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怎么看毛泽东的红卫兵道歉 |
| | 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突破了官方多年来抽象“彻底否定”文革、但又绝口不许再提的禁令，极大地促进了对文革真相的反思，推动了更多的人讲述自己刻骨铭心的亲历亲见。从这个意义上看，不管对他们道歉的动机有多少质疑、对他们检讨道歉的深度如何不满意，他们对这一场文革反思热潮，大大有功
老高按：文革中的一些红卫兵头面人物，例如前北京八中学生、陈毅之子陈小鲁和前师大女附中学生、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先后为他们当年的迫害行为道歉，并被媒体刊登出来，成为海内外最近争议的热点之一。
文革的亲历者们如我辈，对这一令人不无突然之感的道歉行为，以及相关的许多问题，例如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害究竟真相如何，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为何不接受宋彬彬道歉，谁还应该、更应该、最应该道歉谢罪，等等，几乎都有各自的解读。几个月来的事实表明，北京这些前红卫兵的道歉行为，突破了官方“彻底否定”文革、但又绝口不许再提文革的多年禁令，极大地促进了对史无前例的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推动了更多的人讲述自己刻骨铭心的当年亲历亲见。从这个意义上看，不管对陈小鲁、宋彬彬他们的动机有多少质疑，不管对他们检讨道歉的深度如何不满意，甚至抨击其“名为道歉，实为洗刷（抵赖）”，他们对这一场方兴未艾的文革反思热潮，是大大有功的。
我一直十分关注由文革施暴者道歉引发的大讨论，拜读了许多著名学者和普通人发表的文章。我觉得，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实在值得转贴于此，让万维的众多读者从更多角度、更多层面，来深化和扩展我们对文革的剖析、对今天中国问题的洞察。这些文章，作者的经历和立场各异，有的从宏观着眼，有的从微观落墨，各有执着，也各有侧重。尽管我不是很赞成其中某些看法，但它们都启发了我。
这些文章是：
韩福东：《文革受难者》作者独家回应宋彬彬道歉
丁东：道歉是推动反思的契机——答凤凰历史记者问
顾土：我们都是污点证人
胡平：为什么卞仲耘之死成了悬案
卜伟华：把史实搞清楚是最重要的
另外，多年来锲而不舍地追寻文革受难者的旅美学者王友琴，发表了一篇重头文章《红卫兵道歉之后》，翔实列举了大量文革暴行，非常值得一读。但因已在明镜新闻网、华夏快递、共识网、中国人权双周刊等许多网站上流传，很容易找到，这里就不贴了，推荐给读者。
《文革受难者》作者独家回应宋彬彬道歉
韩福东（《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华夏快递
王友琴是著名的文革史专家，对文革期间的暴力杀戮尤有研究。1995年，王友琴在香港发表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对北师大女附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的事件描述甚详，其中也提到宋彬彬的责任。这之后出版的《文革受难者》更有2万字篇幅讲述卞仲耘之死。王友琴本人是北师大女附中1968届高中校友
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中提到：“90年代以来，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的笔下，我成为‘八五事件’的责任人。这个说法更被国内外多人援引而逐渐扩散。”其所谓的“文革研究者”应包括王友琴。
日前对王友琴进行了专访，我的问题是：你对宋彬彬道歉事件是怎样看法，对卞仲耘之死的责任认定有无新意见？她对此做出最新回应。我原拟对卞仲耘之死事件来龙去脉进行深入调查，因故放弃。因此前答应王友琴将刊发她的答复，故立此存照。王友琴的观点并不代表笔者。
以下为王友琴的回应：
宋彬彬的责任比我在《文革受难者》书里写的要大。该书在2004年出版，“卞仲耘”是其中一章。2004年后我找到了新材料：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斗争”五名学校领导人，是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预先安排的；而非自发兴起的。
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建立于1966年7月13日，主任是当时派到该校的“工作组”组长，宋彬彬和刘进是副主任。7月底工作组撤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仍然执掌学校，副主任宋彬彬刘进继续使用工作组长使用过的办公室。8月5日上午，“文化革命委员会”通知此时已成“黑帮”的原校领导人，下午要对他们开“斗争会”。
那天下午高一（三）班学生最先押解胡志涛副校长到达操场并在那里开始对她施暴。其他四名校领导陆续被押到后，把五人都揪上了高台跪下，开始“斗争”他们。经过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卞仲耘校长死亡，其他四人也被严重打伤。卞仲耘校长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前年，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向我出示了在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大会上戴过的红卫兵袖章，上面盖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圆形公章。还有一名红卫兵说，她用这个公章给8月5日被打伤脊椎骨的胡志涛副校长开了“证明信”去医院。可见，在8月18日那一天以前，该校红卫兵的权力建制已经相当完备。
此外，了解到更多的受难者死亡时间，也更清楚地表明了宋彬彬在天安门上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带来了暴力全面升级的后果。例如，在1966年8月18日大会之后的19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被关在校中遭到连续殴打，20日中午死于全校“斗争大会”上。《文革受难者》书中写到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中学生田钺被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活活打死。当时没有能知道在哪一天被打死。现在知道，田钺是8月19日被打死的。在8月18日前北京有两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之后则有1772人被打死。
