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饞師五代-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這一點，對於有民主傳統的人、民族和國家來說，不是問題；但是，在專制國家，就遇到了一種似是而非的誘惑——當權者認為，我大權在握，要風有風，要雨有雨，誰能奈我幾何？從這個邏輯出發，當權者認為，民主制度是把權力分割並讓渡給人民的一種賞賜，是給人民好處，對他來說，是賠本的，不合算的。歷史上的皇帝，大概是這麼想的；現在，也有不少人持類似觀點。

果真如此嗎？恰恰相反。

中國是一個有專制歷史的國家。在這個龐大的帝國中，毫無疑問，皇帝是至高無上的，他擁有任何人都無可置疑和不能挑戰的權威。可是，不需要更多舉例，我們也知道，皇帝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職業——紫禁城內的天子，每一天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為什麼？因為，他手裡有一把鋒利無比、生殺肆意的寶劍。每一個人都敬畏他的寶劍，每一個人都想取而代之。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一個最強權的人，卻最需要保護。

統計顯示，中國皇帝的平均壽命，比“當牛做馬”的老百姓都短。歷代皇帝有確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這209人，平均壽命僅為39.2歲。孔夫子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可是，大多數的中國皇帝是“四十不活”。其中，一個非常主要的原因是非正常死亡——中國歷代，包括江山一統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於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終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為44%，遠高於其他社會群體。

皇帝大權獨攬，卻不是什麼好事，可是，大多數皇帝執迷不悟，或者，醒悟的時候，已經晚了。崇禎是其中的一個——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和農民起義軍攻破北京城，直逼紫禁城。崇禎帝自覺大勢已去，下了最後一道聖旨，讓后妃全部自盡。此時，長平公主只有16歲，她不願意就這樣死去，拉着崇禎的衣服，淚流滿面地哀求自己的父親給自己一條生路。崇禎根本不顧這些，揮劍而去，一邊砍一邊說：你為什麼生在帝王家？

崇禎後悔了，後悔自己的女兒生在帝王家，可是，他的覺悟並不高，認識並不深刻。她只怪自己的女兒，卻不怪自己是一個專制的君主。當然，真正的原因也不在他身上，而是因為萬惡的集權制度。生活在一個摧殘人性、壓制自由的社會裡，任何一個人都難以“獨善其身”。皇帝，需要時刻防備宮廷的傾軋、大臣的欺瞞，尤其是民眾的積怨如決堤之水；人民，要時刻提防皇權如泰山壓頂，頃刻間毀掉“小民”的正常生活和生命；特權階層更不能置身界外——他們的危機是雙重的，一方面，皇權在上，不得違抗，不得稍有閃失；另一方面，民意難測，民間蘊藏的“火藥”始終在尋找爆發的突破口。

最倒霉的要數明朝的官員——朱元璋是一個農民，無知、蠻橫、殘酷，外加十分小氣。他對待自己的大臣，就如對待牛馬。歷史上，薪俸最低的就是明朝的官員。錢少，平平安安也行啊，可在大明朝氣焰囂張的專權下，大臣動輒得咎，並隨時面臨殺身之禍。那時，每一天天不亮，大臣們就要趕往午門上朝，臨行，大臣要和家人訣別；此一去，就不知道能不能再回還。晚上，要是能安全到家，全家人則揮淚相慶。

毛澤東治下的特權階層，感覺如何呢？是不是有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感受呢？有一個歷史細節，可供參考。

任仲夷是老革命，也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中國改革潮流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成為政壇中的重量級人物的時候，毛澤東已經去世了，可是，其餘威尚在。“官場”之兇險，在他的一次談話中無意泄漏了出來。1985年9月，任仲夷在大連休假。這時，他已從廣東省委書記的任上退下來。一天，當地的領導同志去看望這位老前輩。任仲夷說：“我終於安全着陸了。你們能否安全，就看你們自己了。”

一個身居要職的人，一個對革命有過重大貢獻的人，把自己的政治生涯看作一次充滿風險的“飛行”，安全着陸視為萬幸。這一點，和明朝的官員，何其相似啊。“回家”和“着陸”，一個在大明，一個在20世紀80年代，“五十步”可以“笑百步”嗎？

所以，比較起來，反倒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民，有一種與世無爭的安全。或者說，在帝制龐大的權力結構中，人民失去的僅僅是有限的自由；而皇帝及其“走狗”，失去的可能是無限的生命。孰輕孰重，不言而喻。由此，民主制度的最大受惠者，不是人民，不是下層民眾，而是最高當權者以及為維持極權而存在的龐大的官僚體系——當手持屠刀者放下手中的利器，他也就獲得了永遠的安全。

與人方便，自己方便；與人安全，自己安全——民主就是這樣一種制度，它給了全社會中的每一個人以最大的尊重，也使每一個人獲得了最大的安全。專制制度，則完全相反。民主的好處，人人有份，人人相等；專制的惡行，沒有任何人可以倖免，而以皇帝及其附庸所受危害為大為烈為慘。

2008年11月4日，於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