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首 年 少 落 魄 时

       1972年12月28日，我们夹上铺盖卷走人了！

      我和振生到汽车站搭乘客车回家。从营城子到我家约30华里，一年来，我们多次用脚丈量这段距离。通常是周六下午请假回家以求两顿饱饭，周日傍晚时在我家集合，大家一路有说有笑地返回学校。那时候每家都有自行车，不过那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不可能给住校学生专用。每周坐客车那就太奢侈了，最后一次，就阔气一回吧。我多么希望汽车开慢点，再慢点，我不愿意离开学校呀！

    当时盛传我们这一届中学生可以直接考大学，可是到了年底，吉林省的文件讲这一届的高中毕业生还是“四个面向”。一部分同学应征入伍参军了，有城镇户口的同学们或下乡或待业，而我们农村户口的同学就只有一个“面向农村”了。这倒是应了那句顺口溜：“六年扔，九年还，十二年白搭钱”。

      回到家中，一时顿感失魂落魄。于是就借了一辆自行车去好朋友金凤龙家串门儿。凤龙是我小学同学，长我3、4岁，由于生病而辍学，当时在县城郊管理一个磨米坊。满头满身都是糠灰的凤龙将我带到家中，我就按朝鲜族的规矩，盘上腿坐在炕上向他诉说着毕业的烦恼。傍晚，阿妈妮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我们又喝了一些白酒。有了这杯酒垫底，第二天我就去生产队的粪堆上抡大镐了。

      说起来我从八岁上山打柴、十一岁到生产队当“半拉子”，自家的自留地、“小片荒”上也撒过好多的汗水，陆陆续续地也干过好多年的农活了。无奈我身单力薄，并不是一个好庄稼人。农村有几项较劲的活计，诸如脱坯、刨揸子、扛一袋子粮食走跳板等，现在想来还是腿软。就是铲地、割地这种上趟子的活计，我也是常常被拉在后面。幸亏家族大、哥们多，常常是二哥印明、亲哥兴洲、五哥民吉等人到了地头便过来接应。农村的劳动强度很大，劳作的时间也很长，春耕时，凌晨三点多钟就顶着星光下地了，七点钟回家吃早饭，八点开始第二轮劳作；十一点吃午饭，休息一个半小时就上工，直到晚上天黑为止。有一次初春夜战刨苞米揸子，那时大地已经开化，到傍晚又结上一层薄冰，地面上人行无碍。这个活要求一镐下去就得掀起一颗苞米揸子，而且行进的速度又要很快。二个小时下来，大汗淋漓，棉袄棉裤都浸湿了。那个时候我常想到的一句话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惭愧呀！

       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还有哥们儿帮忙，但精神上的失落却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翻开泛黄的日记本，在这一年里多次记录下我的惆怅与苦闷以及愤世嫉俗。偶尔也有豪言壮语，实打实地说，那些吆喝是给自己壮胆用的。

     1972年6月6日写道：“招生不要72届高中毕业生这个消息象盆凉水熄灭了我那旺盛的复习热情。使自己陷于极大的苦闷之中。也深深地恨自己无后门、'不明白'。因而这几天我在过着木偶般的精神生活，呆呵呵地，惘然若失呀......”

      8月20日写道：“掷地作声的是真金，落地即逝的是雪花，二者就是如此的不同！”

       8月24日写道：“我还能说什么呢？即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只好用看书读诗来消愁解闷了。”

      10月18日写道：“路应该自己走，不能让别人背着走，靠老子而闲逸、飞黄腾达，尽管是喜滋滋的，但也是无聊空虚！这是我无能的阿Q精神自胜！”