从2008年末开始，红卫兵中的一些“否认派”（“Deniers”）发表文章，否认《文革受难者》一书通过寻访实录下的红卫兵暴行。他们声称我写的文革是“故事”不是“历史”。究竟谁的是“故事”，谁的是“历史”？希望这次关于“道歉”的讨论能帮助大家了解。而更重要的是，对红卫兵暴力行为背后的大规模群体性迫害的哲学和原则，今天的人应该有否定的共识。我的看法是：不能否认红卫兵暴力的事实；必须否定红卫兵暴力迫害的哲学。
为平衡起见，读者可参阅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道歉是推动反思的契机——答凤凰历史记者问
丁东，凤凰历史频道
凤凰历史：近期陈小鲁、宋彬彬公开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道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我们知道在《清华蒯大富》这本书中，曾经多次提到韩爱晶为文革中打彭德怀耳光的行为做出了检讨和反省；而蒯大富本人也在口述史中，多次为自己当年领导武斗表示深深的歉意和反思。《清华蒯大富》在2011年就已经出版，蒯大富其他的口述史也早已出版，但是为什么社会上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检讨和反省？
丁东：个人回忆文革中的行为，反思、道歉的事情一直都有，并不是从陈小鲁才开始的。为什么陈小鲁特别引起关注呢？因为陈小鲁不仅仅是个人表达，而是代表八中老三届校友会群体，在一个郑重的场合向当年受过伤害的老教师们道歉。这与个人发表文章反思和忏悔，是不一样的。
宋彬彬公开道歉，受到陈小鲁和八中校友会的启发，陈小鲁直接促进了这件事。师大女附中和八中是近邻，陈小鲁也认识宋彬彬。师大女附中发生打死卞仲耘的事，让老三届学生很纠结，几年前她们通过校友募捐，给卞仲耘塑像，想促成反思与和解，但影响仅在本校和校友范围之内。这次她们看到陈小鲁道歉反响很大，想把本校的事情推动一下，做得和八中差不多。
你谈到韩爱晶，他写的书我看过，也写了书评。他在书中谈到当年打彭德怀一耳光是错误的，但道歉不是那本书的重点。那本书以讲述蒯大富的文革经历为主线，兼谈他经历过的文革和对文革的认识。他对文革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文革过去四五十年了，人们对文革的看法多种多样，总的来说，对文革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坚持毛泽东对文革的基本判断，肯定文革；第二种是坚持邓小平的判断，否定文革。其基调是：文革是领导者犯错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的一场动乱。罪恶之源主要是林彪和“四人帮”，坏事是造反派做的，老干部是受迫害的。否定文革宜粗不宜细。他们在八十年代通过“两案”审判，清理三种人等组织手段，清除了文革既得利益者。第三种是主张以独立的精神研究文革。我也否定文革，但我否定的方式和一些老人有所不同。他们既要否定文革，又要对毛泽东有所保护，这就产生了矛盾。因为发动文革的第一动力，不是林彪、江青，也不是韩爱晶、蒯大富，而是毛泽东。毛泽东不发动，就没有文革。我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首先要尊重事实。我主张实证研究，不回避一切真相，尽量恢复真相，而不是以某个领导人的说法或某个集团的利益为研究导向。比如，我想正视刘少奇、邓小平文革初期的心理状态和施政方式。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他们也预感到可能对自己不利，但他们并没有保护受到冲击的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而是想把运动的对象控制在一定范围，自己就过关了。好多高级干部当时都是这样的心态和做法。
最近一二十年，一些研究文革的独立学者，一些文革的当事人，既摆脱毛泽东肯定文革的基调，也超越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框架，力图真实地还原文革的历史面貌。反思文革，总要有一个价值准绳。我主张以普世价值为准绳，以人权、法治为准绳。拿这个标准作尺度，重新检讨文革中的一切人和事，反思文革的前因后果。
目前中国，价值多元、思想分化，我尊重韩爱晶的表达权利，他可以持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我重视韩爱晶等当事人的个人记忆，他的文字披露了很多重要的史料，有些是他独特的经历，他不说，别人可能不知道，历史细节就被淹没了。所以他写的书，我比较重视。但韩爱晶对文革的看法，对现实的看法，和我不同。他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固守毛泽东的文革观，现在还是崇尚巴黎公社，拿巴黎公社的原则来衡量中国的现实。我认为巴黎公社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人类探索政治文明已经积累了更好的经验，巴黎公社不是为当代中国治病的药方。
凤凰历史：韩爱晶在书中曾经提到：“对文化革命的阴暗面，对文化革命的失败，我自己就负有严重责任！但我不是反革命！”对于韩爱晶认为判他是反革命并不公平，您怎么看？
丁东：八十年代清理了“三种人”，对大学生文革中的表现记录在案，“整党”的时候也要审查党员在文革中的表现。孔丹和董志雄给陈云写了一封信，说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陈云批示：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老红卫兵当时就解脱了。而文革其他阶段的积极参与者，则品尝了苦果。
比如有一位老三届中学生翁永曦，1980年曾参与改革建言，提出了重要的意见，被中央采纳，称为“四君子”之一。他原来是《农民日报》记者，机构改革后当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是“老三届”里第一个进入副部级的人。有人向邓小平、陈云告状，说他是造反派。结果一撸到底，万里想让他在安徽当县委书记都不行。
当时对造反派采取了严厉的政治手段。能力再强、群众评价再好都没有用，一定要拿下。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四川的蔡文彬，山西的李辅都是如此。韩爱晶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知名度就更高了。对他判处有期徒刑15年，实际上出于当政者的政治需要，和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不是一回事。
凤凰历史：那您觉得像韩爱晶他们这样也受到不公平对待的造反派，还有没有必要公开地道歉？
