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对中国式腐败很感兴趣，讨论很热烈，俺也忍不住想说上几句。

据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 (CPI)，2013 年中国的得分是40，在全球177个国家中排名第80位，属于非常腐败的国家之一。虽然还不属于极度腐败的国家，但问题也相当严重。之所以严重，是因为中国式腐败不仅仅是官员的腐败，而是全社会的腐败。别看大家谈起腐败一幅痛心疾首的样子，但凡自己有点权力，也一样会毫不犹豫地利用权力搞腐败。一个政治局委员会利用职权让家属大肆敛财，一个幼儿园老师也会利用调换座位难为孩子，逼迫家长送礼。因此，中国人并不十分痛恨腐败，而是恨自己没有机会参与腐败，正是"人人口头上反腐败，人人行动上都腐败"。这种腐败不好治理。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特的中国式腐败？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一种腐败的文化，腐败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要我看，腐败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因为任何文化背景下都可能产生腐败，只不过程度不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最近加拿大议员冒领津贴补助，被皇家骑警调查、起诉，欧盟官员也出现大面积腐败。印度、菲律宾、墨西哥等国腐败也很猖獗。香港、台湾、日本、南韩都属于儒教文化圈，那里的腐败和中国大陆比起来就不那么严重。

世界银行对腐败下的定义是"为了私人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这个定义很准确，不仅囊括了官员假公济私行为，也囊括了公民为私利而行贿的行为，因为行贿本身就是参与腐败。

美国学者约翰斯顿研究了近百个国家的腐败现象，总结出了四种典型的腐败症候群。

第一种是所谓的权势市场腐败症候群。这类腐败发生在市场经济成熟，民主政治体制稳定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西方民主国家。这种腐败的显著特点是有政治影响力的富人利益集团主导着权势市场，利用财富去寻求强大的政治结构中的权势。权势者往往通过合法的政治献金方式支持或输送自己的代理人接近或直接进入政府任职，从而影响政府的立法和执法活动，以便获得政府的利益输送。

第二种是精英卡特尔腐败症候群。这类腐败发生在正经历着激烈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制度化程度相对较弱的民主国家，如意大利、韩国等。这种腐败强调政治与经济力量的结合，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决定性优势，腐败的目的不是影响特定的政策，而是阻挠或笼络竞争者。

第三种是寡头和帮派腐败症候群。这是一组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民主制度不稳固，如俄罗斯、墨西哥、菲律宾等国。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机会被一些寡头人物或帮派势力所控制。这些寡头背景复杂，经常亦公亦私，既是公职官员又是私人企业家。在这些国家，反腐败都是做给外界看的烟幕或者是迫害对手的工具，私有化成为他们合法掠夺分割国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过程，规范经济活动的法律制度成为官员们收取贿赂的来源，也是一些寡头反对另一些寡头的工具。这种类型的国家里的腐败非常猖獗，而且常常与暴力相伴，严重影响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使得外部投资者望而却步，即使进去投资的也只是注重短期回报而不是长期发展。

第四种是官僚权贵腐败症候群。在这些国家中，政治上仍然不民主且缺乏竞争，经济体制正在过渡期且又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公民社会很弱或根本就不存在，如中国、肯尼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在这类腐败国家里，私企老板用他们的财富来影响政治人物和他们的亲信，有权势的官员也可以轻易变身成为经济富豪，而这些富豪仍需要官员的保护和支持。国家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是最弱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频繁，干预的质量最差，政治和政权的稳定性最差。腐败官员侵占公共土地和资源、拥有个人企业、与受惠的商人组织走私和策划逃税等等。在这些国家，腐败常常表现为强取豪夺，并且涉及单方面滥用政治权力而不是进行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对等交换。一方面官员们不同程度地通过腐败肆意敛财，有时能把国家企业转变为追求利润的私人企业，比如有官员子女空手套白狼，用几千万银行贷款，经过几番商业运作，就把价值上千亿的大型国有企业攫为己有。另一方面那些受到官员保护的商人和合伙人在建立庞大企业时具有准官方的地位。不管哪种方式，权力都不真正在国家手里，而是在那些利用政治强势获得财富的官员手里，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甚至根本不存在，总之是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且官员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在这类腐败症候群里，大权在握的国家官员几乎随心所欲地对经济和社会进行掠夺。

中国式贪腐正是权力过分集中且官员权力几乎不受监督和限制的恶果。中国历届政府都重视反腐，可是腐败却愈演愈烈，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短期内也许能够遏制腐败，但是如果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官员权力不受限制、财产不公开等问题，恐怕也达不到什么效果。 其实，只要做到官员申报财产和新闻自由，不义之财就无所遁形，中国式腐败就能得到有效遏制。

中国式腐败和文化当然也有关系，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中国人"私德"强而"公德"弱，因此假公济私，公权私用比较普遍。说到底，腐败的深层原因是人自己心灵的腐败，这是导致一切腐败的渊薮。因此，反腐败要标本兼治，既要建立制度约束机制，也要建立心灵约束机制，就是一种真正的信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