鼓勵群眾造官僚的反。在文革中，這兩重緊張關係互相交織、互相糾結，使政治鬥爭失去了是與非、正確與錯誤的界線，廣大參與者成了角斗場上左衝右突的群氓。

　　毛澤東多年沒有找到解決官僚集團的方法，文革前的種種針對官僚集團的鬥爭都是通過官僚集團實行，都是通過政權體系自身來解決官僚集團的問題。他發現，過去的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為自己動手術那樣，不可能切除病灶。毛最終找到的辦法是，他自己直接成為底層群眾的代表，甩開官僚集團，直接發動群眾、指揮群眾“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火燒”官僚，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26]

　　毛澤東要發動群眾清洗官僚集團，實現“天下大亂”，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讓無政府狀態長期存在，要恢復秩序實現“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澤東的左手，衝擊官僚體制需要他們；官僚集團是毛澤東的右手，恢復秩序需要他們。

　　文革初期毛揮動他的左手，鼓勵造反派衝擊官僚，讓造反派將官僚們“燒一下，但不要燒焦了”，在官民矛盾尖銳的條件下，哪能“燒而不焦”？[27]文革後期毛澤東揮動他的右手，讓官僚們遏製造反派，但要求官僚們“不要整他們”[28]，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經結下深仇大恨的情況下，重新掌權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這是一場毛澤東、造反派、官僚集團之間的三角遊戲，這場遊戲的結局是：勝利者是官僚集團，失敗者是毛澤東，承受失敗後果的是造反派。被毛當作“砸亂舊的國家機器”的工具、用來敲打官僚集團的石頭——造反派，最終被這架不可停止轉動的官僚機器壓得粉碎。

　　歷史上的大劫難會帶來歷史的大補償。對文革的補償因素就在文革遺產之中。然而，由於官方利用政治權力規避毛澤東和極權制度對文革的責任，官僚體制沒有改變，歷史的大補償的得利者是官僚集團，廣大群眾繼續吞咽專制制度的苦果。

　　無論從意識形態層面、道路層面和制度層面來分析，文革必然失敗。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全國山河一片紅”時，就可以判定文革已經失敗，因為革命委員會完全是舊制度的復歸，沒有一點制度創新；毛澤東發動文革最重要的夥伴林彪出逃以後，進一步表明文革失敗，毛澤東因此健康大為惡化；鄧小平出山後搞“全面整頓”，加速了文革的失敗；1976年的“四五運動”，表明文革已經喪失民心，文革失敗已成定局。

　　文革終於失敗了。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以他妻子為核心的四個文革領導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毀的舊制度，在文革後期已完全恢復。

　　中國人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 多件，死亡 123，700 多人；（ 2 ） 250 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 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3 ）城市有 4，810 ，000 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 683，000 多人；（ 4 ）農村有520 多萬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 120 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 5 ）有1 億 1，300 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載：1984年5月，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 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這兩組數據不一致，文革中受害的準確人數恐怕永遠無法搞清。雖然數字不能確切，但可以確切地說，文革對中國來說，是一場大劫難。還有文化上的劫難。

　　恩格斯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29]文革這場大劫難也會帶來歷史的大補償。而補償的因素就在文革的遺產之中。文革到底留下了哪些遺產呢？

　　第一，摧毀了官方長期塑造的共產黨和官員的美好形象，文革前那種對黨組織的盲目信任、對官員的盲目尊敬已不復存在。文革打破了1949年、特別是1957年以來，共產黨不可批評的神話。對共產黨奴隸式的服從已被懷疑和批評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機”來概括這種現象，而這種對政治權力的不信任恰恰是從臣民社會走向公民社會的必要條件。

　　第二，摧毀了長期灌輸的意識形態。文革依賴意識形態而發起、而運行，文革的失敗使意識形態大廈崩潰，中國人從此擺脫了幾十年的精神桎梏，從荒唐的意識形態神話中覺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傳的五階段的歷史發展規律，多數人不相信共產主義。官方認為這是“信仰危機”。這種對精神枷鎖的“信仰危機”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條件。

　　正是官方感到的“信任危機”和“信仰危機”，使得群眾思想空前活躍，普通百姓的獨立意識開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8年的西單牆，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後的思想解放。這種思想解放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也是以後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重要條件。