丁东：我觉得，凡是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伤害的人，都应该得到道歉和补偿。韩爱晶打了彭德怀，当然对不起彭德怀，应该道歉。但是也要考虑，他被判15年，当局对得起他吗？“文化革命”伤害了很多人，谁应该负第一责任？该负第一责任的人被供起来，让下面的追随者承担后果，这公平吗？
韩爱晶为什么不服气？他和后来的掌权者也有对比。他23岁就当了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北航在文革中并没有分成两派，韩爱晶当时威信挺高的。当时打下了美国的无人驾驶飞机，国家需要仿制发动机，别的科研单位承担不了，韩爱晶主政期间，学院成立三结合小组，完成了这个项目。韩爱晶在大学当了两年一把手，身份还是学生，仍然靠父亲每月给30块钱维持生活，没挣公家一分钱。河南兰考代表团来北航交流，他都不敢陪人家吃饭。他说：我是学生，要是陪人家吃席，就搞特殊化了。他让革委会里的老干部去陪客吃饭，自己到学生食堂排队买饭。他自己信奉巴黎公社原则，确实是真诚的。
当时中国，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许多人既伤害过别人，又受过别人伤害。过来人应当还原到具体环境中，弄清楚在什么问题上受了伤害，在什么问题上、什么程度上伤害了别人？对于伤害别人的事，应该道歉，但是只能承担他应当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宋彬彬道歉后，有人觉得宋彬彬的道歉不符合他的预想，发出了激烈的质疑，引起了新一轮争议。我觉得，宋彬彬能走出这一步，应当支持。
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三人在66年6月2号贴出师大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现在已经没有底稿了。没有证据表明这张大字报有诬陷或致人死地的内容。据她们回忆，就是给校领导提意见，说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催促学校运动的运动跟上形势。当时师大女附中只有她们几人是学生中的党员，她们想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当天受到学校党支部的批评。第二天胡启立支持了她们，接着工作组进校，她们成了工作组依靠的对象，原来的校领导就靠边站了。刘进、宋彬彬现在为当时贴大字报道歉，是一种反思文革的实际行动。
在8月5号卞仲耘被打死这件事情上，她愿意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就是劝阻不力，制止不了。这符合当时她们的身份和实际情况。7月下旬，毛泽东决定工作组撤出。刘进和宋彬彬作为学生代表会的负责人，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权威。因为工作组支持过她们，工作组已经被否定了，她们说话也不灵了。她们当时未必认为校领导是好干部，但是不赞成对校领导实行武斗。她们劝阻了，但是说话不算数。后来卞仲耘被打得不行了，送到医院，医院不愿意抢救，宋彬彬也参与了交涉，直到晚上8点55分卞仲耘去世。她那天的情况，师大女附中的师生有回忆。综合来自各方面的回忆，我认为，让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负主要责任，是不客观的。
打死卞仲耘的是不是红卫兵呢？据我了解的情况，师大女附中虽然在七月底八月初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很边缘。8月5号打人的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参与暴力的女生，不论是高一的，还是初中的，她们当时还没有红卫兵身份。但是那几天形势变化特别快，8月5号没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可能几天后就参加红卫兵了。至于有人提出，清理这段历史的时候，该不该对当事人指名道姓，就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了。
818宋彬彬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的姓名，引出了“要武”的说法，这话由党报传播出去，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宋彬彬今天能够反思到“要武嘛”这句话“激发了疯狂”，“造成了生灵涂炭”，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她的反思是不是应当更加深入，这是一个可以交流、切磋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这一次师大女附中的道歉活动，背后有官方操纵。这种猜测与真相可谓南辕北辙。官方不但没有操纵道歉活动，反而让主动报道道歉活动的媒体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研究文革已经20年了。20年来，我深知研究文革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民间为了恢复真相、保持记忆、穿越遮蔽，点滴努力都非常艰辛，官方从不鼓励。
凤凰历史：有人说陈小鲁、宋彬彬公开道歉是为了出风头，您怎么看？
丁东：社会上有一种意见，说老红卫兵什么便宜都要占到。我认为，无论是陈小鲁还是宋彬彬，他们的初衷不是这样。老三届已是60多岁的人，老三届的老师最年轻的将近80了岁，有的已经90多岁，当时的校长基本上都去世了。现在再不道歉，达成师生和解，就会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
这次推动师大女附中道歉活动的老三届校友，以及一直主张还原历史、澄清真相的人，相当大一部分并非高干子弟，不是红二代。比如冯敬兰做了很多工作，她当年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顾湲是顾颉刚的女儿，当时也是受压抑的学生。她们觉得自己是历史的亲历者，了解情况，就应当澄清真相。同时推动宋彬彬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是你的责任要道歉，不是你的责任也应当澄清。不同家庭出身的校友，共同反思历史，推动和解，难道不是一件好事么？
