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先生在魯迅塑像前
蕭軍日記原件與排印本
“延安時代”在中黨史上的重要性無庸贅言，而其史料之缺頁斷篇、真假難辨也頗令人無奈。介紹延安方方面面的書籍文章雖稱汗牛充棟，卻多屬雲
山霧罩的政治宣傳；既如風行一時的趙超構的《延安一月》也在此列。有點研究價值的如當年蘇聯塔斯社延安特派員彼德·符拉吉米洛夫（孫平）、美國“延安觀察組”成員等、長期在延安工作和生活過的外國人的相關著作，則嫌太“隔”。至於那些到此一游的邊區訪客，雖有立場比較超然、角度比較個人者，怎奈浮光掠影，
失之表淺。文革以後，“延安老人”可以講話了，回憶文章時見報端，細讀仍有隔靴搔癢之感：畢竟，年淹代遠，故事的真實度、完整性，不是從“記憶的篩子”遺
漏過半；就是被變遷的時代、轉變的立場，潛移默化偏離了本來面目。
終於，蕭軍的《延安日記1940-1945》在牛津出版社出版了，這部洋洋百萬言的現場實錄，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上述延安史料的遺漏、斷檔，糾正了許多偏頗。歷史，是人的故事，身為作家的蕭軍，長於觀察、分析人的音容笑貌、行為舉止；記錄需要深入，蕭軍長住邊區，與“黨人”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勞動；客觀需要距離，蕭軍不是黨員，他是共產黨的朋友、客人，被“允許”以其個人為一方與中共來往、交涉、周旋；他以超越政黨信條的理想主義，觀察中共的政治事業；評人論事，則以深厚、廣博的中西古今哲學、社會學、文藝學說為支點。舉凡中共歷史關鍵的那五年中，延安的政治、人物、文化、社
會、經濟、生活等許多側面，都可以在這部日記中看到大量生動詳實的第一手的資料。蕭軍回憶錄《人與人間》（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刊出過部分日記，這裡更全。
延安整風
整風會場與文件
黨史名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作者高華，在“後記”中無奈地嘆到：“在寫作此書的七年裡，我一直懷有深深的遺憾，這就是，我無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資料。……無法對一些當年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人士進行口述採訪。”“延安整風”，曾是中共禁忌的話題。“文革”中毛澤東本來是笑看“二月逆流”的，只因陳毅以“文革”比擬“延安整風”，致使毛澤東大怒。於是，我們知道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其特色，其做法被歷次政治運動沿用。後來，針對“延安整風”的揭發、控訴，也都圍繞着無端被懷疑、長期受打擊的主題。然而，那次整風更深層次的悲劇則鮮為人知。讀了蕭軍的《延安日記》可知：“黨人”大多怯於“堅持真理”、不能“實事求是”。為了解脫困境，他們自我批判不遺餘力；一經脅迫即胡供亂咬、誣陷同志朋友……攪得氣更濁水更混。此等行徑的直接後果，使黨員與黨的事業之間離心離德、黨員與黨員之間仇怨暗結，對於黨風和社會風氣、行為方式的影響至為深遠。
蕭軍日記中，初始提到“整風運動”正式開展，大約在1943年2月25日（下卷P45，以下所有引用的頁數，均出自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文抗在開討論宗派主義大會，每個人全在發言，說自己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但他們卻不能勇於舉出實例來。”響應號召是
“黨性強”的體現。但是他們沒想到：他們相信黨、維護黨，黨卻並不領情。領導整風的“學委會”一看，既然唾面自乾，肯定心裡有鬼！加碼、再干！為嚴肅氣氛，各單位的運動封閉進行（下卷P78）。此舉施於本性懦弱的文化人，效果很快就顯現出來了。“4月9日：參加楊家嶺特務反省大會，……這是個特務自白的會，一共五個青年人，一個青年女人。”
（下卷P81）國民黨特務、日本特務都有。主持其事的是任弼時、康生和劉少奇。（下卷P82）從此，運動進入“肅反”，特務大批湧現，罪行則無奇不有、證據“確鑿”。如工業局長，使邊區損失兩千多萬，政府秘書，借參加舞會繪製王家坪的地圖；還有特意來延安熟悉生活習慣和術語的變節工人等等，不一而足（下卷
P86）。
在1943年7月27日“搶救結束大會”上，“李富春報告直屬十餘個機關關於十二天搶救中，共搶救了二百六十人。最多的是中央招待所（九十
一名），其次是中央醫院（八十一名）。”（下卷P192）大會開得熱烈而煽情，看似人們以“落水”為榮了：“趁了這機會，他們竟得到了三百六十人自願坦白
的條子。……這一千多共產黨人中懷着兩條心、三條心、半條心……的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下卷P193）敵特分子現身說法的大會經常召開，“日記”時有
