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我脑子里常云绕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粗想起来似乎也简单，但仔细思考却发现越想问题越大，甚至大到了觉得说出来就犯了某些禁忌的程度。因此，犹豫了许多年，2011年才动笔写，而从那以来初稿写完已经三年多过去了，又犹豫可不可以贴出来。我是抱着纯学术的兴趣来探讨这些问题的，不希望卷入任何的政治。现在贴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只是从学术的角度来探讨。

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员不可以既是共产党员，又可以有其他宗教信仰，而世界上其他的政党一般都可以呢？就像中国的国民党，孙中山、晚年的蒋介石、李登辉等都可以同时是基督徒。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党员，更是可以有同一个宗教信仰。

而且，问题还不是单方面的。美国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和多党政治，而且似乎也是世界上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国家之一。但即使如此，仍不难觉察到大概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原因，它对共产主义似乎有种本能的抵触。不仅曾同苏联长期冷战，上世纪五十年代甚至针对国内的共产党活动还搞出了麦卡锡主义。而现在，互联网上常说美国在联合印度围堵中国。我常想，美国为什么不反过来联合中国围堵印度呢？若是从历史考虑，二战危难时中国不是更紧密地同美国站在一起吗？若是从对未来强权的担心，西方不是也常预测印度未来的发展比中国更看好吗？若从国际政治考虑，印度不是比中国常同俄罗斯的关系更密切吗？看来，美国若真是在围堵中国，真正的理由可能仍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抵触。

我们知道，共产党认为传统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但问题是它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认为呢？为什么它本是一个政治团体，却一定要反传统宗教呢？

一、共产党创始人与传统宗教没有个人怨仇

现在讨论中国反右、文革、将知识分子划为臭老九等问题时，常认为毛泽东曾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受了那些自认为更有学识的教授、正规学生等的歧视，因此掌权后有种对知识分子的报复心理。心理学上也常认为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可能会或明显地或潜意识地影响他的思想。但当我们查阅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个人生活经历时，我们还是很难找到他们与传统宗教之间的任何个人怨恨。

事实上，马克思的父母是基督徒，不仅一直对他有很好的关爱，也努力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引导他认识神。而青年时的马克思，至少在17岁时的高中考试和作文中，也对宗教、基督、上帝充满了赞美。这些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找到证据（第40卷，第820-832页）。而恩格斯的父亲是教会学校的校长，一度也是教会负责人[1]。恩格斯青年时给友人的信也称“上帝的精神替我作证，我是上帝的孩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06页）。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尽管青少年时期的宗教教育与信仰没有马克思、恩格斯那么深，但后来的生活仍与宗教有过相遇，而这些相遇应该给他留下的是正面印象。杨开慧遇害后，在上海收养毛岸英和毛岸青的，是一位牧师[2]。贺子珍的父亲想送她上学时，中国人自己的私塾当时还坚持男尊女卑不收女生，她不得不选择就读外国传教士办的永新福音堂小学。后来她在苏联在被送进精神病院和因苏德战争陷于经济困难时，也是她曾在教会学校学习的针织技术使她有可赖以换取食物的一技之长。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是“基督医生”傅连璋接生。1929年毛泽东吐血不止，也是傅连璋救活了他[3]。

傅连暲出生贫苦家庭，从小随父母加入了基督教会并在教会人员资助下入读教会学校。1916年自汀州福音医院附设的“亚盛顿医馆”毕业后在该医院当医生。汀州福音医院和附属学校是1903年英国伦敦基督教会的亚盛顿爵士以个人名义给汀州中华基督教伦敦会捐款25万英镑作基金创立的[24]。1925年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传教士担心安全撤回英国，傅连暲代理英国教会管理医院，成为院长。本着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的教义，他对病人是来者不拒［４］，1927年南昌起义时曾接受陈赓等300名受伤官兵。1933年傅连暲参加红军，汀州福音医院迁至瑞金改建为中央红色医院，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据互动百科，1928年8月，周恩来争取傅连璋时还花了一整天时间给他讲共产党是赞成宗教自由的［5，6］。1933年医院更名接受共产党领导时，据说毛泽东还是用建议的口吻对他说“现在汀州已经是比较巩固的苏区，英国教会也利用不上了…”[4]。

中国大陆人多十分熟悉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白求恩的援华医疗队共三人。任护士和翻译的琼-尤恩女士，曾于1933-1937年在中国做传教士，身份是护士，同白求恩来华时是刚回加拿大[7、8、9、10]。另一位是美国人，叫帕尔森斯（帕森斯）。他抵达中国后留在了武汉[8]，我们今天能查到的有关他的资料十分少。后来，还有一位叫理查德-布朗医生（Dr. Richard Brown）利用自己的休假时间，也同白求恩在延安和晋察冀边区工作了一年。而他是加拿大圣公会派在河南的传教士[8]。