宋彬彬过去觉得很委屈。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此前流传一些说法，让人感觉宋彬彬就是打死卞仲耘的凶手。这个问题，现在基本上澄清了。更重要的一件事，2007年，师大女附中举行90周年校庆时，评了90个杰出校友，宋彬彬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展览和纪念册，把卞仲耘的遗像和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照片放在一起，又没有作出到位的反思。让人感觉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是值得炫耀的光荣历史。这就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也提出了抗议。这就宋彬彬推上了风口浪尖，放在了非常尴尬的位置。实际上宋彬彬并没有参加校庆活动的具体筹划，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宋彬彬本人在文革中那么出名，成了一个符号性的人物。她的父亲宋任穷，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上有人对权贵不满，很容易投射到宋彬彬身上。如果她有陈小鲁的魄力，可能早就摆脱了尴尬。她公开面对媒体太迟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传言，使她十分纠结。家庭和亲属，对她面对媒体也有不同的看法。师大女附中的道歉活动引起的争议再次集中到宋彬彬头上。人们对她有不同的猜测和引申，这是很难避免的事。要想完全走出历史的阴影，恐怕还得进一步敞开心扉。
凤凰历史：但是大家很疑惑的是，真正打了卞校长的人并没有站出来道歉，这里有什么隐情？而且为什么在道歉或者反思中，很少听到有人亲口承认自己比较严重的污点，比如承认“是自己亲手打死或打伤了某某某”？
丁东：亲自伤害人而道歉的也有，不多。老鬼在《血色黄昏》中承认1967年批斗胡耀邦的时候，担任押解的角色，伤害了胡耀邦。他的书出版后托人送给胡耀邦，胡耀邦后来给老鬼捎过话，意思是给我的书收到了，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最近也有动过手的人表示反思和忏悔，但不很普遍。有人有顾虑：如果你公开承认打过人，别人可能怀疑你杀了人；你承认和一个人死亡有关系，别人可能怀疑十个人死亡和你有关系。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还不是一个完善的法治环境，受到指控的人，有没有充分的辩护权利？是实际问题。所以我对那些有顾虑的人表示理解。现在的大环境，还不能保证真相与和解。西德总理勃兰特出面道歉，南非总统曼德拉主导真相与和解，他们掌握了最高权力，可以掌握事态，不至走偏，我们情况不同。我们目前只能在个体心灵和道德的层次上寻求救赎。认识到自己不对，表示道歉、忏悔和反思，就迈出了历史的阴影。但是我们不能强求别人。
凤凰历史：在近期的文革道歉潮出现以后，您认为现在对文革的反思还有哪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吗？
丁东：对文革的反思，目前主要是民间正在做，研究的动力在民间。一些人曾经有官员身份，是从官位上退下来以后才参与反思。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已经年纪越来越大，有一种历史的紧迫感。反思文革，当事人和后来人做起来是不一样的。文革的过程太复杂了。从1966年到1967年，老红卫兵、批资反路线的红卫兵、造反派、军代表、工宣队、军宣队，革命动力一茬一茬地换。过来人或许对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能有比较贴切的理解，后来人往往就很难理解。最近这二十多年，文革的相关信息受到屏蔽，复杂的情况很难得到充分展示，更缺少讨论的空间，容易让人把文革想得很简单，非黑即白。
80年代邓小平从政治角度考虑，主张“宜粗不宜细”。因为既受过害，又害过人的干部太多，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扯不清了。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不是始于文革，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后来有延安整风。1959年毛泽东决定整彭德怀，中央全会的会场跟文革批斗会也很相似。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价值就在这里，他把党内高层氛围和逻辑呈现出来了。
凤凰历史：我们看到某人在文革中的死因，总是遭“迫害致死”，这里迫害的主体可能有很多？
丁东：文革中，处于无政府状态，由青年学生或者基层群众打死的人多，还是有组织的迫害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多？其实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红八月”，红卫兵破四旧，把所谓“地富反坏右”赶回原籍，确实使不少无辜者致死致伤。但一些规模更大的非正常死亡，比如北京郊区大兴的惨案，则不是自发行为，而是基层政权主导的行为。再比如1967年在湖南道县及其周边发生的致死数千人的惨案，也不是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自发行为，而是在地方人武部主导下，公社、大队两级政权的暴力行为。他们在当时鼓吹阶级斗争的形势下，要来一次土改重演。道县杀人为什么杀得多？因为“地富反坏”根本没有还手之力。1968年，广西军方镇压“422”，整死的人就更多了。地方政权、基层组织，大开杀戒，后果比青年学生针对校长、老师的暴力行为要严重得多。
“清理阶级队伍”伤害人也很多，这是从上往下部署的运动。搞运动就会导致“逼供信”，精神压力太大，有人就自杀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的过程中，死人也不少。
1969年召开中共“九大”，完成了权力更叠，为了重建秩序，就要杀一批政治上有异议的人。遇罗克、王佩英、陆兰秀，都是1970年被杀害的。那一年处决的政治思想犯很多。当时已经砸烂了公检法，政法方面由军管会主持，仍然是官方主导的国家机器在行使专政职能。对这些历史的研究和反思，远远没有到位。
我希望民间的道歉活动，能够成为推动文革反思的一个契机。
我们都是污点证人
顾土，共识网
忏悔、道歉，近来不断引起万众瞩目，尽管迟到了30多年，但有总比没有强。
罪己，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连皇帝都不例外，但在当代，却变得无比稀罕起来，遍及各省的大饥荒、大量人的非正常死亡、“冤狱遍中国、冤案堆如山”，从来都不曾见到有人公开道歉，而且还在史书中常年将人祸转嫁为天灾。因此，不管是什么人，如今只要是公开忏悔和道歉，我们都应该向他们的勇气致敬。
当听到看到别人在忏悔在道歉时，作为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我们是做热心观众还是当个局外的评判者呢？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的过去。