記述，故事量大且繁、具體而微。特務之所以會暴露，不乏：“一起工作的人提供材料”。（下卷P165）
所以，也有不祥之兆向蕭軍襲來：“陳雲給招待所信中在我的名字下面連‘同志’兩個字全沒加”。（下卷P95）卻原來，“康生在大會上說有人
過去曾替王實味辯護過，招待所的人們就說這‘有人’是我了。”（下卷P184）；更有“黑丁在坦白大會上曾指我為日本特務，並說敢於我對證。”（下卷
P459）還“從閱讀雪葦的材料中，知道三部有人報告，把我，羅烽，舒群全算為‘特務’了，雪葦並肯定我和丁玲組織了反‘黨’的活動”。（下卷P564）
（後來，雪葦向蕭軍表示了慚愧-----下卷P571）：“搶救時……全要咬我一口來滋補自己”的還頗有些人，而且都是蕭軍的東北老鄉、朋友、同事。以致
一度“去街上買物，據說組織部已經注意了，從此我知道他們對我似乎還在作一種無謂的‘懷疑’和監視”。（下卷P255。按：當年被派去“偵查”蕭軍的社會部幹部、解放後官至邊防保衛總局局長的慕丰韻，曾為文專述此事）好在最後有驚無險。
蕭軍於延安東山窯洞（1945年）
至於經過肅反和複查等階段，延安到底有沒有日寇、國民黨的派遣特務？有多少敵特？朝野人士好像從來沒有具體的交待。倒是有一個說法流傳很廣：“搶救運動”因過於嚴酷而被毛澤東叫停，並向受害者鞠躬道歉；或曰毛開大會，向與會的受害者敬禮，還說：你們不原諒，我的手就不放下來云云。一路追述
“整風運動”的“蕭軍日記”中相關的記載是這樣的：“閆達開傳達毛澤東關於搶救時犯的錯誤報告：1.在國民黨調統局登記領薪水的特務在邊區有六百七十餘人。2.政治問題的種類：特務、叛徒、自首、黨派。……4
.搶救運動中缺乏：調查研究，個別對待，以至犯了‘左’的錯誤。但政治路線是無錯的，一貫的。有獲得，消滅了自由主義，官僚主義傾向。”（下卷P542）
所以，緊接“搶救運動”的是“覆審”，又搞了兩個階段，歷時經年。其間，還是一樣的坦白交待，逼死逼瘋。每個故事都足令人膽寒。
從“日記”中可以看到，被整者多半有過失態、不妥之舉，不敢面對同事、朋友和戰友。心裡的酸痛苦楚又需要傾泄，於是紛紛來找未捲入此事、全身而又清白的蕭軍。諸人的訴說給蕭軍的印象，並非如中央所說：隊伍更純潔、“黨人”更堅硬了。“此次共產黨的信譽，在知識分子中降落得甚為可悲，離心離德已經成了每一個知識分子黨員——除開那些拍馬者——心中的暗礁，只要遇到革命低潮時，它們一定要顯露出來。”（下卷P657）“共產黨此次‘搶救’削盡了一個作為人底尊嚴，一個作為黨員的尊嚴---逼迫他們捏造，承認各種可恥的卑劣的事：奸細、墮落、無恥的行為等---這也是墮落了它自己的尊嚴，以至對它蔑視的冷淡，因為它對構成自己的份子蔑視，也就因輕賤蔑視了它本身！”（下卷P681）懷着羞愧和憤怒，在延安被“搶救”過的那些文化人，多有一走了
之的想法。但是“外面”不是淪陷區就是國統區，不易立足。猶豫間時間來到了，“日軍投降”。方才便離開邊區，但是他們心裡的怨恨並未稍減。此情此景，對理解這些人在後來的日子裡、事件中的表現，有所提示。
邊區的文化人
延安作家俱樂部
篆刻大家陳巨來出了一本集子《安持人物瑣憶》。其在滬上藝術圈交遊廣泛，所涉親知之溥心畬、吳昌碩、吳湖帆、趙叔儒、張大千等等，多為後人
敬仰的一時之選。文中內容卻為善良人士不解：他怎麼專門揭人隱私啊？卻不知，陳著的史料價值恰在於此，虧他不吝道出了親歷親見，我們才知道了那些人的另一
面、才見真實的他們啊。
《蕭軍 延安日記1940 -
1945》談人，亦因能及人所未道，而稱“邊區文化藝術人物史料大觀”。他們是解放後身居各級各地，文化局、教育局、作協、報社、出版社、大學、劇團……
擔任要職，構成黨和政府文化藝術幹部之骨幹、具體運作宣傳工作。上網一查，人均一部光榮史。如：艾青、丁玲、羅烽、舒群、張仃、陳布文、曾克、黑丁、李又
然、朱丹、張仲實、楊松、柳湜、阿甲、魏東明、馮蘭瑞、周文、寒十坡、師田手、魯藜、張石光、崔斗辰、金紫光、白朗、匡亞明、陳唯實、歐陽山、草明、王
匡、蘇鏡、吳伯蕭、陳凡、吳奚如、劉雪葦、何思敬、薛爾、鄧澤、張如心、杜談、王天鐸、岳平、趙文藻、潘虎茨、程追、尚伯康、劉披雲、李一雲、石林、徐敬
君、徐懋庸、閆達開、杜矢甲、鄭律成、金默生、高陽、王大化、塞克、周而復、江豐、王禹夫等等等等。蕭軍記述了他們生活里的音容笑貌、工作中的點點滴滴，
於今來看，彌足珍貴。間或也記錄了他們中一些人的“另一面”。
延安時期，這些“黨人”中的大多數年紀還輕，不僅信仰未堅、鬥志不強，其為人也還未臻圓滑成熟。因尚未取得相當職務地位，無需裝模作樣，接
人待物本色出演。幸得蕭軍隨手描記，我們得以知道這些“黨的文藝戰士”生活中的真性情。頗有助於認識後來文化藝術領域風雲如何變幻、事件如何發展、人物如
何作為的部分緣由、原理。略舉幾例，錐指管窺，以喻一般：
“雪韋原來是那樣一個無正義感怯懦的東西！他袒護‘自己的人’，他在洛甫面前竟不肯說一句公正話！莊啟東原來是那樣一個卑怯的小動物，他竟不敢到洛甫那裡給我送個信！他們還要革命，他們還要從事文藝嗎？死亡了吧！”（上卷P28）
“新來的黨員草明，她第一關心的是這裡的待遇、津貼，接着她就爭津貼、多領饅頭，支使小鬼吵着送孩子……。另一些黨人們，----如劉白羽之類---充大作家，裝病，進女同志房子挨耳光等……。”（上卷P187）
