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向來自視甚高，自命為時代先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但是如果仔細算一下帳，知識分子所起的作用可以說好壞參半。這裡只說壞的方面，主要表現在，要麼頑固保守，阻礙社會進步；要麼非常激進，把社會帶往錯誤的方向。
總的來說，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群體在政治上比較左傾，五四之後，更是以左為時髦。當時的知識分子大都懷抱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遠大理想。他們的政治理想追求大致可分為三類：信仰三民主義者，信仰社會主義者，信仰國家主義者。五四新文化運動基本上是一個知識分子運動，他們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反思、選擇之後，都認為中國必須全面西化，請來德先生和賽先生改造中國。這本來是條正道，可是不少知識分子走出去後，卻請來了西方社會學理論中最糟糕的部分–馬列主義，暴力革命加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的 “幽靈” 在它的發源地歐洲未能找到寄居的軀殼，但卻在遙遠的東方古老的中國大行其道，惑亂中國人長達一個世紀之久，到現在還陰魂不散。
前不久德孤博寫了一篇文章《陳獨秀最大的罪過：創立中國共產黨》；最近又有人進一步分析，認為作為北大教授的陳獨秀嫖妓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我認為，把問題歸結到陳獨秀一人頭上不符合歷史真實，陳獨秀嫖不嫖妓中共都可能成立，而陳獨秀的錯誤也不能算是他一個人的錯誤，而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錯誤。當時各種“主義”泛濫，胡適、錢玄同、李大釗等都很激進，而激進主義是時髦，進步的象徵。後來胡適等人有所反省，呼籲知識分子“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但為時已晚，共產主義大潮泥沙俱下，砸碎了傳統文化，蹂躪了中國，直到今天。
中國共產黨是由知識分子創立的，黨的幾任領袖也是由知識分子充當的。知識分子從政純屬誤入歧途，瞿秋白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瞿秋白從小就立志要“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1920年，20歲的瞿秋白以《晨報》記者身份訪問了蘇聯。蘇聯方面對這位來自東方的“朝聖者”很重視，安排他參觀考察大革命後的“成果”，甚至安排他在克里姆林宮接受列寧的接見。瞿秋白在蘇聯親眼目睹了大革命後出現的經濟困難和社會矛盾，但當他把這些問題納入到階級鬥爭學說範疇之中時，似乎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他把蘇聯初期的問題歸咎於戰亂和立憲民主黨人的搗亂，因此不僅沒有能看出蘇聯體制上存在的問題，反而認為俄國之路正是他要尋找的那條“光明的路”，並熱情地向同胞推介，寫下了《俄鄉紀行》和《赤都心史》。
1921年9月，瞿秋白受聘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任教，從此捲入了政治漩渦。但瞿秋白畢竟只是一介書生，不是職業革命家，他在《多餘的話》中痛苦地承認，自己介入政治，尤其是成為中共領袖是“歷史的誤會”。他曾在給魯迅的信中署名“犬耕”，並解釋說：以犬代牛耕田，力所不及，勉強從事自己不熟悉、不感興趣的政治，還當了個黨的領袖，不過就是鬧了一出“捉了老鴉在樹上做窠”的鬧劇而已，而他反感演戲：“每天盼望着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床上去極疲乏地念着：‘回“家”去罷，回“家”去罷。’”
可是，瞿秋白並未能“回家”，反而在政治泥潭中越陷越深。在八七會議上當上總書記後，在共產國際指使下，他奉行左傾冒險主義，宣稱中國革命是所謂“無間斷的性質”，“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轉直下的進入社會主義道路”。於是先後發動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以及秋收起義。1927年，他親自擔任兩湖秋收暴動的總指揮，提出“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的口號，製造紅色恐怖。
瞿秋白說自己只不過是一位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只懂得一大堆抽象名詞，“婆婆媽媽”，“優柔寡斷”，“殺一隻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怯懦書生，“不但不足以鍛煉成布爾什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因為“無產階級意識在我的內心裡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這樣一位文弱書生竟能提出殺氣騰騰的口號，並組織武裝暴動，真是不可思議。
瞿秋白很快就嘗到政治絞肉機的殘酷，接連遭受博古、王明發動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政治上失意之後，瞿秋白又回到了文人之中，如魚得水，有一段時間住在魯迅家裡，寫了一批優美的散文，用魯迅筆名發表。為幫助經濟困難的瞿秋白，魯迅不惜賣掉了《二心集》的版權。
可是，瞿秋白是已經上了船的人，再想擺脫已是不可能的了。不久，他便接到了中央指示，要求他前往蘇區擔任人民教育委員。長征時，正患肺病的瞿秋白被博古等人遺棄在江西。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臨刑前在福建汀州獄中寫下絕命書《多餘的話》，說“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他反省了自己捲入政治的教訓，承認自己本質上還是文人，實在不具備擔任政治領袖的資質，卻被陰差陽錯推上了政治舞台，犯了嚴重錯誤，並說自己是一個“二元人物”，即在對待“革命”的態度上，他已經“不革命”了，但也不會反革命；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自己曾從無政府主義角度接受過馬克思主義，難免摻雜有機會主義，而自己早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上，自己本來就不配做領袖，連做黨員也不夠格，在受到批判之後，自己政治上已經死滅，應該被認為是“叛徒的一種”；在階級意識上，自己始終不能夠克服“紳士意識”，“究竟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有人認為，瞿秋白在這裡試圖把自己描寫成一個脫離了政治和階級的人，目的是求生。毛澤東則認為，瞿秋白和李秀成一樣，投降了，變節了。我認為，這是瞿秋白真實的內心自白，它說明瞿秋白仍然是一個幼稚的文人，雖然組織上入了黨，但思想上並沒有入黨。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既然他在思想上沒有入黨或者已經“離開”了，當然也就不存在叛徒問題。
瞿秋白的悲劇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代表。他們無不懷着理想投身於救國救民的大業，自認為最了解歷史大勢，為中國找到了一條最合適的發展道路。可是，後來的發展卻遠離他們的初衷，而最後他們自己也成了最尷尬的一群人，成了被改造被專政的對象，戰戰兢兢，手足無措、動輒得咎、被人鄙視。
文人不是不可以從政，但要看從政的是什麼樣的文人。文人有兩種，一種是瞿秋白這樣的性格懦弱且書生氣十足的文人，另一種是毛澤東那樣的精通厚黑騙術的流氓文人。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前者總是悲劇，而後者總能成功。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國民黨軍槍決於福建長汀。刑前寫出絕筆詩《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 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萬緣空。” 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大舞台上，這樣的“伶俜”何其多？悲劇何其多？戲演完了，一切都是虛空。在中共幾任知識份子總書記中，只有瞿秋白有這樣的覺悟。
如今，環顧全球，共產主義大幕徐徐降下，在蘇東波，舞台早已拆除，演員們紛紛卸裝，恢復其本來面目。而在中國，仍有那麼幾個小丑為了幾文小錢，盛裝濃彩，演得起勁，不時大聲吆喝幾聲，嚇人一跳。可惜，今非昔比，看熱鬧者眾，但應者寥寥，快到曲終人散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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