我出生于1957年，1966年正在读小学。我就读的那所学校叫北京府学胡同小学，有一批教师先后被揪斗，校长姓吴，被剃成阴阳头；王立人老师，我哥哥的班主任，被戴上军统特务的帽子；还有一位教体育的老师，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我的班主任孙纹绣，举止温文尔雅，对待我们永远充满了慈爱，没想到连她也被批判，因为她的父亲是孙良诚。在学校里，被批斗次数最多也是最残酷的是田静一老师，大约快50岁了，以前她从未教过我，但我却在学校礼堂参加过多次批斗她的大会。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级同学按着头，反拧着胳臂，“坐喷气式”，一斗就是两三个小时。她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房东，她的邻居还专门赶到学校登台控诉她，说她进行阶级报复，和一家工人邻居吵架，让邻居家的媳妇流了产。我们这些小学生听到田老师的“罪行”后，无不义愤填膺。我还被班级选为代表，上台批判田老师。那次批判会，我脚穿翻毛皮鞋，说到激愤处，猛一跺脚，吓得田老师向后一闪，以为我会踹她。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一跺脚，我至今难忘，深深自责。
贫寒之家出身的祖母，因为嫁给了我的祖父，1950年就被定为地主成份。1966年，红卫兵将“勒令”贴到了我家门口，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铁一号大门口，与几十个老弱病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一起受批斗，浑身沾满路人的吐沫，还有人不停地向他们身上扔石头，常常被砸得头破血流，最后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劳动改造。临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阴阳头，不得不在头上裹着条头巾，正好我放学回家，在路上遇见她背着包袱往外走，她一见我就大声喊我的小名，而我却远远躲着她，不敢上前。没想到这一喊，竟成永诀，她回到上海嘉定娄塘老家后不久，尸体就漂浮在池塘里。当时公安局来电称“畏罪自杀”，可上世纪80年代我去嘉定，当地检察院却告诉我有可能是他杀，真相一直难辨。一想起她临行前的凄惨目光，我就悔恨不已！
我的母亲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1966年也在劫难逃，先被关押，后又送水泥厂劳动。1969年在下放江西的前夕，军代表和我母亲的一个学生忽然来到我家，召集我们全家开会。那个女学生个头很高，其父是军级干部，所以披件军大衣，趾高气昂。她高声要求我们帮助母亲找出问题，认清历史，端正态度。幸亏我那时没有犯傻，最终也没有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母亲，否则会悔恨一生。而我家邻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岁，其父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一天，红卫兵将他的父亲揪来游斗。他的父亲低着头，戴着纸糊的高帽，边走边敲锣，喊“我是黑帮”；而他，则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亲的脖子上，嘴不断里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此情此景，我终身不忘。
在我居住的那个大院里还有一家，父母分为两派，姐妹二人各随一派，天天家里争吵不休，互相揭发批判，都自称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另有一家兄妹，其父将其母的日记贴到院子里，其母又反过来揭发其父，他们夹在中间，受尽人们的羞辱。
1971年，我回到北京后，在165中学上学，这是一所百年老校，拥有一批留美留日和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师，所以，“历史问题”也就成为很多教师不得不承受的“污点”。我刚进学校时，一位老太太天天戴着大口罩在扫厕所，别人都说她是“日本特务”，等到我读高一时，她重新走上讲台，这才知道她是数学老师刘淑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刘老师回到讲堂以后还遗留着“特嫌”尾巴，同学们因此不把她放在眼里，尽管她的教学水平很高，所有的难题在她那里无不豁然开朗，可惜，全班没有几人听讲，多数人都在那里聊天、打闹，她只得哀求：“求求你们啦，听我说啊！”
文革自始自终都是晚辈揭发长辈，学生批斗老师，经过10多年的斗争洗礼，敬老、尊师、百行孝为先，所有的传统道德终于被悉数扫荡一净。
别看我只是个学生、未成年人，但批判这个批判那个的事情却没少干，从批判刘少奇到林彪，从批判孔老二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从批判老师到同学，整整批了10多年。物理老师唐润和，上个世纪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因为他没有历史问题，所以敢于维护课堂纪律，被人称作“唐大炮”。在学习黄帅、学习张铁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日子里，我们都被要求贴出大字报批判老师，我就违心地写了一张《令人发指的教育》，文中直指唐老师。这张大字报，是我在中学的一个污点。我还写过批判同学的发言稿、黑板报，批判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他们阶级斗争意识不强。有位沈振山同学，因为穿了一双皮鞋，并且擦得锃亮，就被我在黑板报上点了名。中学毕业后我去农村插队——其实，那时根本不能称之为毕业，考试形同虚设、听不听课无所谓，很多人连人民日报也念不下来，许多人连一封家书都不知如何写，于是，在农村，写批判稿这样的任务又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写了不少，批判同村的插队青年，批判邓小平，并被送到县里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在学习班可以挣满分，还可以吃肉和白面馒头。
文革10多年，那个时代究竟有多少人是干干净净的，我不知道。但据我的经历，我敢断言，我们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只是程度不同、责任不同罢了。其实，何止是文革，历次政治运动，哪次不是人人过关？哪回不是个个沾了一身的污泥浊水？
“妓院出来的人，还有干净的吗？”文革结束，当举国都在声讨“四人帮”，将一切罪行统统归结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一位长辈忽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多少年过去了，言犹在耳。