“歐陽山來談了一些閒話。我回來他又到我的屋子來，提議給我們四人——艾青、羅烽、舒群——每月每人五十元錢，算作《文藝月報》的編輯費，我拒絕了。1、邊區無此例。2、我們是食住在公家。3、有坐地分贓之嫌。……”（上卷P229）
這樣的文化人，對“革命聖地”的態度，也很曖昧。“日記”中基本見不到他們因投身革命而熱情、忘我乃至亢奮。常見的是氣餒、失望、抱怨……，如：
丁玲：“我未來這裡之先……我是抱着怎麼樣火的心情啊！將將由南京出來！誰知道……竟像掉在冰窖里一樣！沒有溫情，沒有照顧！並不如我想
的……是一家人！”“人初到延安，感到延安是冷酷的……慢慢自己就變得冷酷了。”“作家到這裡，也好像失去彩色和作用了。”（上卷P60）
“趙文藻告訴我，她初來抗大時，抱着怎樣的光明理想，結果她被偷……被欺負……她背地裡去流淚，現在她說，她已經懂得了革命法了。光明越大，黑暗越顯，它將過去”（上卷P171）
“夜間作家俱樂部開觀摩會，吃了酒。每個人全瘋狂了，在地上跳着、叫着、滾着……這是人性和獸性的傾泄！李又然幾乎成了狂人，他悽慘地叫了又叫，他因會上遭了凱豐的評論，黑丁底謀害而痛苦了！ “（上卷P302）
至於以個性乖張而不為人們所喜的王實味，這部日記也頗提到了幾次。其實，蕭軍不僅並不認識他，也未因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假以顏色。不顧安危地為王實味辯護，完全是打抱不平、對事不對人。
誠然，蕭軍比較熟悉的”延安人“多半隸屬文化藝術圈，軍隊和機關中人較少涉及。而大凡革命隊伍，參與者中最狂熱的部分多為文化者、藝術人，
他們的興奮點較低。這個圈子氛圍不過如此，其他單位和部門中人的政治熱情恐怕也高不到哪兒去。然而，邊區有着思想統一、步調一致的大環境。很難想像，把宣
傳的作用看重到”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程度的毛澤東，怎能容許其麾下一部士氣如此低落？此處，再次觸及一個歷史命題：烏合之眾能成大事嗎？看來，只要他們手段夠狠、敵人夠弱，就能得勝利。歷史的進程一再表明，正義、純潔、高尚均非推動歷史所必備，就像臭名昭著的十字軍東征，燒殺搶掠兩百年，沒
所向披靡哦，還歪打正着地鋪墊了文藝復興呢
文化人的平均素質，平日及運動中不如人意的表現，黨中央當然瞭然於心。其後不斷地整頓、改造、打擊這個圈子和圈子中人，毛澤東更以”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一語譏諷他們，也有他們咎由自取、不爭氣的成分吧？
“大哥”毛澤東
毛澤東
蕭瑜有一部《我和毛澤東行乞記》，流傳不廣。多半因為書中所記之毛與當今人們的概念相距甚遠。他寫的是當年的一個屌絲，我們注意到毛時，這
支“潛力股”已經“氣沖斗牛”了。蕭瑜與毛，是湖南師範的同學。那是建黨之前，毛還是個大男孩，在在不入蕭某法眼。連楊開慧都是他蕭子升手下留情。但是，
當人們驚訝於毛澤東終生崇尚暴力的時候，蕭某可能在暗笑：本性難移、意料之中嗎。
蕭軍《延安日記1940 -
1945》，蕭與毛澤東的交往，是一大看點。據說，林斤瀾曾“揭發”蕭軍說過：魯迅是我的父輩，毛澤東祇能算我大哥。此話狂則狂矣，細想一定有所根據。蕭軍來到延安的時候，毛澤東還在割據一方的梟雄階段，帝王之相尚未顯現。以蕭軍的閱歷之廣、境界之高，能稱他一聲“大哥”已經很給面子了。所以，從“日記”中
蕭/毛交往實錄中看，此話真實度很高。
毛澤東也者，因其事功影響深遠重大，人們都想知道他到底是“何許人也”，連其隻言片語、一顰一笑都有史料價值。我們所知的毛澤東，善惡妍媸不是第N手的資料，就是人云亦云的概念移植，因為我們與毛老爺子連一面之雅也不曾有過。所以，不得輕視那些第一手的資料。而一手資料中，以被接見、聽報告
的價值最小，再次為匯報工作；了解毛之思路、稟性最為直接的，則莫如待他放下身段與之閒談、討論事情。1938和1940年，蕭軍兩次去延安，居停逾五年。據細心人士統計，蕭氏與毛談話凡十三次，公事之外，兩人雖不至於對坐捫虱，剪燭西窗則頗有幾次哦。難得的是，每次談話，蕭軍都有詳細追記，同時記下本次毛給自己的觀感。
十三次接談，集中在延安整風之前，七大以後只有一次。這個分布提示了一個背景：蕭軍接觸的毛澤東，是毛在其人格發生的一次劃時代轉變之前，
不妨相似地看作是“梟雄變領袖”的臨界點。轉變，不是蛻變，轉過來的毛澤東帶有許多前一階段的思想方法、行為習慣。如能確定地知道一些，可助比較準確地理解其轉變後的思路和作為。
那是一個活生生的毛澤東，帶有凡人的質樸和誠懇。蕭軍《延安日記》裡第一次與毛澤東談話是1941年7月18日。談話是從“你是東北哪裡
人？”“錦縣……”“唔……山海關外邊那個錦縣……”開始的。看來，問出生、曬地理知識，是毛澤東的一貫。然後“他抽出兩支煙來，我們每人點了一支。我給
他點火柴，他也並沒謙讓。這是自然而誠樸的。”（上卷P224）那次的話題很廣泛，從魯迅到蕭軍周圍的人；蕭軍還抱怨了“作家在延安寫不出東西。”政治性
的則如毛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全是一黨專政，一時是改不過來的……起碼要得三年、五年，或二十年”等。（上卷P225）類似的實在話還有：“現在蘇聯也還