　　第三，“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把殘酷的屠刀在文革中罪惡昭彰。它不僅傷害普通百姓，也傷害到整個官僚集團特別是鄧小平這類高層。丟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把屠刀，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第四，“無法無天”的“群眾專政”不僅傷害了普通百姓，也傷害到高層官僚。官僚們復職以後重視法律建設。雖然官僚們構建的法制與真正的法治社會相距甚遠，但畢竟邁開了走向法治社會的一步。

　　輝煌一時的意識形態的大廈已經是一片廢墟，強大無比專政機器已經鏽跡斑斑，鐵桶般的極權制度已經百孔千瘡。多數民眾已經覺醒，一批有理智、有抱負的官員準備行動，改革開放的列車轟隆而來。從此中國進入了加速現代化的重要時代。這就是歷史對文革這場災難的補償！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後勝利者還是官僚集團。官僚集團掌握着文革責任的追究權、改革開放的主導權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權。

　　文革責任的追究決定了改革開放的幹部隊伍。鄧小平強調，“跟隨林彪、江青一夥造反起家的人，幫派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一個也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30]“跟隨林彪、江青一夥”實際就是跟隨毛澤東。如果鄧小平提出的這個用人標準是正確和必要的的話，他們卻採取了雙重標準。文革後清查“三種人”時，對“恐怖的紅八月”中骨幹人物卻大加保護，在改革開放以後大都走上了領導崗位，因為他們是官僚的後代。而對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個文件[31]，要求對文化革命的頭頭“記錄在案”，還要求今後選拔領導幹部和選派出國人員，必須看這些檔案。為了落實這個文件，各單位對文革期間在校的大學生進行了普遍的調查，對一些人限制使用，從而壓制了一大批優秀人才。

　　改革開放的主導權決定改什麼，不改什麼。為了維護官僚集團的利益，他們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們雖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對造成文革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卻全盤繼承。還是那個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文革前那個政治體制：一黨專政，高度集權、權力至上。正是靠毛澤東的這些政治遺產，使得毛澤東時代的官僚集團（包括他們的後代和親友）成為新的權貴。

　　官僚集團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權，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錯位：勞動者、普通公務員和知識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較少；對改革成本支付較少的權貴集團卻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條件下，權貴們都搶占一切有利的先機：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鄉的時候，他們的子弟參軍；普通百姓子弟務工務農的時候，他們的子弟被“推薦”上大學。第一波出國鍍金的是他們，利用父兄的權力地位下海經商成為億萬富翁的也是他們。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員復職以後，沒有記住產生文革的教訓，卻牢記了對造反派的仇恨。他們不怕當“還鄉團”[32]，除了對造反派進行無休止的報復以外，搞起特權和腐敗來超過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個社會貧困，改革開放以後社會財富更多了，特權和腐敗有着更充裕的物質條件；文革前沒有民間資本，改革以後有大老闆，權力和金錢可以互相交換；文革前沒有市場經濟，有了市場經濟以後，權力可以控制市場、操縱市場、參與市場競爭。哈耶克說：“一個富人得勢的世界仍比一個只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33]在當今中國，恰恰是得勢的人致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權”，毛澤東靜靜地躺在水晶棺內，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官僚們志得意滿，為所欲為。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止民主進程，有選擇地引入市場機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體制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是“權力市場經濟”[34]，即權力控制市場、操縱市場。在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下，大大小小的權力中心像一個一個吸引力極強的黑洞，把社會財富吸引到與權力有親密關係的社會集團之中。權力市場經濟最根本的問題是不公平，有權的人和沒有權的人之間太不公平。不公平的社會不可能和諧。

　　官方文革史維護原來的意識形態，維護專制制度，維護官僚集團的利益，這就難免違背文革的歷史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時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響，站在人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還原歷史本來面目。

　　對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僅僅是讓後代知道那段痛史，而是為了弄清目前政治腐敗的原因和尋求擺脫社會危機的出路。這是因為，目前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續。但是，對文革的研究卻受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那個決議的限制。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在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於文革的敘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藍本。這個決議根據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當時所能允許的政治條件來敘述和評論建國以來的歷史。說它是一部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它是一部政治問題的決議。它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以折衷和妥協的態度來寫文革，當然不可能忠於事實、窮究事理。

