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形成﹑固定化與加強的過程對於日本政治直接的改造結果就是產生了一個除對美關係外與戰前沒有實質性改變的日本統治階層[1]。不過﹐我們也不能由此說﹐這個統治階層主要是為美帝國主義效力的[2]。作為掌握日本國家權力的政治統治階層﹐它首先為日本的統治階級整體服務﹐為此，在戰後的條件下它不得不調整對美政策﹑以追隨美國的統治階層[3]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理解日本主動配合﹑推動美日軍事同盟的關鍵。

一﹑增加軍事同盟的“相互性”

1955年8月31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與日本外相重光發表共同聲明﹕“雙方一致認為日本必須在不斷合作的基礎上努力確立條件﹑儘快承擔防衛日本國土的首要責任﹐並且[4]對維護西太平洋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做出貢獻。雙方一致認為在實現上述條件後﹐應該用相互性更強的條約代替現在的安全保障條約”。日本的“相互性”願望是追求與美國更平等的地位，特別是要求歸還衝繩﹐進而獨自與中﹑蘇交涉；但美國的“相互性”要求只在於推動日本的再軍備化﹑分擔美國的軍事戰略。雖然日本已經計劃在兩年內擴張自衛隊到18萬人﹐美國政府認為不夠﹐美軍聯合參謀長要求擴張到35萬人﹐杜勒斯進一步逼問日本是否已經準備好派兵海外。日本政府本身並不反對美國的要求﹐但它不得不顧忌普通日本民眾與所有亞洲民眾的感情﹐只能在以後機會成熟時利用“外壓”[5]通過相關法令逐步實現與美國在軍事同盟關係方面的 “相互性”。

賜與日本獨立後，美國仍然在日本維持大量駐軍。1957年3月31日(日本政府預算年度的最後一天)防衛設施廳[6]向國會報告美軍在日本仍然占有457個專用設施(基地)﹑占地1005平方公里[7]。繼承占領軍地位的在日美軍不斷與日本住民發生衝突﹐例如﹐1957年1月3日﹐美軍士兵在群馬縣相馬原射擊場故意把活人作為靶子練習，當場射死一位拾物的農婦。從1955年秋天以來﹐反對美軍擴建基地的東京都砂川町住民﹑學生等支持者與在警視廳機動隊支持下的測量隊反覆發生衝突﹐曾一次造成上千人負傷。日本政府不得不要求美國政府有所收斂。

1957年6月21日﹐岸信介首相趕到華盛頓與艾森豪威爾總統等會談。美日兩國首腦在射死農婦事件上達成協議﹐其結果是﹕在明確美國有優先審判權的條件下﹐美國最高法院放棄審判權﹐由日本地方法院審判。日本前橋地方法院審判並判處美軍士兵三年徒刑(緩期四年執行)﹐但兩周以後﹐此犯人士兵被放回美國。會談後發表的 “美日共同聲明”宣布：1951年的安全保障條約是暫時的措施﹐美軍將實行包括撤離全部陸軍在內的大幅度削減﹐將設立政府間委員會討論包括所有關於安全保障條約的問題。[8]

美國政府通過駐日大使在1958年7月30日與日本外相討論修訂安全保障條約時提出兩個方案﹕(1) 在現行條約基礎上附加補充條文﹐(2) 在不違背日本憲法的前提下重新制訂相互防衛條約。對於美國而言﹐所有美日關係的法律其實都是其外交政策的一種選擇而已﹔對於日本而言﹐幾乎所有重要的美日關係法律都涉及包括憲法在內的日本政治體制。如何修改安全保障條約﹐取決於日本的政治﹑社會環境﹐很大程度上也被當時擔任日本總理的個人立場所影響。

當然﹐日本畢竟不是美國的殖民地[11]，戰爭已經結束十多年﹐和平憲法中的民主﹑人權廣泛普及﹐經歷過戰爭體驗的民眾記憶猶新﹐一個膽敢派兵海外的政府不可能為民眾接受。實際上﹐與日本政府推行擴軍政策針鋒相對鬥爭的不是議會反對黨﹐而首先是日本教職員工會(簡稱日教組)。1958年4月社會黨在國會中反對岸信介內閣不承認中國商務代表團的升旗權利﹐國會解散重新選舉。但新的選舉的結果並沒有改變自民黨與社會黨的議會席位分配﹐岸信介再次組閣﹐並充滿了自信﹐一意孤行﹐認為在即將到來的安全保障條約修訂中也不會遇到多大的抵抗。

日教組的“決不再把學生送上戰場”方針與其民主主義“偏向”一直是日本政府﹑自民黨與右翼勢力的眼中釘。1956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了新教育委員會法案﹐着手實施帶有政治管制色彩的管理教員的工作評定規定，遭到絕大多數教職員的激烈反抗。工作評定最終在全日本(除了京都以外)靠警察與右翼的壓製得以實施﹐教職員中有 108人被起訴﹑70人被解僱、42人被休職﹑99人被停職﹑6萬人受到減薪等各種處分。[12]

岸信介要強制地修訂安全保障條約的另一個更重要的步驟是獲得能夠自由調動警察的權力。1948年7月制定的警察職務執行法(警職法)作為對戰前警察權力濫用的教訓的反省﹐從市民自由與人權優先的角度限制了警察的權限。岸信介從抵抗教職員工作評定鬥爭的激烈程度中預見到安全保障條約的修訂將遇到更強烈的反對﹐打算趁勝利之際﹐一舉強化國內的鎮壓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