是不平等啊！有等級，有資產……那時候像我們這樣人，就沒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樣……”不愧是大作家，蕭家接下來的場景描述，襯託了談話的氣氛：
“他說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個白瓷杯里撿着泡過的茶葉吃。”（上卷P227）
反映毛澤東政治思路的如：“比方陳獨秀，在歷史上是有他的功勞的，但是現在政治上就不能提他……就像周作人稱讚日本的櫻花好，什麼好……無
論怎樣好，也是不能說它好的……因為他們是侵略我們的……”。對於這種做法，蕭軍表示了理解：“從這話中我懂得了一種政治上所以不能講真話的理由，這就是
為了建立一種影響，打倒一個影響的手段，也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欺騙敵人的手段’。”（上卷P227）
蕭軍給毛澤東的畫像則“為了吃煙過多，他的牙根大部變黑了，臉色黃的，有些浮腫，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樣子，下巴上有一個小
瘤，生着幾根毫毛……從他的臉上看不出稜角，眼睛也沒有桀驁的光，他是個中國讀書人的樣子。”（上卷P227）如果蕭軍把毛澤東寫成神采奕奕、魅力四射，
這部日記的價值就大打折扣嘍。
而蕭軍是平視這位已經成就為歷史人物的中共領袖的：“毛的為人使我對他起了好感，誠樸，人性純厚，客觀。對他夫人江青，觀感也轉變了一些。這大概就是‘人怕見面，樹怕剝皮’腳蹚實地看本質的結果。”（上卷P226）
毛澤東給蕭軍的親筆信
就這樣，面談造就了私交，毛澤東顯然樂意與蕭軍交朋友。1941年8月2日毛給蕭軍的信是個證明：“兩次來示都閱悉，要的書已附上。我因過
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於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
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
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願同你再談一回。”（上卷P250）
下一次約談是8月10日，還是那麼輕鬆，甚至聊到《茶花女》。次日，毛澤東輕車簡從回訪蕭軍，夜半方歸（上卷P261）。江青也主動來過幾次，
如8月14日“藍苹來，她是個有個性的女人，她似乎還在懷念着章泯。她希望我們常常到他們那裡去，毛澤東也是這樣希望着，他們的生活太枯寂。”（上卷
P264）就這樣，一來二去，蕭軍再想同毛澤東聊天，就不用預約，一度沒時沒會兒，想去就去了。在他們那裡，喝過酒、打過牌，陪他們看過戲。有趣的是“看
戲時，他常常冷眼看過來，因為我是和他女人並排坐的……”（上卷P278）但是蕭軍對江青的看法並沒有進步“江青是淺薄的，有些地方不自然，矜持。她是不
理解毛底為人。”（上卷P312）
另如1941年10月29日、11月26日；1942年元旦、2月10日等次的談話，都頗有內容。如毛的“文化歷史觀”：“中國黨是在老百
姓中間產生的，中國老百姓落後它也落後。”（上卷P316）毛還曾透露其為人的手腕道：“一個人要懂得尊敬人，這也可以說是利用人的弱點……”（上卷
P403）毛澤東也有抱怨：“我真不自由啊，隨便做篇文章，隨便做一篇演說，隨便走動走動……哈哈，那全要‘決定’！每一個字全要討論過……在我沒入黨的
時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裡去，就到哪裡去。”（上卷P453）
蕭軍則逐次記下了他對毛的認識或感覺，如1942年1月1日：“他使人的感覺是：鬆弛，不易集中，不立刻對一件事透徹地解釋，有些地方虛無
脈絡。他是個敏感輕他的人。他不是哲人、學者，他是農民性的中國式的自然主義式的領導者，單純的政治家。他的唯一長處大約就是能夠在鬆弛里含孕着一種神經
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現吧？”
1942年2月8日：“他是很好地一個中學教師，有一種能融解別人感情的能力，這大概就是他特殊的地方。他講話是通俗的沒有學究氣，也沒有艱澀或深奧的地方，那是一般的。如果說他是領導者，還莫如說是教育者。”（上卷P400）
1942年4月28日“昨夜讀了毛澤東在學校開學時演講的文章，這是一篇流暢的有才華見解的文章，但我總感到他缺乏一種沉潛的，深刻的，藝術的力量！他是太中國式的，感覺式的，他應該更深沉，鍛煉成一種深刻的，悲劇似的力量。馬克思是不同的。”（上卷P453）
此後如1942年4月28日、5月25日，1943年4月24日、6月21日等處，也有相關記錄。
然而，蕭與毛的交往，看似被“整風運動”的開展打斷。直到1945年11月9日：“上午我正在修補一條破行李袋，毛澤東派來人接我去棗園，
當我一個人坐在汽車上，街上的人全以驚奇的眼光望着我，我似乎也有點自得的心情---這在他們看來是‘榮耀’。三年多了，這是第一次到他家裡去看他。……
