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朝刑法志”，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户部侍郎郭恒被告发与六部及地方官员勾结，侵吞税粮，寄存在全国各地，折合粮食达2400万石。“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

这个案子未必无因，但冤案成分极大。

为什么？ 因为大规模贪污需要一些条件，洪武十八年郭恒不具有这些条件。从古到今贪污不断，但大贪污案多发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事情，发生在权力集中而得不到监督的环境。

明朝经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是正德之后的事情，而且主要是江南。明朝初年经济带有很强实物经济供给经济的色彩，白银尚未成为主要货币，宝钞滥发，成为政府盘剥百姓的工具。

在这样环境，小贪小摸不可避免，但所谓贪污总额相当全国税收总额的贪污案只可能是“假案冤案”。在一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上万两白银的贿赂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但如果这个社会几乎没有货币，缺少能用钱购买的高档消费品，住的是公宅，服装有严格限制，主要商品是粮食，行贿者如何大笔贿赂，官僚又为什么要贪污几百万上千万税粮，拿来又能派何用场？活得不耐烦了？ 缺少商品的社会，不太可能发生惊人的贪污案。

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发生于洪武十三年, 空印案十五年, 郭恒案十八年。从胡惟庸案到郭恒案这几年，大案不断，杀人无数，官场如走马灯。 还请注意，洪武三年诏设科举，但六年旋令罢去，改行荐举。十五年复设科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十八年廷试才有开科。所以当时虽有官僚，但尚未有科举制度下演化出来盘根错节的官僚集团。

在当时盛行告密株连的情况下，硬说在短期内能出现全国性的腐败官僚集团，恐怕太贬低朱元璋的特务政策了。

最后，如许之多的“贪污”必然严重影响各地的经济。不要说洪武年间，就是明朝中后期，加派几千万石或几千万两税款以中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明末三大饷，辽饷三次加征后达到900万两，剿饷330万，练饷730万，搞得鬼泣神嚎，百姓揭竿而起，明朝为之垮台。 那么，郭恒何德何能，又能在朱元璋和锦衣卫眼皮底下搞出那种惊天大案而期望无声无息？

从上面分析，郭恒案多半是个“冤案”。郭恒案后可能有多种缘由，但我们无法深究。我不敢说郭恒和官僚一定清廉，但贪污几千万石是不可能的。我能想到的一种可能是朱元璋对民力需索的“高指标”超过官僚能力，引发朱元璋的愤怒，朱元璋借此案大索各地富户，但最后还是追不出足够的粮食，反倒民怨沸腾，只能杀掉审判官，大赦天下。“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其中道尽奥妙。

附

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拿现在和朱元璋时代比较，盼望铁手肃贪，完全忽略两个时代社会经济的区别。中共掌权后一段特权盛行但贪污不多，主要原因是缺少可以贪污的商品。

铁手肃贪，必然要有爪牙，但又有什么办法让爪牙清廉而高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