　　《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35]把毛澤東1956年以後發展起來的思想理論從毛澤東思想中切割出去，是為了保全“毛澤東思想”，是為了挽救“信仰危機”。顯然，只有保全了毛澤東思想，才保全了專制制度的靈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團的利益。這種實用主義的切割是不能脬眾的。

　　官修文革史還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36]。這一論斷又把“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中國共產黨中切割出去。這種切割是為了把文革的責任推給“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而保全中國共產黨，是為了挽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如果真有這兩個集團的話，他們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分，他們是在黨內興起、黨內消亡的，很難把他們從中國共產黨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澤東思想，又保全了中國共產黨，也就保全了整個官僚集團，保全了官僚集團繼續執政的合法性和他們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響的寫文革的書中，劉少奇像馴服的綿羊，任憑毛澤東擺布，最後被毛送上絕路。事實上，作為革命家出身的、歷經戰爭和多年黨內鬥爭考驗的劉少奇

　　和以他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從文革一開始對毛就有抵制，劉少奇還沒有下台時有“二月提綱”對姚文元文章的對抗；五一六通知出來後，又派工作組對抗。劉少奇被打倒以後，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鎮反”對文革派的對抗，有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批人對文革的對抗。其間，還有軍事官僚集團更為強硬的抵抗。這一系列的對抗主要不是正義和非正義的對抗，而是利益的對抗。在對抗中，以老百姓的犧牲為代價。把劉少奇寫成馴服的綿羊，是為了使官僚集團不承擔文革的責任，掩蓋了軍政官僚們在文革中摧殘群眾的惡行。美化周恩來、掩蓋周恩來在文革中緊跟毛澤東的事實，也是出於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說文革惡果是“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而造成的。這是為毛澤東開脫，也是對歷史的歪曲。其實，１９７３年８月才有“四人幫”，在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幫”。[37]此時，老幹部大多復職了。如果說有個“林彪集團”，這個集團也是在1969年4月以後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這前後即使有林彪、江青兩部分人，那他們也是支持毛澤東進行文革的重要力量。江青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讓我咬誰就咬誰”，江青和林彪被毛澤東利用，他們不可能利用毛澤東，他們只能利用毛澤東創造的機會清除個別反對自己的人。所謂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行為”大多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推進文革的行為。所以，將官方文革史中的“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這個專用名詞用“毛澤東”或“中共中央”置換更為接近歷史事實。

　　由於已經否定文革，在記述文革的書刊中，黨內的高級幹部們都標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堅強不屈，完全掩蓋了他們曾經追隨毛澤東搞文革的事實，掩蓋了他們曾經參與迫害幹部、鎮壓群眾的事實，也掩蓋了一部分官僚對受迫害的官僚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實。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的消息傳到杭州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說：“跳樓自殺也要有講究，應頭朝下，他是腳先落地。”鄧小平說：“羅長子跳了個冰棍”。葉劍英詩興大發，寫下了 “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 的詩句。在極權制度的頂層，沒有溫暖，沒有人情，沒有道德。他們都費盡心機地揣磨最高的意圖，並千方百計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拋出，他們不僅極力劃清界限，還像一群惡狼，迅速衝到被拋棄者身邊，瘋狂地撕咬他的屍體。這些文革中的真實情況，官方文革史完全迴避。

　　在官修文革史對幹部受迫害的情況寫得很多。實際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幹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紅八月”、工作組反右、1967年的“二月鎮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和某些地區的集體屠殺等一系列的血腥鎮壓，官修文革史不是輕描淡寫就是極力歪曲。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文革最後的勝利者是官僚集團，漠視百姓的苦難是很自然的。

　　寫文革史是危險的。你提出任何一個理由充足的論點，都會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駁；你寫出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會有人批評你敘述的片面性。這是因為文革的當事人大都健在，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處境，有着不同的視角和不同的體驗。當事人的這些批評是很可貴的，它會使研究者不斷逼近歷史的真實。只有當代人寫當代史才可以獲得這種可貴的資源，當然這也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的難處。

　　文革是極其複雜的歷史過程，它是多側面歷史的組合，是多層次鬥爭的疊加。多種力量、多種角色在長達十年的時間維度和廣濶空間維度中反覆角逐、多次變換。各種思想、各個群體、各種利益集團之間，既有反反覆覆的鬥爭，又互相交織、相互糾結。某一時段上的勝利者，在另一個時段上是失敗者；某一個時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個時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過整，挨整的人也整過人。用“肯定”還是“否定”這個非白即黑的簡單思維，不可能記錄和評述這個複雜的歷史過程。