和毛談話中，我們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種東西---過去那些不愉快的歷史---儘可能說得輕鬆。”
“最後他鄭重告訴我：聽彭真說，你要入黨，我們歡迎，只要你自己什麼時候下決心
……一個黨員不是說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創造性。”“我主要是怕自己發脾氣……”。“這不要緊，發一點脾氣是可以的，這叫大團結里的小磨擦……。”以往的隨
意不見了，蕭軍清醒地寫道：“他們對人的態度一例是周到親切的，這也是一種‘政治素養’。”（下卷P769）
在這三年的間隔里，不僅經過了整風、肅反、搶救、覆審；還召開了“七大”，日本鬼子投降和重慶談判。在黨內，這是毛澤東走向最高權力的三
年；在外部，則是中共作為僅次於國民黨的政治、軍事力量，漸為國際國內承認的三年。此時的毛澤東，已經不再需要諍友，而是各方勢力的加盟。蕭軍作為魯迅的
弟子、獨立作家的旗幟，政治價值不菲，故為毛澤東“禮聘”。蕭軍則因不願以自由為代價，幾經猶豫，始終沒有“入幕為賓”。
文娛活動 經濟生活
冼星海指揮排練《黃河大合唱》
日本記者波多野乾一1941年寫過《赤色中國的究明》一書，其第六卷為《延安水滸傳》，曾經作為“必讀文件”在侵華日軍中發行。以一百單八
將的順序，排列毛澤東（呼保義）所部諸將，並有簡要的人物介紹，給日軍指揮官做參考。因為，在日本人眼裡：以延安為中心，縱橫二十餘縣，人口二百五十萬的
“陝甘寧邊區”約等於“紅色梁山泊”。
其實，毛澤東等雖以“匪”稱，但其格局豈為宋江一夥可比？水泊梁山連個壓寨夫人都沒有，天罡、地煞，兄弟相稱，喝酒、吃肉，平均主義。陝甘
寧邊區則制度羅列、等級森嚴-----黨政軍，分系列、按部門，相當完整、儼然國中之國。歷史上，延續了土地革命時期建於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
國”；現實則需要製造這樣的規模，與國民黨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分庭抗禮。對於根據地內部，如果沒有煞有介事的這麼一套，只怕不能收編、安
置、教育、訓練、差遣、控制、改造……來自全國各地、各階層，居心叵測前來投奔、輸誠的各色人等。
過去的延安書籍、回憶文章給讀者的印象：好像那時的延安是個大軍營，雖然吃的是小米加黑豆，人們卻士氣高昂地過着“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集體生活。而百萬字的《延安日記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告訴我們，紅色延安的居民基本上過着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生活，有市場、用貨幣，圖書館、展覽會、電影、戲劇、演出，學
校、醫院、幼兒園……司法也有“三級三審制度”（上卷P11）。而其舉辦舞會的頻率，直到改革開放才被超越。在延安“過日子”，一樣既很無聊也有誘惑。
他們呼朋喚友聚餐、喝酒，也會逛街購物，下館子；幽會女友，串門聊天；花園散步、河畔練聲……把延安生活細緻地寫到這個層面里的，此前可能只有馮鳳鳴的
《狂飆時代》（香港新潮出版社1967）等極少幾部吧？
文化生活貫穿蕭軍的延安五年，星羅棋布，散見於《日記》全篇。讀者的印象是，地處偏遠的延安不時舉辦藝術展覽，內容除去蘇俄也有歐洲題材。不言而喻，畫展只能是聊勝於無的照片。
戲劇，則新舊並存、中西參半。革命題材的作品，“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就已出現。名劇如白毛女、茨岡、第四十一都不成熟，至少是令蕭軍掃興。經典平劇（即京劇）曲目與粗糙的秧歌戲同台獻藝，鄭律成、符律衡（阿甲）、杜矢甲等在這裡嶄露頭角、搖曳生姿……。
如果說，囿於條件所限，延安的藝術生活還算多彩，那麼，延安的圖書館和私人藏書之豐，更差強人意。身為作家的蕭軍，素有博覽群書之需，延安生活諸多不順，唯有讀書，好像沒有給他造成太多困擾。《延安日記》有大量讀書筆記，這樣的書目琳琅滿目：屠格涅夫、列夫·托爾斯泰、柴霍甫（契訶夫）、希
勒（席勒）、歌德、服爾泰（伏爾泰）、莎氏比亞（莎士比亞）、拜倫、司各特、巴爾扎克……；歐洲哲學著作、戰國諸子百家，中外文學理論……。所以，這部日記，文學評論、作品解析、藝術見解、素材準備，占有很大篇幅。蕭氏視野之廣、見識之高，也不多見。
“延安文藝座談會”合影：前排中為毛澤東，後排右二為蕭軍
至於“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蕭軍建議下召開的一事，《蕭軍日記》也有記載。從蕭軍的審美情趣、文藝思想、創作歷程上看，當初的提議，看似意
在請中共明確一下自己的文藝立場而已。而毛澤東竟在後來的日子裡，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動員一切政治資源，讓“無產階級文藝”取代所有文學藝術形式，為人始料不及。
要是沒有書看，蕭軍恐怕早就不顧而去了。因為，延安的物質生活實在貧乏。市場不大，酒肆飯店不多，物價卻堪以“騰飛”喻之。可想而知，設機
