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大跃进”的看法基本已成定评。即使最崇拜毛泽东的，似乎也很少有愿意为”大跃进“辩护的， 顶多说些没有饿死那么多人之类的”蠢话“。 最新的一种说法，无非是认为刘邓是”大跃进“罪魁祸首，应该对大跃进承担最大责任。 毛呢？ 据说发表过反左的讲话，所以，始作俑者，是刘邓而不是毛。

刘邓少奇在”大跃进“中有很多过头讲话，这是事实。邓小平掌管书记处，主持党的日常工作，把”大跃进“的板子打在这两个人身上，应无大错。但是否他们是罪魁祸首？

要是刘邓是”大跃进“的罪魁祸首，那需要改写党史。 比如七千人大会，大家矛头应该指向刘邓而不是毛，毛也可以借机压刘邓做出检讨承担”罪责“，收回大权。 但似乎七千人大会的参与者昏了头，而毛倒成了”千夫所指“，只有林彪出来”保驾“。七千人大会包括当时党内多数有实权的干部，如果刘邓真是”大跃进“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什么有这末大的“误解”？ 毛为什么又要为刘邓的“错误”或“罪恶”承担罪名，而且后来退居二线，给二位”罪魁祸首“更大权力呢？

要是刘邓是”大跃进“的罪魁祸首，庐山会议彭德怀就完全打错了对象，本该攻刘邓，但板子打向了毛。而毛不仅没有自辩，反而替刘邓担下”罪名“，不仅如此，还”力抗千斤鼎“，用”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打倒了彭德怀。

所以，要把刘邓说成是”大跃进“的罪魁祸首，需要改写党史很多部分。难就难在很难自圆其说。

毛精通权术，常常把两面话说尽。究竟他内心意图何为，硬扣字眼无济于事，要看的还是他的干部路线。

如果一个领导言辞偏左，提拔的也尽是”左派“，那么，他是心口如一的左派。如果一个领导偏右，提拔的多是”右派“，那么，他是心口如一的右派。 如果一个人言辞动人，常说些”右派“的话，但提拔的多是”左派“，打击的多是”右派“，那可得小心。如果犯了“左”的错误容易被“平反”，反了“右”的错误很难翻身， 那么这位领导有点口是心非，绝不能从字面理解他的意思。

毛是个很复杂的人，有几重个性。1949年后一段扮演斯大林的角色，而大权旁落后又从托洛斯基主义获得某种灵感。 有意思的是，现在一部分人要把1949年后中共建设的功劳全部归于毛，而把共产党罪孽全都算到刘邓身上，说起来，反面可能更真实一些。 1949年后建设的功劳大部分归于苏联和毛的同事，闯出来的泼天大祸倒十有八九和毛胡指挥有关。

如果站在毛的角度，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不是一个行政全才，不像刘邓周等能做艰苦具体的行政工作。当共产党尚未取得政权，这也许不是大问题，中共中央做指示而地方党政军大员有相当自由。但当中共取得政权，大部分工作转为经济建设，大量工作是极其枯燥的行政工作，毛的缺陷似乎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大问题。 毛需要有亲信给他打杂，刘邓的“崛起”和“陨落”，毛和周恩来的复杂关系，邓的复出与下台，江青集团，都有毛缺陷的影子。 毛不是不想抓权，但屡试屡败。要想培养自己人为自己掌权，又发现和那些人渐行渐远，连一贯忠心的邓也要装“耳聋”，敷衍了事。

也许，这是晚年毛思想越来越“玄妙”，越来越“理想主义”的一大原因，要是像朱元璋那样大权在握，似乎也不至于在打倒资产阶级法权上走得那么远吧！

文化大革命是毛最后一场“豪赌”，初期可以说取得“全胜”，横扫"刘邓陶等“。如果文革真能涌现出一批”新人“，哪怕只有斯大林大肃反后那批年轻人的水准，毛也就不用让“旧人”复出。但是，出乎毛之设想，透过文革新人”狂热言论，看不出“造反派”能有足够能取代“旧人”的能力，看不出真正的忠诚，自律，管理能力，远见，团结他人的能力。“破坏”力有余，“创造力”有限，而光靠“破坏”是创造不了“新世界”的。 

从毛的角度，这就是毛的“悲剧”。

现在还有人把毛看成不世出的伟大“天才”，这是个人自由。也许这些人能把自己的信念传到儿孙，一家几代敬仰膜拜毛泽东。但从我文革经验看，中国对“毛”的崇拜尚没有达到朝鲜金家王朝那个水平。毛左的前途，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毛的理论是否能说服最有才华的一批人。

下面一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