　　寫文革歷史不僅要跳出《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經歷者感情糾葛。不排除感情糾葛，就很難客觀、冷靜。沒有客觀就沒有真實，沒有冷靜就沒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場，也不站在文革親歷者的個人立場，那麼，站在什麼樣的立場呢？我同意丁東先生的看法：應該站在人類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價值觀點來研究和反思文革。[38]當然這樣做是不容易的，因為人們很難超越自身環境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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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英】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一卷），陸衡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315頁。

　　[2] 拙著《墓碑》用大量事實論證了這個結論。

　　[3]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原中央編譯局局長認俊卿提出來的。衣因招收入博士後研究生收受金錢和女色賄賂而下台，但還有人繼續講“三個自信”。

　　[4] 這裡說的政治賤民是指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的人群，包括地、富、反、壞、右、資本家和國民黨執政時留下來的大小官員。他們政治地位低下，當時的意識形態時時刻批判他們，把他們當作危險人物。
發布時間:2013-12-06 11:21 作者:楊繼繩字號：大中小點擊: 25308次
[5] 歷史證明，現代股份公司和現代金融制度已經解決了這個矛盾。當然，金融制度還需要完善。

　　[6]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頁。

　　[7] 艾思奇認為，第一個里程碑以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第二個里程碑以列寧、斯大林為代表，第三個里程碑以毛澤東為代表。每一個里程碑都有各自的時代特徵，都解決了它所面臨的時代提出的問題。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紅旗》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稱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發展歷史上第三個偉大的理程碑”，此時艾思奇已逝世兩年。

　　[8]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周恩來與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3、226頁

　　[9] 這是本書作者的概述，全文請看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編輯部文章。

　　[10]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馮興元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143頁

　　[11] 王年一：《文化革命的發動》，《中共黨史研究》１９８３年９月３０日

　　[12]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

　　[13] 著名經濟學家，《資本論》最早的中譯者

　　[14]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90頁

　　[15] 陳正人，井岡山時代的革命家，時為中共中央委員、時任農業機械工業部部長

　　[1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65-266頁

　　[17] Milovan Djilas，南斯拉夫最早的革命家之一，1953年當選為南斯拉夫副總統兼國民議會議長，並內定為鐵托的繼承人。由於他的一些主張超過了鐵托容忍的限度，他被撤銷全部職務，1954年他主動退黨

　　[18] 密洛凡•吉拉斯：《新階級》，陳逸譯，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理論室，大字本內部版，第47、78、93頁

　　[19] 同上，第90頁

　　[20] 孫越生：《官僚主義的起源和模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1-72頁

　　[21] 柳宗元：【封建論】，

　　[2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8頁。

　　[23]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頁

　　[24] [24]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9頁

　　[25] 圍引自【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9頁

　　[26] 王力雄也有這一看法，王：《中國從文革得到什麼？》，2006年4月寫於阿克蘇、北京

　　[27]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統計，在文革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共230萬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萬幹部的19•2%，雖未立案審查，但被錯誤批鬥、關押的幹部和受株連的人為數更多。其中，國家機關副部長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幹部被立案審查的約占同級幹部總數的75%；有6萬多名幹部被迫害致死；集團性的冤假錯案近兩萬件，涉及幹部達幾十萬人，大批好的官員也會受到殘酷的迫害。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967頁

　　[28]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接見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的談話。

　　[2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9頁

　　[30]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頁。

　　[31] 《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中組發[1983] 6號，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３日）

　　[32]在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拉鋸”的地方，共產黨將地主的財產分給農民，共產黨的軍隊走了以後，對農民進行“反攻倒算”的地主稱為“還鄉團”。1975年10月，賈啟允出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行前鄧小平要他放手“整頓”，“不要怕當還鄉團”。

　　[33]弗•奧•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文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102頁

　　[34] 吳敬璉先生把“權力市場經濟”制度稱為“權貴資本主義”。

　　[35] 《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載《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7頁

　　[3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752頁

　　[37] 王年一：《漫談文革》，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紀》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版

　　[38]丁東：《文革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三味書屋，201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