的确，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我们同样也需要忏悔和道歉。
为什么卞仲耘之死成了悬案
胡平，《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4期
今年1月12日，当年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回到母校，在50多位文革时期的师生和几位老师的后人参加的会上讲话，为1966年红八月期间部分学生打死打伤老师一事表示道歉。
在场的几位当年的老师和老师的后人纷纷发言，表示接受道歉并予以原谅。其中一位发言者是我北大读研期间（1978－1981）的同班同学丁冬红（又名胡依年）。她的母亲胡志涛也是当年师大女附中的一名副校长，在那天也挨了打，而且伤得很重。我第一次得知“八五事件”就是丁冬红告诉我的。在会上，丁冬红说， 她母亲生前多次跟孩子们讲，那天发生的一切她都历历在目，学生的名字都能叫上来，但是她“原谅所有的孩子们”。
半个月后，1月27日，原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在“八五事件”中被殴打致死的卞仲耘的丈夫，93岁的王晶垚先生发表声明。声明说：“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 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盖着”。“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 卫兵的虚伪道歉！”
是的，没有真相，就谈不上原谅。胡志涛知道真相，她自然可以原谅；王晶垚不知道真相，他当然有权拒绝接受道歉。
那么，为什么直到48年后的今天，王晶垚先生——更不用说广大公众——还依然不知道“八五事件”的真相，不知道打人凶手是谁呢？为什么那么多知情者都不肯公开说出打人者的名字呢？
有人解释说，因为打人者当年都还没满18岁，属于未成年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原则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并且要对涉案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包括不得公开其姓名住所照片。
这种解释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上述原则都是针对办案机关的办案原则，但问题是，48年来，“八五事件”从不曾立案办理。
据说，在八十年代，针对受难者家属的起诉，北京市有关司法部门曾经以“罪行追诉时效已过”为由予以拒绝。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错，刑法确实有追诉时效的规定，追诉时效的长短取决于案情的轻重，追诉时效最长是20年。在“八五事件”中，卞仲耘是被群殴致死的，虽然后果很严重，但是分摊到每个打人者头上的罪责不一定很重，所以追诉时效不会很长。但问题是，像“八五事件”这样发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的罪行，政府理当提起公诉，无须受害者一方自诉。 刑法明确规定，对于那些政府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刑事案件，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因此，“八五事件”的问题，归根结底，乃是政府的问题。48年来，中国政局历经沧桑，政府换了好几届，其方针政策以及法律经历过重大变化，但是每一届政府都没有对“八五事件”立案审理——在这件事上倒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
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发生过大量的刑事案件。有些案件当时就得到处理；有些案件，当时被当作革命行动，后来政局变化，又被当作刑事案件处理。由于政局的反复，有些案件甚至被翻来覆去地处理过好几次。“四人帮”垮台后，当局宣称彻底否定文革，对文革中的刑事案件又做了一番大清理。
不消说，在这些审理和判决中，轻罪重罚，重罪轻罚，一罪数罚，乃至于冤假错案以及舍卒保车，舍车马保将帅的情况都是有的；在“宜粗不宜细”的口号下，还有很多不那么起眼的罪行被放过去，如此等等，此处不赘。不过总的说来，文革期间各个阶段发生的具有其阶段特色的刑事案件，大体上还是得到了某种处理，好歹是走过形式。唯有包括北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在内的1966年红八月期间红卫兵（文革过来人通常称之为老红卫兵）的暴行，48年来始终没有得到处理。
红八月老红卫兵的暴行始终没有得到哪怕是象征性的处理，那是不是因为在历届中国政府看来这些暴行都无可非议呢？例如在土改中，有很多地主及其家人被革命群众打死打伤，政府从不处理这些打人者，因为政府始终不承认土改是错误的。但红八月的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卞仲耘，早就被平反恢复名誉了。
也不是红八月期间的暴行一律不加处理。例如从1966年的8月27日到31日，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了一场针对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大屠杀，事后政府也曾逮捕和判处了一批当地的公社干部和社员。据说在80年代，北京市有关司法部门给“八五事件”的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提出过一份“凶手名单”，说如果难属对这些人提告可以判刑。一位活下来的受害副校长当即拒绝接受此名单，因为“名单上全是工人出身的红卫兵们，而那些贵为高干之后的凶手们连一个也不在名单上！”
于是问题就很清楚了。卞仲耘之死之所以成了悬案，红八月老红卫兵的暴行之所以一直不曾立案审理，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身份——老红卫兵以高干子女为主体。这就是他们之中的犯罪者始终不被追究不受惩罚的原因。
不错，毛泽东发动文革，目标就是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当权派。毛整起高干子女来也并不客气。例如在1967年1月，政府就抓了一大批“联动”的老红卫兵。但是抓他们的理由不是他们对民众施暴，而是因为他们反对中央文革。3个月后，这批老红卫兵就获得释放。4月22日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足有20多人，亲自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接出监狱。江青开口就说：“委屈你们啦。”周恩来则说：“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你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嘛。”
