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由搜狐公司治理的案例嘗試駕馭資本階級”[1]一文中提到：“資本階級對中國的統治已經到了失控的邊緣，誰來‘駕馭’中國的資本階級呢？”

經過幾年準備，2014年6月17日，我“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在搜狐的2014年股東會議上宣讀我的提案（第4號）[2]，要求董事會主席獨立。我指出：靠1989年天安門悲劇上台的江澤民拋出“三個代表”論以來，中國社會缺乏獨立的監督機制，由創始人兼CEO、President總裁、Chairman董事會主席，令人擔憂，也不符合國際趨勢，並引用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發布的企業社會責任調查結果“D: concerned令人擔憂, need improvement需要改進”，敦促搜狐改進公司治理。[3]會議除了我和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的代表（股東）、只有遲到的唯一董事（CEO兼President兼Chairman）和公司的幾個高管參加。正式會議結束後，我提議按照美國的慣例，由董事會介紹公司的業務現狀和展望。CEO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還能夠流利地講解公司的四個業務方向，多少打消了股東對公司業務方面的擔憂。我最後表示會繼續持有搜狐股份，保有每年提交提案的權利，同時也指出公司應該改進在交流方面的缺欠，那樣的話，我也願意配合公司，不一定非要正式通過公司的波士頓律師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而直接、建設性地、有效地溝通，改進公司的治理，他們也同意如此。正如中國的“不打不成交”古話，美國的No fight, no right經驗，我要進一步補充：No fight, no respect。

2013年5月23日的高盛股東人權提案[4]揭開了紀念“六四”24周年的序幕，得到多於四分之一股東贊成的2014年6月20日搜狐股東提案[5]意味着對25年前靠天安門悲劇上台、推行“三個代表”垃圾論的江澤民國家資本主義路線的判決。在中國轉型的巨變中，以搜狐公司治理的嘗試，提出了改進中國的social order(社會秩序與規範)的一條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