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陈云同志：

  我们曾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成员。现在想向您反映在整党中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老红卫兵”的一些想法。

   所谓“老红卫兵”，是指一九六六年夏季一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当时“左”的路线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又于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的中、后期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  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  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  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反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老红卫兵”有没有缺点错误？有。首先，他们一般是学校中最早起来批判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个大方向就错了。其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末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整个“文革”期间，贯穿着党的各级老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老红卫兵”是站在前者一边，而为后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学生中的“西纠”“东纠”，大学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总理和党政军老干部极力支持、引导，用以控制局势、保护老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如保卫国家机关、保护档案、反对过火行为等）的组织。“联动”更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们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后都被中央文革压垮或镇压，打成“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和迫害，林彪、“四人帮”还通过追查他们的“后台”来整老干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那时起，“老红卫兵”作为组织不复存在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长期受着压抑，在诸如反“十二月黑风”、“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文革”的关键时刻，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  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派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夺权斗争，砸机关、抢档案、打派仗，制造武斗，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对老干部搞“专案”和进行所谓“群众专政”，围困中南海，组织批斗中央领导同志的各种联络站和大会，窃取、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等（当然，对这些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应根据党的政策和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区别对待）。两相比较，“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组织及骨干，与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活动、组织及其骨干，在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红卫兵”说成是“造反派”，势必把水搅浑，转移人们对“三种人”的视线。

   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  时间很短暂（个把月左右），我们认为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这不能与“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我们理解，所谓“三种人”，无论其中哪一种（包括打、砸、抢分子），都是以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为目的，都首先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少数人由于年幼无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并不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列入“三种人”问题，实际上就模糊了“三种人”的政治性。

   “老红卫兵”和“三种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现在大多三、四十岁。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大意）。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做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以上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

   此致  敬礼

   不知当否，恳请指示。

   国家经委干部、共产党员  孔丹

   冶金部干部、共产党员  董志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