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是在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急于树立自己权威的1976年底。《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恩格斯的《论权威》、对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批斗。我正好在初中的美术组里，绘制过一幅漫画，把“四人帮”扫进从巴枯宁、考茨基到希特勒、东条英机、从陈独秀到刘少奇、林彪的“历史垃圾堆”。30多年后，2007年3月，我去奥克兰的Niebyl-Proctor马克思图书馆参加由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教哲学的社会主义者Ann Robertson女士讲解的“马克思主义与安那祺主义哲学”的座谈会，又是对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进行批判。不过，我没想到约二十人的与会者中，有半数是接近安那祺主义的人士，结果变成对Robertson教授的帮助会。她面对这样的结果有点狼狈，承认还要再学习。我一方面记得在东京时我们松散的Asian Anarchist Alliance（亚洲安那祺主义联盟）达成的精神，终止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毛”论争，同时对于从哲学上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安那祺主义没有留意过，在会上没有谈哲学问题。会后读了一遍Robertson的“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哲学根源”小册子[1]，可惜还是没有什么收获。似乎马克思与巴枯宁在哲学上其实谈不上有什么“冲突”，他们都是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唯一的哲学思潮（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学生。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他们都曾热衷于辩证法；作为费尔巴哈的门徒，都对虚伪的基督教等宗教毫不留情。不过，巴枯宁不是理论家，总是强调马克思的知识渊博（特别在经济分析方面），要向马克思学习，计划把《资本论》译为俄文。马克思也以起码的学者风范，把《资本论》献给他的对手：巴枯宁。

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有思想上的根源，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认识上。马克思因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被剥夺了记者、编辑的职业，自然对此深恶痛绝，但却从未掩饰对处于上升阶段的普鲁士新兴强权的崇拜和倾慕。马克思后期虽然在英国生活二、三十年，却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多大的影响，他的影响在他在世期间只限于德国。即使在德国，当时工人运动的最大领袖拉萨尔也是马克思的对手，只是在拉萨尔决斗身亡后，德国工人运动被李卜克西和贝贝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统一起来，才接受马克思的影响。直到被列宁咒骂为“叛徒”之前，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巴枯宁由于参加德累斯顿的起义被普鲁士政权判刑并被遣送回沙皇俄国的监狱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对任何国家权力都不抱幻想[2]，也不认为自己或马克思那样的“先知”可以改造国家。相对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巴枯宁更接近于法兰西共和或瑞士联邦那样的自由联合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奴隶制。”

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自己组织政党才能夺取政权；巴枯宁（与蒲鲁东）则认为所有的政党都毫无例外地是专制主义的残余，革命者的职责不是领导，而是帮助、鼓动被压迫阶级本身的直接行动去推翻现存的制度，自我解放了的民众自己知道如何组织社会生活。马克思坚持以“无产阶级”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后，再让“无产阶级国家”自然“消亡”；巴枯宁则强调国家及其所体现的权力必须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取消。他预言，任何“无产阶级”专政都会变成对“无产阶级”及一切阶级的专政并导致一种新的、更为强大和有害的阶级统治制度。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攻击巴枯宁“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其实，他们两人并不完全作对，马克思所关注的是较狭隘的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巴枯宁设想的是广义的改造人类组织方式的社会变革。所以，既然近代国家必须由少数人集团执政，在国家常备正规军被外敌侵略军击败的千载难逢的政治条件下，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口号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马克思不会同意）能够以一党专制在俄国和中国夺取国家政权，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但从社会革命的意义上看，这些国家的民众的自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代表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凯旋，柏克曼哀叹：“社会主义靠出卖自己征服了世界。”“专制，不管白色红色，都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强制、压迫和悲惨。这就是其特征和本质，不会是别的。”[3]