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处理老红卫兵在红八月打砸抢的暴行，也是因为他无法把那些暴行算在刘邓反动路线的帐下。毕竟，老红卫兵打人之风兴起时，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被毛批评，撤出校园。早在1966年7月26日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台上用皮带抽打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江青等人就在台上，非但没有制止，江青还上去拥抱彭小蒙，并发言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8月1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信中还特地提到彭小蒙）。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就在当天，中央发出文件，宣布撤销此前刘少奇发出的关于制止北京大学“乱斗”的文件。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当场接受宋彬彬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还说“要武嘛”。就在老红卫兵打砸抢的高潮中，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调赞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不错，毛泽东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把你捧上天，明天又把你打倒在地。但是直到他1976年撒手西归，毛始终没有对老红卫兵在红八月的暴行进行处理。
等到“四人帮”垮台，文革被否定，当局在拨乱反正的名义下对文革期间的很多问题重新处理，但是他们依然没有依法追究老红卫兵在红八月的暴行。这中间的原因很简单：老红卫兵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文革后复出的党国领导人，没有几个人的子女当年不是老红卫兵的，其中很多子女（包括刘邓的子女）还一度是老红卫兵的头面人物。后来中央下令清理文革中的“三种人”，其中一种人就是打砸抢分子，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人身伤害者。可是当局特地把当年这批涉嫌施暴甚至带有命债的老红卫兵们摘了出来，说他们不算“三种人”；非但不追究，反而说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对老红卫兵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由于历届中国政府都对这个群体格外袒护，致使其中良莠难分，好坏不明；若干重大历史真相也始终陷于混沌。48年过去了，卞仲耘之死之所以成了悬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把史实搞清楚是最重要的
卜伟华，共识网
去年，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重印我的《砸烂旧世界》那本书的机会，我对书中的一些瑕疵作了修订，其中一处就是关于师大女附中的。
原文是：“师大女附中出现了红卫兵将本校副校长卞仲云（女）殴打致死的恶性事件。”修订为：“师大女附中出现了学生将本校副校长卞仲耘殴打致死的恶性事件。”就是将“红卫兵”改为“学生”。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1966年8月5日的时候，师大女附中实际上只有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而这个组织的人员当天并没有参与对卞仲耘等校领导的批斗、殴打活动，如果说是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将卞仲云殴打致死，显然是不对的。
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晚一些却人数众多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也就是刘进、宋彬彬所参加的那个红卫兵组织，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说出它成立的准确时间，但根据本校亲历者的回忆，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出该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是在1966年8月上旬到8月18日之间，虽然多数人倾向于是在8月5日之后，但我们还是不能将其视为定论。在不能确定8月5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否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下结论说是红卫兵将卞仲云殴打致死的，至少是不够严谨的。
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文革初期一个影响很大的事件。有人说，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受难的教育工作者，其实是不准确的。南京师范学院的教务长、党委副书记李敬仪于1966年8月3日被本校学生从家中拉出去批斗、殴打，在残酷的“游斗”过程中死亡。李敬仪遇难的时间比卞仲耘早两天。她的丈夫是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当时已被公开点名批判），也被一起拉出去批斗，遭受殴打，受尽了折磨，于两天后去世。
