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日本的战败纪念日﹐特别是1995年的“终战”五十周年纪念﹐在日本政府多年诱导下的日本人只提及广岛﹑长崎﹐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罪行成为新闻以及部份“学者”讨论“那场战争”[1]的中心议题﹐很少人提到那场战争的全面性质。

其实﹐即使只讨论作为战术运用的原子弹的使用﹐如果日本统治阶层真正为日本民众的生命财产着想﹐在早已彻底失败的命运下应该及早接受波斯坦宣言﹑结束战争。但当时统治日本的国家权力集团最大的关心却是如何保存“国体”(天皇的国家统治大权)。他们篡改英文翻译﹐企图把天皇的“国体”逃避出改变之外，而仅仅变更作为“御前会议”执行机构的“日本政府”。日本的军部[2]分裂成一切服从天皇的“承诏必谨派”与“神州防卫派”﹐后者坚持认为﹕即使暂时违背昭和天皇裕仁[3]的意图﹑在更大的意义上维护皇祖皇宗建立的“国体”才是真正的忠诚。正是后者才构成维护支配日本民众的天皇制度的现实政治势力。没有不惜以身犯“法”的自杀行为(如“神风队”)﹐日本统治阶层也就失去了最后的镇压威力。

有时候﹐极端军国主义的少壮派也成为上层统治集团推行全面专权的“牺牲品”﹐作为“曹操的粮草官”把头颅供天皇制度使用。神格化了的作为制度的天皇必须有一个极端，才显出自身的“中庸之道”来。1936年2月26日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就是这样的典型﹐作为制度的天皇用几个下级军官的头颅确立了绝对的专权﹐取消了本来就附庸的反对政党和新闻自由﹐为投入即将到来的全面侵略战争做好了准备。

在战争中被宣扬为神的天皇并没有能阻挡日本全面投降的命运﹐我们从裕仁对于掌握他命运的麦克阿瑟的奴从心态可以完全看透他没有丝毫超越凡人之处。今天的许多日本文人为了替天皇推脱战争责任﹐撰文说天皇在战争期间深具人性﹐不忍见到生灵涂炭等等[4]。或许﹐作为个人﹐裕仁与希特勒﹑墨索里尼有不同的性格﹐但是﹐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首脑﹐他们负有同样的罪行。对于日本的战争处理﹐首先必须惩罚裕仁﹑废除天皇制度。正如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德田球一等在《告日本人民书》(1945年10月10日)中呼吁的那样﹕

“我们的目标是打倒天皇制﹑树立起基于人们总意的人民共和政府。长期以来的基于封建意识形态的军事警察专制﹑把人民不如牲口地来对待的残暴政治﹑殴打拷问﹑监狱﹑伴随着屠杀的殖民地榨取等﹐与军国主义侵略﹑在中国﹑菲律宾等地的侵略暴行、以及世界天皇的妄想﹐都内在地密切相关。正是天皇的本质﹑他们的自家广告﹐反而暴露了其欺骗性。这样的天皇制﹑即天皇与宫廷﹑军事官僚﹑行政官僚﹑贵族﹑寄生地主以及独占资本家的结合体﹐如果不一扫而光的话﹐人民就不会获得民主主义的解放﹑世界就不会获得和平”。[5]

可惜﹐德田以及普通日本民众的要求没有实现的基础﹐因为日本战败的结果并不直接意味着日本民众与亚洲民众的解放﹐凌驾于日本民众之上的新的军事力量首先是为新起的大国(美﹑苏以及蒋介石政权)的“国家”(统治阶层)利益服务。直接占领日本的美国所制定的对日政策决定利用天皇共同对付新的敌人﹐日本失去了废除天皇制的历史时机[6]。残存的天皇逐渐夸张起“文化传统”以掩饰其主要的政治上的历史角色。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文化传统”吧！

作为“文化传统”的天皇制度

以神道为名称的意识形态﹐本是与日本文明进步无关的皇统文化﹐除了如何支配民众之外并没有什么物质或精神的内容﹐其起源与别的民族的原始社会并没有太大差别[7]：发源于巫术鬼怪。《魏志》中倭人传部份记载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能事鬼道以惑众”﹐即说明日本小国群立的王权首先出自巫术能力。日本的天皇制度﹐大致是在容忍小国王权支配的基础上间接支配民众﹐并吸收中国大陆的文化来强化中央集权性的古代官吏体制而形成的。在皇权还没有发达起来之际﹐天皇也继承了最高司祭的祭祀大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当皇权兴旺的时候﹐没有用处的天皇的祭祀职能就被忘掉﹐是自从弥生时代以来天皇“国体”不发达的﹑没有清算掉的“隔代遗传”﹔每当皇权衰落时﹐天皇的祭祀职能又显得重要起来。在战后﹐当皇权的直接政治角色被取消后﹐作为“文化传统”的天皇的祭祀职能才显现出来﹐成为天皇继续发挥政治功能的最重要形式。

再具体地看﹐由天皇充任最高司祭的神道虽然被封为日本的“民族宗教”﹐好像与佛教﹑儒教以及后来进入日本的基督教相当﹐其实神道既没有教义﹑经典﹐又没有组织结构﹐只不过继承了一些旧有的巫术礼仪，在镰仓时代以后人为地制造出来﹐成了为天皇政治统治服务的精神工具。

这些巫术礼仪中﹐最有社会意义的是春耕开始时的祈年祭和秋收时的新尝祭。这种民族宗教只是一种村落的农耕行为﹐没有固定的设施或强制规范。到了明治(1868年)以后﹐天皇绝对主义的国家官僚专制统治形成﹐日本国家开始从制度上保护﹑强化作为“国教”的神道。例如﹐在每一次大规模地动员民众生命﹑资源投入与外国的战争之后就在神社里设置醒目的纪念碑供民众参拜﹐完全脱离了宗教的本色[8]。得到政府资助的神社，配合日本的皇权国民教育﹐在日本迅速现代化的国家体制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最终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国权手段[9]。而带有神秘威势的靖国神社就是日本国权神道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