關、辦活動、養軍隊……都要花錢。錢是邊區政府發行的“邊幣”。而“大生產”開辦之前，花銷大多征自邊區的鄉間吧？其它的財路則如1942年2月6日所記
“聽了財政廳長報告邊區經濟狀況，甚至製作鴉片煙膏，我聽了很難過。‘為了錢，除開我個人沒有去搶人去以外，幾乎什麼方法全做過了！’他說。”（上卷
P399，據指出，此君即為南漢宸）蕭軍隨手記下日常開銷和家常用度的價格波動，也足令人吃驚。
先看待遇：1940年9月26日“這裡的作家共分------1、特等：如茅盾，小廚房，雙窯洞，男勤務和女勤務，開銷不限。2、甲等：每
月十二元津貼，不做正常工作。3、乙等：八元。4、丙等：六元。5、工作人員：四元。”（上卷P56）蕭軍沒說自己是“幾等”，從“日記”中的一首詩看，
似為“甲等”，間有稿費，如1941年1月14日“下午去新華書店把16.8元的《八月的鄉村》版稅拿到。芬去門診部為小孩看病，請她了一頓館子。”證之
1941年2月20日“借了十元錢，準備給張棣賡和高原寄去，……”（上卷P125）可見那時邊幣幣值尚可，十塊錢不僅能幫助兩個人，還可以買兩隻下蛋的
雞。（上卷P152）
到了1942年，支取和花銷就成百上千了。如1942年3月24日“上午去南市場把旅費1500元取了，僅是買了幾支鉛筆，簿子等就費去了
三百元。”（上卷P427）4月2日“北門外買了一斤肉回來----已長到十二元……。”（上卷P435）又過了五個月，“20元買了半斤羊肉。”（上卷
P594）
1943年5月，伙食費已經漲到450元。（下卷P121）後來，物價上漲不但沒有得到遏止，反而加快了速度，1945年夏天，一萬八千元稿費，只夠買肉吃了。（下卷P721）
誠然，早已有人披露過，如李建國在“試論陝甘寧邊區的通貨膨脹與反通貨膨脹措施”中指出：“八路軍沒來以前豬肉比菜還便宜”，“1945年
底延安的物價指數，是1937年初的18，259倍。”但那學院式枯燥、冰冷的數目羅列，怎比跟隨一個具體的家庭，在父母的艱辛、孩子的成長中，看到收、
支給他們造成的困擾，來得感同身受、印象深刻？
恰如恩格斯所說：我們從巴爾扎克《人間喜劇》中經濟細節里學到的東西，比當時所有職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多，《蕭軍日記》中的其它史料亦可作如是觀。
所謂“官兵一致”當然是謊言，僅從《蕭軍日記》摘取一例即可想見一般：1941年6月24日“下午去看芬，在醫院中聽到了很多醜惡的事情！
（1）李伯釗自己帶小鬼，每天做飯五次，罐頭、牛乳、雞蛋、香腸等應有盡有，饅頭也是白的。（2）據小鬼說，楊尚昆買雞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雞
蛋，餅乾代早餐。（3）毛澤東的女人生產時，不獨自帶看護，而且門前有持槍衛兵。產後大宴賓客。去看病時，總是坐汽車一直開進去，並不按時間。（4）一個
法院的院長女人住單間，彭家倫女人生產也住單間。總務人員總是吃香煙，買十幾元一斤的魚，各種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帶來……雖然他們的津貼各是四元或五
元。”（上卷P200）
1937年12月延安政治局會議：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凱豐、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康生。
日軍排列“延安一百單八將”，頗有幾位也見於《蕭軍延安日記》，如：朱德（玉麒麟）、周恩來（智多星）、陳紹禹（入雲龍）、林彪（小李
廣）、彭德懷（大刀）、賀龍（花和尚）、王明（公孫勝）張聞天（豹子頭）、葉劍英（雙槍將）、林伯渠（美髯公）、徐特立（撲天雕）、乃至劉少奇、任弼時、
康生、彭真、楊尚昆、凱豐、周揚……等等，處世為人各擅其趣。
革命聖地的近郊區
上：毛澤東與農民交談；下：邊區一老農
《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論證過一件事：經年不斷的革命和戰爭，使老根據地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趨於枯竭。以至“轉戰”出去的紅軍已經回不去了。那時，這種現象，無一例外
地出現在江西蘇區、鄂豫皖和四川北部等地。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工農紅軍，四海為家，指東打西，收場爛攤子的則是當地農民。楊炳章這本書，只寫到紅軍開進陝
甘寧。在這個新的根據地，中共有沒有反省過去、愛惜邊區的人民了呢？《蕭軍 延安日記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回答了這個接踵而來的問題。
1943年11月10日至1944年3月6日，蕭軍攜妻子兒女，到距離延安十幾里地的川口區碾莊、王家溝、劉莊一帶，做了四個月農民。屆時
的延安已經堪稱“文明社會”，在這個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區，他們看到的農村是何景象？農民對於邊區政府和共產黨又是何等印象？（下列引言均出自《蕭軍延安日