与北京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一样，对李敬仪之死，也有不同的说法。据南京师范大学（即以前的南京师范学院）网上的《百年校史》介绍：“在‘红卫兵运动’和‘斗、批、改’运动中，一部分干部、教师、学生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摧残，其中校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及其丈夫、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等人被残酷折磨致死。”有亲眼目睹惨案发生的当年在校学生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吴夫妇惨死时，南师还没听说‘红卫兵’的概念，何谈死于‘红卫兵运动’？他们惨死之日（8月3日）命名的‘八·三事件’，是当年师生都一清二楚的事件，而南师‘革命造反’的红卫兵成立于八月下旬，这才是红卫兵运动开始的标志。” 【1】
我认为这样的质疑是有道理的。怎么可能在没有任何红卫兵组织存在的情况下出现红卫兵运动的受难者呢？
值得注意的还有北京二十六中校长高万春之死。王友琴在《恐怖的红八月：红卫兵打杀教师》一文中介绍说“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时年42岁。” 【2】
可是后来范世涛根据可靠的史料，写出《关于高万春之死及其它》【3】 ，考证出当年并不是二十六中红卫兵开会斗争的高万春，而是该校的一个叫做“赤卫军”的工人组织召开了批斗高万春的大会。
二十六中高三某班的团支部书记，一个学生党员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高万春当晚被打的情况：
晚上开追悼李春长同志大会。李春长同志出身贫农，他是被高万春、丁连信、冯大同等黑帮逼死的。他们迫害他染重病，一直对他百般刁难，使心脏病益加严重，最后死去了。会上，李春长的哥哥、李春长的爱人控诉26中黑帮的罪行。会场上不断爆发出愤怒的呼声：“打倒高万春！”“为死难的阶级弟兄报仇！”当把黑帮押上来的时候，群众拥上前去，狠力打去，那伙黑帮拼命逃窜。
这次大会是由赤卫军（我校工人组织）组织的。【4】
这篇日记清楚地记述了高万春死前遭受批斗、殴打的情况。高万春是在该校工人组织“赤卫军”组织的斗争大会上遭受批斗、殴打后自杀身死的，以前那种说高万春是在被红卫兵斗争后自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也许有人会问，你对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所作的修订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认真严肃的态度。文革历史本身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加之文革历史档案的封闭和现在的舆论导向不敢正视文革历史，总是企图掩饰或淡化这段历史，文革史的研究环境相当严峻。我们在对待每一条史料时都必须慎之又慎，反复求证，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差错。当年写作本书时掌握的史料有限，出现差错在所难免，一旦有了新的史料，知道了过去的差错就应该尽早纠正，以免谬种流传。可能有人会批评说，你是在为老红卫兵辩护，企图掩饰他们的错误或罪过。可能还会有一些其它的更为严厉的批评，对此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想说的是，对我本人有何误解并不重要，把史实搞清楚，搞准确才是最重要的。
有人会说，即使不能确切认定当天打死卞仲耘的人是红卫兵，那么参与批斗、殴打卞仲耘的人中会不会有人后来成为了红卫兵呢？我不否认有这种可能性。但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述说时，我只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南京师范学院八三事件的亲历者对其母校《百年校史》提出的质疑，范世涛对北京二十六中校长高万春之死作出的考证，在我看来都是很重要的。他们对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推进文革史的研究都作出了贡献。
在文革中，以至于文革后的很多年，关于宋彬彬杀人的传说可以说是纷纷扬扬，五花八门，有人怀疑，也有不少人相信。现在我估计大多数人是不会再相信这个传说了，但不可否认，现在仍然有人在继续充当这个传说的传播者。
网上有一篇《袁腾飞讲文革》，其中讲到了这个传说：
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六次接见红卫兵，全国铁路系统大瘫痪，全国的红卫兵涌向北京，要瞻仰毛主席。我三舅舅当时串联全国，周游全国花了二十五块钱，13块钱还买了条裤子，我来瞻仰毛主席，你问我要钱，就是反革命。毛主席有个特点，比较热爱女青年，当时毛主席问一戴红袖章的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孩回答：宋彬彬，彬彬有礼的彬彬。毛主席一挥手：革命要武斗，不要彬彬有礼！结果小女孩改名叫宋要武。文革当中宋要武亲手打死了七个人，文革一结束跑到美国去了，他爸爸是宋任穷上将。文革的这帮人为什么没有罪恶感啊？因为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停着呢，他是伟大领袖，他让我们这么干的。他没罪我有什么罪啊。就跟日本人一样，天皇没罪我有什么罪，我打仗为谁打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宋要武打死了七个人，现在在美国皈依佛门忏悔呢，来世变个苍蝇啊，跳骚啊，或者就永世不得超生了。非常可怕。所以这么一来，事情玩大了。 【5】
袁腾飞是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将来的孩子们如果都听着这样的历史课来学习历史，来了解文化大革命，那该是一个多么可笑而又可怕的事情啊。
（注释略——老高）
相关图文：
一封匿名吊唁信展现美丽人生
卞仲耘之死（王友琴）——师大女附中文革资料之一
我看卞仲耘之死（叶维丽）——师大女附中文革资料之二
驳宋彬彬等辩解（王容芬）——师大女附中文革资料之四
为宋彬彬说话（冯敬兰）——师大女附中文革资料之五
卞仲耘案钩沉（敏一鸿）：师大女附中文革资料之六
回忆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等）——师大女附中文革资料之三
专访卡玛：始终凝望中国八九点钟的太阳
谈打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的责任追究
专访卡玛：始终凝望中国八九点钟的太阳
专访王友琴（上）：宋彬彬是否参与打死校长
专访王友琴（下）：文革最大罪恶是残害生命
还有一篇《回忆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等）——师大女附中文革资料之三》，也是2010年8月发出的，却从我的博客中消失了。初步统计，仅去年我发出的博客文章，已有十篇左右失踪。我将具体统计之后，再向万维网管理员报告，不知是出了什么样的技术故障。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