至于白求恩本人，我们现在读白求恩的好友泰德.阿兰同与白求恩有过一面之交的塞德奈.戈登合著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11]，知道白求恩的父亲是牧师，母亲婚前是传教士，家庭对他的影响巨大，用白求恩自己的话说是：“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7]。他在抵达汉口等待去延安的时间里，就同尤恩一起在汉阳的一家基督教长老会医院工作[12]。现在白求恩在加拿大格雷文科恩的故居是当地基督教会为牧师盖的住所，1971年加拿大政府购买改为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当时是写给正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的战士和革命者看的，只说白求恩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尤其是共产党十分强调家庭出身和个人政治背景，毛泽东不可能对白求恩团队和家庭的基督教及传教士背景没有了解。

其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方面，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在上海搜杀共产党人，周恩来由上海潜到武汉，就多日留居在汉口鄱阳街的吴德施主教家里。不久，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全城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又是吴德施主教利用教职身份冒险帮助周恩来离开武汉去南昌。半个月之后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了南昌起义[13]。而朱德至少在抗战时期也同传教士有良好的互动[14]。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可以肯定，共产党对传统宗教的反对完全是源自共产主义信仰，与个人怨仇无关。

二、宗教分类：无神论，一神论、多神论？

几年前参加一位牧师的主日学课程，讨论宗教的分类时提到西方宗教研究常见的分类之一是按敬拜对象而将宗教归为：无神论、一神论、多神论三大类。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分类。我以前熟悉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按宗教历史形态与发展状况而划分的：原始宗教、国家宗教、民间宗教和世界宗教。这也是我们中国大陆学者至今仍普遍采用的分类方法[15，16，17]。即使要按敬拜对象分类，我们中国学者也常是将宗教归为：一神论、多神论、和二神论，而将无神论排除在宗教之外[16]。听到牧师将无神论也归为宗教的一类时，我的第一个感受是震惊。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宗教都具有排他性，就很自然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党反对其他宗教。

这位牧师是英国人，没有经历过任何共产党国家政治运动的苦难，极少讲公开批评共产党的话，我和其他来自中国大陆的听众觉得他的这个讲法一定是基于学术上的理由，因此我们的提问也都集中在为什么将无神论归为宗教的理由上。他的回答大致是，与对神存在与否持不可知论的态度不同，无神论者是宣称相信无神的，就像有神论者相信有神一样。但科学既不能证明无神存在，也不能证明有神存在，因此，无论是相信无神还是相信有神，都必须凭信心去接受。

我从小接受的共产主义教育是说科学已经证明了没有神，无神论是科学的。最大的根据就是劳动创造了人，而不是神创造了人。而劳动创造了人的科学依据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我是学科学的，明白达尔文的进化论还仍是科学假说。从达尔文至今科学发现的所有“进化”证据仍是发生在物种内部的进化，即微观演化（micro-evolution）。科学确实还没有找到跨越物种的宏观进化（macro-evolution）证据。就像人，我们知道白人因曾长期生活在偏寒凉的地区，慢慢变得比黑人和黄种人更白，更不怕冷一些，更怕热一些。但如果要说人是从猿猴变来的，尽管我们中学时的课本上在猿和直立人之间还画了一系列慢慢直立起来的“人”，但至今我们没有找到这些“人”的任何化石依据。为了解释这种找不到宏观进化证据的困局，有人又提出了的突变论假说。此外，进化论也还有其他科学上的困难。如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存在矛盾，人的思想和良知是如何进化来的等问题。这些方面在海外有许多书籍已有很详细的讨论[18，19，20]。

当仔细去了解无神论时，我发现它实际上也很复杂，种类也很繁多，共产主义只是无神论的一种。甚至一些传统宗教也有无神论的宗派，如印度教。而佛教也否定有人格创造主概念的神。这些在互联网维基百科“无神论”条目下就不难看到。所以，无论从分类原则来看，还是从传统宗教也可以包含无神论宗派的现实来看，认为无神论就是科学真理，确实有些问题。

但在现实中，仅凭一个人宣称他相信没有神，就认定他有了某种信仰，可能也不一定。我们中国人中，我想可能就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实际上只是因为从小的书本教育就是那么教的，自己并没有去做思考和抉择，因此，谈不上是信仰。我觉得即使无神论有可能归为宗教的一类，也还不足以说明共产主义信仰就一定具有宗教性，还要看它有没有宗教的形式和内涵。这引起了我进一步将共产主义与其他宗教，尤其与是基督教进行比较的兴趣。

三、共产主义与基督教信仰形式上的相似性

我先将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和党员信仰生活的基本特征同基督教进行了对比。对比结果如表一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几乎基督教组织与基督徒生活所有重要的方面，共产主义信仰中都有其相对应的部分。这有时甚至包括一些很小的细节。如《圣经》中耶稣说“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共产党生活原则里则是三个人就可以组成党小组。这些相似性让人感到共产主义创始人在确立共产党组织形式和党员信仰生活形式时，或有意参考了基督教，或因为对基督教十分熟悉而潜意识地以基督教作为了参照。

表一、 共产党与基督徒组织形式与信仰生活特征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