記》下卷P270至P359中）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個女孩沒褲子穿。
剪髮的女人有一雙明亮靈活的大眼，米脂人，今年只有二十五歲，她悲嘆自己的命苦，丈夫不准她讀書，她會紡線，但不能生產。把一個六歲的女兒典出去了一石糧，現在全家就食此糧。
看到農民們辛苦的獲得一粒糧食，由早到晚，卻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姦細吃了，這使我非常痛恨。
晚飯後到村長家，他那個小兒子問我：“你又來要什麼來了啊？”“我來要你——”我雖然和他玩笑着，但孩子這話卻給了我啟示，這說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沒有給予。
此地人種地不得法：不上糞，不積肥，鋤穀子時不培根，以至根不固，容易被風吹擺磨擦。……一般農民是固執的，聽天由命，保守，掩蓋在誠實下面的小狡猾，訴苦等。
在王家一個臉肉腫、紋理亂的姓仁的短工，被人們慫恿着唱了“三杯酒”，“十二月送郎”，“十月盼郎”人們雖然帶着不懷好意地笑着，但他卻唱得很莊嚴。
晚間到姓劉的家裡去，兩個拖着鼻涕的孩子，光屁股坐在冷土炕上，而這些清苦農民們對孩子以虐待為愛惜！這真是半動物性的生活。
馮老漢……村長兩個青年勞動力，只出了七斗公糧，是個滑頭；他卻出了一石。
離延安僅十幾里路的村莊，竟像隔了千百里，這裡的人民除開送糧草的義務以外，似乎什麼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傳也接不到，看不出他們和這革命政府有什麼思想、感情等聯繫。沒有報紙，沒有經常的宣傳，一句話，看不到政府的工作，黨的工作在哪裡。
聽說馮老漢的兒子馮文英在這村里當教員時打了一份報告，就有了被托派利用的嫌疑。
房主人姓劉，有五十二歲，老夫婦，老婆性燥，口利，曾生過十六個娃兒，竟一個也沒活。
我很不敢問一些人們的生活情形，因為他們總是訴說公糧的數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糧的人。
代耕主任劉永庭……他的女人生過五個娃，但全沒活。
這裡離延安僅二十里路，但卻像隔了一個世界。這些縣政府的人們辦事緩慢得驚人！
這一家人的命運使人們全感動！因為兩年中竟把四個孩子全死了。
這裡的居民只感到對公家盡義務的負擔，卻不見權利的享受，
比方一些工作---除開要糧草及人工外---其餘的文化、衛生、教育……在這裡是看不見的！（從死孩子的驚人數目可知）這使我想起了一些外國傳教士們底厲
害了。他們在直觀上，只有布施沒有需索，而且是有‘韌’性戰的。這一點共產黨差得遠的。這裡的人民對於共產黨和政府是沒有思想、感情上的連結的，他們只感
到‘誰坐皇帝給誰納稅’的義務啊！
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貸金---這是李老漢的納糧。他是李鼎銘的孫子輩。
一元法幣可換十元邊幣，一元白洋一百元法幣。
夜間替高虎家算帳，本鄉共出了二十幾萬慰勞費---唱戲三萬，給軍隊二口豬，三頭羊----算為新年慰勞費。劉莊共攤了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稱了二斤棗，一百五十元稱了二斤蔥，吃了一百元棗糕，給鳴兒及芬帶回了兩個火燒一百元……
那老人忽然和我談起前清……光緒年間……有主子，有地的納糧，無地的納稅，官兵全有餉，饃只六個麻錢一個……今刻……
夜間在劉懷民家，他說在革命前自己有近三百垧地，一年能打三十石糧。牛、羊被東北軍殺了，糧吃了，地被共產黨分了，自己以中農身份參加了革命，……
劉永廷的老婆……幼年時曾在天主教堂讀了二年書，供吃、住，……她對于洋堂存着留戀，過門時曾給過一對銀耳環、首飾，卻被賊偷了。
這裡的人民正在深深地被鴉片和賭博困迷着。
王興甲大聲地述說自己聽過吳滿有（按：邊區著名的勞動模
范）演說的意見：這吳滿有就是攔羊的吳XX的兒子，他上台說話了……我們出的糧多不算多，少也不算少……我們要好好生產，一年要打下三年的糧食……。我聽
了手也沒拍就走了，他在說風涼麼！他並不勞動啊，公家卻還給他一頭牛，一頭馬，還有種地的刈……。
二斤鹽四萬元，一碗麵條一百元，一斤餅一萬元，一斤羊肉七百元。玉米一千二，黑豆二千元。
聽王興姚說碾莊劇團中又發現了一百多有政治嫌疑的人。
劉光喜原來是賭徒和巫神出身，最近還在販賣鴉片煙。他向那戲子比着手勢，買了六兩鴉片 三萬多一兩……
煙和賭在這村幾乎公開流行着。
王興甲是難民，革命後來碾莊，革命給了他土地和窯，如今多出幾斗公糧，他卻怨恨起政府來了。這就是說，一個農民一到了滿足狀態，他們的革命性就消滅了，甚至變成了革命的敵人……這倒是一篇小說的主題。
邊區政府徵收公糧，激起逃亡和民變的事，“日記”也有記載。如1942年2月8日“第一年增征救國公糧五萬石，激起了民變。第二年九萬石，
有的自殺、怨難。第三年……二十萬石……”（上卷P401）從《蕭軍日記》中物價等處看，1943年成功開展的“大生產”運動，只打造了“陝北的好江南”
屯田基地南泥灣，並未惠及邊區百姓。