不过，如果我们略为客观地考察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实际过程，发现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并不具有被各自的追随者夸张的意义[4]。他们都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得到激励确立了各自的世界观，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短暂激动[5]，又尝尽失败、流亡或流放命运的苦难，不可避免地要争夺任何可能的领袖资源。应该说，马克思是个天才思想家，在思想上独断尚无大害，巴枯宁是个实干组织大师，玩弄一些秘密手段也很难避免，如果他们两人合作经营“国际”[6]，加上力图统一意大利的传奇英雄马志尼（伏契尼著名小说《牛虻》的主人公就是为马志尼押送弹药而被捕牺牲的）等，有可能团结大多数的欧洲社会主义势力，与尚未丰满的欧洲资产阶级决一雌雄。但马克思容不得安那祺主义者争夺领导权，证实了巴枯宁“权力腐化任何人”的信条。马克思主张组织的集中制，巴枯宁则主张以自治协会为基础的自由联邦制。正如巴枯宁1868年在和平自由同盟大会上明确声明的那样：“我讨厌共产主义，因为它反对自由。我不能接受没有自由的人类。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把所有社会权力集中和吸收到国家，它一定会最终把财产集中到国家手中。相反，我要废除国家，要激进地消灭权威的原则和国家的监护。”[7]最后，在马克思把持下的“国际”总委员会（执行局）把1872年的总会定在海牙，目的就是为了让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容易从英国、德国和法国出席会议，而安那祺主义势力较强的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则不易派代表出席。实际上，巴枯宁本人如果从瑞士出发，在路经法国或德国时就会被逮捕，而受巴枯宁影响最深的意大利代表团就因为抗议这种安排而抗拒出席，并干脆退出了“国际”。在最终出席会议的65名代表中，来自德国的19名与总委员会的21名就构成了大多数，只剩下25名不为马克思控制的代表为不能与会的巴枯宁辩护[8]。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亲自与会的唯一一次“国际”的总会。这次总会的结果可想而知：巴枯宁及其追随的安那祺主义者被开除出“国际”。深知无法继续控制“国际”的马克思把总委员会移到美国，以图摆脱安那祺主义的影响，其恶果不仅是分裂了“国际”，而且葬送了“国际”本身。

在马克思与巴枯宁争夺领导权的个人恩怨中，马克思用尽手段诋毁巴枯宁，包括暗示巴枯宁是沙皇间谍等；巴枯宁则表现出宽容大度和原则性。当他的追随者们催促他反击马克思时，巴枯宁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同时表示宁愿“被屠宰”而不去“屠宰”别人，颇有“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大丈夫胸怀。相对于马克思蔑视斯拉夫人种和西班牙语世界的倾向，作为俄国人的巴枯宁对于“愚昧落后”的俄国农民赋予比“先进发达”的德国工人或犹太市民阶层更大的同情和期待。这实际上也是自此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们与安那祺主义者们冲突的一大特征：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者包括掌握国家权力的列宁主义者们）为了窄狭的政治目的（归纳为国家权力）从一切领域攻击安那祺主义并直接镇压安那祺主义者；而安那祺主义者们总是低姿态地维护、理解并忍受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漫骂、攻击和镇压。当然，安那祺主义也是形形色色的，同一个安那祺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的政治判断上也犯下过错。最可悲的例子是克鲁包特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流亡太久、年事已高，远离俄国的现实，拼命坚持俄国要继续与“自由的”英、美同盟[9]，与“专制的”德国作战到底，客观上帮助布尔什维克抓住民心，夺取政权并轻易地镇压安那祺主义者。

可以说，自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德的社会民主党正式放弃马克思主义后，世界上已经不存在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10]，但这个世界仍然存在、也需要真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我理解并体会在这个社会、政治条件丰富、复杂的世界上，思想深刻、文笔犀利、性格权威的马克思，对于不少受压抑的阶层，不失为精神上的解救，如果没有“国家主义”的缺点（绝大多数的民众不可能尝到腐败的国家权力的滋味），马克思主义也是引导不少人走向社会主义的入门。另一方面，虽然我们这些有幸经历了各种思想、现实考验的人深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定会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安那祺主义[11]，我们也完全理解那些不愿放弃“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甚至“毛主义”等称号的社会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在今天的世界上，政治称号不仅是不重要的，还常常是无关本质的，甚至是误导人心的[12]。另一方面，有许多以自由的方式追求公平、人道的社会变革的人士虽然不知道、不愿意“安那祺主义”的名称，但他们的行动比“马克思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今天,正如在世界社会论坛那样，那些以不同的口号、旗帜抗议所有国家腐败权力的世界各地的民众，已经克服了马克思和巴枯宁在“国际”的冲突，联合到解救地球文明的共同道路上来了。

本来，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今天，一党专制的中国现代奴隶制度更是对社会主义的践踏。除了十几年来至今不能回到中国，我又怎能忘记自己1995年不得不逃离“社会主义者”四十年后好不容易登上总理宝座的日本的经历！在社会主义已经被出卖、滥用，连“消亡国家” 、“废除边界” 、“废除常备军” 、“全民就业” 、“各尽所能，各取基本所需”等“国际”的基本原则都被遗弃的今天，安那祺主义更能号召全球人权、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真正社会主义精神。 

[赵京，2008年8月19日 美国圣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