       10月23 日写道：“旧芽重萌，嘴里又起了泡，这是第七次了。如今方领教人生不易！在生活中有工作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苦恼，有光有热有声有兴奋，也有消沉。”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最大的苦闷来自于看不到希望与前途。“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有一条路似乎漏出一丝丝光亮，那就是好好干，获得推荐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学。不过一个公社一年也拿不到5个名额，想上学至少也得有个当大队书记的爹。我的两个小学同学在一次推荐中“撞车”，一位同学的老爸是大队书记，另一位的舅舅是县委组织部长，挣到最后两人同归于尽，谁也没能上学。公社领导无法平衡，索性就一起砍掉了。在没有背景和靠山的情况下，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文化课考试上了，在教育回潮的大环境下，1973年被推荐上学的候选人要参加文化考试。只可惜这次回潮只持续到1973年7月。7月19日《辽宁日报》刊登《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有人用“白卷先生”张铁生这块石头把考试上大学这条路堵上了。 敢问路在何方？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千古励志名言呀！落在我身上却变成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尽管我也常常吟咏“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类充满自信的诗句为自己打气鼓劲，但内心还是充满着迷茫和自卑，我不知出路在那里。也许“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我一生的归宿！不过那个年代养两头猪还可以，自家养牛是断断不行的；生孩子倒是可以要两三个，彼时还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八月的一个早上，数百人涌在关家屯附近的公路上向农田基本建设工地进发。一辆自行车慢慢悠悠地穿梭于人群之间，我突然发现来人是宋卓敏同学。东北姑娘大都是豪放大气，可宋卓敏却是个例外，她更像江南纤秀女孩儿；举止优雅，在东北农村女孩儿中十分罕见，即使是“五七战士”的子女也难以匹敌！她走路步伐轻盈，倘若是披挂上拽地长裙，则行走有如漂移。当时她的密友是赵志红，二人同出同进、形影不离；一个剔透玲珑，一个宁静典雅，都是我们班的好学生。有一次在语文课堂上，鲁老师特别点名让宋卓敏读“流水淙淙”，并称赞她的发音标准。当时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有一个漂亮的女特务与宋卓敏长得十分相像。或许社会主义电影的模式是相同的，银屏上的美女都是特务，刘晓棠扮演的阿兰就给一代人留下烙印。有一次在学校开荒的劳动中，恩善同学笑嘻嘻地告诉宋卓敏，大家背地里都说她象南朝鲜的女特务。但见她羞愧得满面绯红，双目低垂，喃喃道：“是我的人长得象她还是我的思想象呢？” 尽管宋卓敏的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由于她的“家庭成份”高，所以自然十分敏感。倘若说她长得象方海珍，也许她就会喜形于色，那年月人们都想向“高大全”靠近。自从高一毕业后就一直没有见到过她。破帽遮颜、漏船载酒， 除了手中那把明晃晃的铁锹外，我身上再无亮点了，自惭形秽呀！在大庭广众之下，我羞于与其打招呼，只有默默地注视她渐行渐远的背影。一声轻轻的叹息：“美人如花隔云端。”

    在失魂落魄的日子里，友情给我安慰和希望。

    记得春天时我赶着一头老牛压地，恰好遇到十七中的植树队伍。我的初中班主任王淑琴老师坐在地头和我聊了20多分钟，给予很多的鼓励。王老师的一句告诫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得起官就行得起礼！”翻译成时下语言就是别怕担责任，“上面要抹平，下面要扫平。”当时我哑然失笑，大队团支部书记也算个官吗？不过后来形势的发展出人意料，我差点儿由此发迹。

    记得八月份的一天傍晚，我扛着铁锹无精打采地从农田基本建设工地收工回家，突然迎头开过来的一辆卡车一个急刹车就停了下来，这着实吓我一跳！顷刻，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跑过来。我回头一看，啊！是宝子---我的四中同学王贵忠。宝子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擅长短跑、滑冰和篮球。他爸爸在县粮食局开车，在校就时不常地也让宝子捅咕汽车，毕业后他被安排到粮库开车，那年月开车可是个美差事。宝子嘻嘻哈哈地和我聊了一会儿，这短短的嘘寒问暖令我感到激动和温暖。人在难处收获的友情必将终生难忘。2006年和几位中学同学小聚，我旧事重提并向业已成为小宝宝的爷爷的宝子表示感谢，他却压根儿无从记起了。

    振生、忠祥、成烈和喜林是我的莫逆之交。每次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从73年开始我们都会在大年初一有一次聚会，通常是在振生家、成烈家或我家喝酒聊天。我们虽然没有畅谈远大的革命理想，但也是相互鼓励，励志的话还是不少的。尤其和忠祥话题要更多一些，颇有惺惺惜惺惺的味道。这项活动断断续续地搞了八、九年，而且在这段时间中大家的境遇都有了巨大的改观。如今寓居海外，每逢春节常常想起当年和年轻伙伴们一起推杯换盏的场景。少年同游，贫贱之交，弥足珍贵呀！

    有出息的人一直向前看，没出息的人常常向后看，我属于后者。回忆陈年旧事，偶尔也会有所感悟。现将1979年7月25日的日记作为文章的结尾吧。

   “火气大了冷静下来想 — 气大智必昏；

     势头猛了退一步想 — 势大难律己；

     条件好了往坏处想 — 居安常思危；

     登山高了往起步时想 — 位高易忘本。”

              2014年2月于哥伦比亚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