其實，蕭軍下鄉不是以此為題做社會調查，故其所見所聞完全意外、匪夷所思。看來，地不分南北，共產黨根據地的人民，為革命做出巨大犧牲是一
樣的；工農紅軍雖然改編成八路軍，在根據地竭澤而漁的慣例則一仍其舊。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毛澤東率部轉戰而去，根本就沒打算回來，隨即將供養了他
們十年的老區人民拋諸腦後。直到六七十年代，邊區人民只能以其極度的貧困，迎接北京等地前來接受再教育的知識青年，讓他們瞠目結舌云云。
延河兩岸舞翩躚
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說的是現象。一句老百姓的白話文“飽暖生閒事”，道盡原理。1940至1945，雖然全國都在抗戰，除了敵
機轟炸過幾次，延安基本未見硝煙。人們吃着公糧，白天看戲、晚上跳舞。輕鬆的日子裡，夫妻矛盾不免暴露，選擇戀人機會漸多。盛產緋聞的藝術界、多愁善感的
文化人，戀愛、結婚、偷情、離婚的故事都有發生。這一切落在了一位善於觀察生活、收集素材的作家眼裡，於是我們就在《蕭軍 延安日記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中，看到了一些後來在文化、藝術界主持工作的人，年輕時候的愛情片段------1940年8月19日“我預備把延
安的：婦女，兒童，革命黨人，百姓，軍人，各寫一篇小說。要留心各方面的材料，定名為《沉澱》。”（上卷P9）
跟史沫特萊（站在中間的洋人）學舞的延安女士們
交際舞，是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以文明娛樂、休閒方式的名義介紹給毛澤東的。但在一般人眼裡，舞會就是公開的情場，讓紅男綠女在這裡放射魅
力、表意傳情，故令延安的黨人踴躍前往。雖然舞池、音樂、燈光等等因陋就簡，從中央領導到普通幹部戰士還是樂此不疲。想也難怪，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即使
身在上海，也未必去得起舞廳。有此名正言順擁男抱女的機會，能不趨之若騖。各機關頻繁舉辦的舞會上的眾生相，則網上已有專文，如葉德浴的《蕭軍與交際舞》
等，將《蕭軍日記》中的相關內容輯出過半。此處不贅。
當然，兩情兩性真正的悲歡離合，發生在舞場以外的家庭、河邊、樹林乃至工作場所。例如：夫妻吵架，時常發生在艾青、韋嫈夫婦之間；李昌、馮
瑞蘭夫婦並非原配；曾克和黑丁有過一段姻緣；歐陽山的結髮夫人是草明；江豐、舒群、李又然、塞克、高原、吳奚如等人，都享受過愛情的折磨。他們的故事點點
滴滴地散見於《日記》的字裡行間，讀者間或眼前發亮或掩卷而嘆。
這些是正常的夫妻、戀愛。不太正當的事情也發生了不少，比如：1940年9月18日“這裡的女人有一個普遍的傾向：勢利，虛榮，向上
爬……。她們有高的就不要低的。T解說這是因為女人不容易造地位，所以必須要藉助丈夫的光。這只能說是一面的理由，另一面是女人不爭氣，男人下劣也不能否
認。……有些情人和丈夫怨恨邊區占有了他們的情人和老婆，……他們利用革命的特殊地位占有下級的女人，這現象是很普遍的，……”（上卷P40）
1940年9月28日“文協有一個高身高鼻，黑眉大眼的馬夫，他是在鄉下有着很多情人的。他給她們的僅是一隻鑲鐵的油罐子。”（上卷P60）
1942年1月25日“延安正在流行生孩子和結婚的問題。有些男女先有了性關係才結婚，生孩子，政府消費大，為了人道又不能打胎……。”（上卷P390）
1942年2月19日“這裡是十九個男人分一個女人……”（上卷P408）
1942年2月20日“幾個蘇聯的記者把中國的一個女人借了跳舞的名義強姦了，而且有了孩子，只給了一百元。這裡正陷在一種性底混亂和婚姻潮。”（上卷P409）
蕭軍與妻子王德芬和女兒蕭歌、兒子蕭鳴在延安
《延安日記》是一部“延安檔案”，這部大容量的檔案櫃可以分為“櫥窗”、內容與“夾層”。“櫥窗”，是日記的“主題展示”除前述讀書、觀
察、感悟、反思……之外，妻子兒女的家庭關係，也以極其坦誠、周詳的方式“展現”。相信許多讀者會在閱讀中發現，那些段落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讀者諸君自
己的愛戀溫存、七年之癢、情感糾纏、舔犢之情或無名煩躁……。婚姻、家庭、子女的研究者，也能從中得到不易擷取的生動的素材。這部分內容因其誠實和坦然，
直接地對應了其他部分（內容）所記人與事情的可靠性。
至於“夾層”，則顯示是蕭軍先生雖然嫉惡如仇、脾氣火爆，其實宅心仁厚，用字母和XX代替了一些人的真名實姓，為他們隱去了不宜曝光的行
徑，保護着他們的後人。卻又無損於我們讀懂那個時代、那樣的環境下發生過什麼樣的事，出現過什麼樣的人。這樣的人物、事件的數量還頗可觀呢。
若是有心人或者熟悉延安人與邊區事，還是能從雪泥鴻爪、蛛絲馬跡中辨析出字母和XX是誰是誰。例如上卷頻繁出現的T，代指丁玲，因為“日
記”中提到：T說，她的小說《韋護》男主角是瞿秋白（上卷P2）。有了這個線索，上網一搜，作者就出來了。所以，看《蕭軍日記》還有探微索隱的挑戰與樂趣
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