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喀琅施塔得悲剧的教训”一文引用舍尔基[1]的回顾：“喀琅施塔得人重复彼得格勒工人的政治要求，认为一党专政的共产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与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一致的。列宁1917年许诺道：任何组织只要得到1万张选票就可以得到公共资助出版机关刊物，在苏维埃内权力可以不需冲突从一个政党移到另一个政党，官员或警察与人民相同，工人通过他们选举的委员会行使权力，通过民兵系统保持秩序等等” [2]。作为“最好的安那祺主义者”[3]投入到俄国革命内战中的舍尔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最终告别托洛茨基和没有什么意义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回到他很不情愿却被命运注定的安那祺主义理念，成为“最差劲的安那祺主义者”[4]。

Victor Lvovich Kibalchich 1890年出生在比利时，父亲与俄罗斯“人民意志”运动相关，母亲来自沙皇治下的波兰。他15岁独立，加入过比利时社会党但感到它不够激进。1909年因为安那祺主义的信念和活动，19岁时被驱逐出境、逃到巴黎。1912年因为“恐怖主义”罪名被判处5年徒刑，1917年他去西班牙参加安那祺-工联主义运动，开始以“舍尔基”的笔名发表文章。[5]这一年2月，沙皇被推翻，舍尔基也开始去俄国参加革命的准备，几经周折，1919年1月到达俄国。

列宁与以“叛徒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分道扬镳后，急于拉拢国际上的安那祺-工联主义运动。安那祺-工联主义运动也对布尔什维克抱有期待，无数舍尔基这样的年轻的安那祺主义者纷纷投效其中。不过，这两个运动的根本分歧无法调和。对于克鲁包特金这样的革命老前辈，列宁采取吹捧政策，出版他的《法国革命史》等经典读物；对于同辈的伯克曼、古尔德曼等国际著名战士，利用不成[6]只好礼送出国；对于Souchy舒奇[7]、Borghi、Pestana、Lepetit这些在西欧有一定知名度的坚定的安那祺主义者，托洛茨基恼羞成怒地痛斥道：“你们是谁？你们有什么权利要求释放社会革命党人和安那祺主义者这样的反革命匪徒？”；对于在德国占领下的“南俄罗斯”（乌克兰）的安那祺主义（马赫诺）运动，先拉拢[8]，直到打垮了邓尼金再消灭；而普通的俄国安那祺主义者基本上被关押起来了。满腔热血的舍尔基此时来到俄国，没有伯克曼、古尔德曼那样的坚定安那祺主义理想、也缺乏他们的国际声誉，模仿列宁、托洛茨基嘲笑安那祺主义者，加入布尔什维克，也无可厚非。

舍尔基主要投入的工作是在季诺维也夫手下在共产国际服务，其间，他对中国革命的材料的分析影响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判断（共产国际不应该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成为托洛茨基攻击斯大林的有利材料之一。在1921年春天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期间，他遇到被水兵释放的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很吃惊：“你不是快被叛乱水兵们打死了吗？”政委哈哈一笑：“那是我们的宣传。没人挨打”。舍尔基知道太多的这样的政治谎言，但他都以革命的大义为其辩护，也掩埋自己的良知继续为布尔什维克效劳，直到为时太晚，自己也失去自由。

舍尔基站在左翼“反对派”的立场与斯大林体制抗争，反对红色恐怖、捷尔任斯基，但基本上无法切割托洛茨基的“在一党体制内争取民主”的可笑、可悲路线。托洛茨基当然不可能承认自己亲自建立的斯大林体制的源头--列宁主义一党专政的责任（例如，把工会也军事/独裁化），舍尔基也很难接受自己中年成熟时期被欺骗、利用的悲剧，只好坚持列宁的“群众已经落后，必须由先知/先锋队/革命家/秘密警察来灌输、领导革命”的路线，完全不肯正视正是布尔什维克为了保持到手的权力解散苏维埃、压制群众的民主热情的现实。1936年，纪德访问苏联，被舍尔基提醒要“睁开眼看苏联现实”，消除了过去对苏联一厢情愿的幻想。随后罗曼·罗兰访问苏联受到斯大林的召见时，对舍尔基的状况表示担忧，斯大林同意舍尔基一家离开苏联。

舍尔基回到比利时和法国，主要以文字（包括小说、诗歌）从事反对斯大林体制的斗争，最先用totalitarian（全权主义）一词来形容苏联。托洛茨基很需要舍尔基在法国展开工作，但疑心舍尔基的安那祺主义历史尾巴，加上被斯大林派来的密探的挑拨离间，最终分道扬镳[9]。德国攻占法国后，不懂西班牙文的舍尔基却只有墨西哥一处可逃，默默地度过了生命最后的五年。从个人的成就上看，陷入国家权力太深、人性变得麻木的舍尔基无法写出同年出生的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那样的作品；与俄国斯以外的作家相比，虽然“身在此山中”更知道俄国革命，以法文写作的舍尔基的不幸在于他没有纪德、罗曼罗兰那样的文学功底和影响法国的“小资产阶级”，没有《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John Reed那样的震动普通美国人心灵的幼稚天资[10]，也缺乏Georg Lukacs那样的改造粗糙的列宁主义的德意志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展开对列宁的《怎么办？》中的由先知/职业革命家灌输/强制“落后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批判[11]。可以安慰的是：与第二（社会民主）国际、第三（共产）国际、第四（托洛茨基）国际分手的舍尔基虽然很不情愿，但最终在思想上回归到第一（安那祺主义）国际的人生出发点，痛苦地结论到：“恐惧自由，也就是恐惧群众，始终贯穿着俄国革命的进程。…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民主的—即libertarian安那祺主义[12]意义上的民主”。对于没有舍尔基那样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后来者来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言也对！

舍尔基在为布尔什维克效劳期间，写过不少抨击自己为之奋斗过的安那祺主义的文字，其中有一定道理，例如，安那祺主义者总是落后于现实政治，自发被动，等等，不过这些都是安那祺主义已经自我反省过的。特别在喀琅施塔得起义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舍尔基违背自己的良知为新型的国家权贵辩护，得到列宁的“最好的安那祺主义者”的奖赏，以为新的国家权力会为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服务、自己也可以成新精英阶级的一员，实际上变成“最好的列宁主义者”，连最差劲的安那祺主义者也算不上了。但是，正如历史上所有那些畅饮过自由主义清泉、本质上仍然属于社会主义的tovarich（俄语：同志）一样，舍尔基最终摆脱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诱惑、控制和迷惑，解放了自己，回到了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