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育賢強姦案

受害者應得到什麼教訓

“什麼事情只要跟‘民運分子’沾上關係，就說不清楚了。”一位華僑深有感觸地說。他告誡周圍人，尤其是女性，儘量不要與海外的“民運分子”打交道，以免有理說不清，吃啞巴虧。

“民運分子”借錢不還，不履行合約，或者強暴你（或姦污你的妻女）……總之，一旦發生什麼糾葛，你都聲張不得，否則，他們會抨擊你“破壞民主事業”，故意 “幫共產黨的忙”。他們甚至會向移民局、聯邦調查局寫密函，誣稱你是“中共特務”，要求取消你的居留、工作、上學、開業或入籍的申請資格，查封你的銀行存款，監視你的行蹤，竊聽你的電話，並儘早遣送回國。這絕非危言聳聽！

以轟動一時的倪育賢案為例，華人同胞當引以為誡。

年逾花甲的“海外民運工作會議”主持人之一、“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倪育賢，因為涉嫌對兩名華裔少女進行“強暴”、“性侵犯”、“強迫觸摸”等罪行，遭到紐約警察局的拘捕和檢察院的起訴，引起社會公憤。然而，倪育賢卻拋出所謂的“陰謀論”，欲將自己的刑事案件作“政治化”處理，來轉移輿論關注的焦點，同時伺機對受害人和舉報者進行抹黑和報復，其手段極其卑劣。

倪育賢在接受“多維新聞社”記者呂賢修的採訪時，一再聲稱自己是被“誣陷”的，並說“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陰謀，幕後有黑手”。至於背後的“黑手”是誰？他則強調說是“共產黨的同謀”。（詳見《多維時報》2005年9月30日《涉嫌性侵犯兩名華裔少女 倪育賢：我是被誣陷的》）

倪育賢在接受《明報》駐紐約記者的採訪時，卻又聲稱自己因領導“獨立民運”，不恥於台獨勢力的“貴族民運”為伍，所以受到多方壓制。接着又吹噓自己“為民主事業奮鬥四十多年，多次面臨失去生命自由的威脅。也因積極從事民運，被中共視為眼中釘。”（詳見《明報》紐約版2005年9月30日《倪育賢：楊國君為錢亂咬》）

倪育賢究竟是什麼人？他是共產黨的“眼中釘”嗎？

七十年代末，倪育賢曾經因為在上海張貼過反對“四人幫”極左路線及發泄對社會不滿情緒的大字報，以表達對共產黨的“第二種忠誠”，而被當局關押在看守所里達數月，後來宣布“平反”。此外，他在中國沒有參加過其他任何“民主運動”。1986年倪育賢移民到美國定居，獲“政治庇護”。1989年他參加王炳章、林樵清等人組建的“中國自由民主黨”，不久便在黨內搞分裂破壞活動，退黨後又另行成立“中國自由民主黨”，自任“主席”，被人譏笑為“一人黨”。倪育賢利用海外華人對於“六四事件”的同情，抱着“募捐箱”四處騙錢，並將十多萬美元捐款盜為己有，偷偷在紐約長島購置豪宅。事件被《世界日報》曝光後輿論譁然，從此海外華人不再向“民運分子”捐款。此後，倪育賢熱衷於在“民運”內部挑動內鬥，詆毀眾多“民運領袖”。為了討好台灣李登輝當局，他還大肆鼓吹“兩國論”，叫囂要破除“一個中國”的神話。

倪育賢在美國沒有正當職業，從來不打工，台灣情報機關撥發的“活動津貼”是他固定的收入來源。此外，他還把一些偷渡者拉入“中國自由民主黨”，為他們出具申請“政治庇護”的證明材料，以此索取五千至八千美元的報酬。如果那些偷渡者請他到移民法庭作證，每次需付給他五百至一千美元。倪育賢經常把他的那些“政治庇護”客戶帶到“海外民運”的集會中，安排發言和拍照，作為向移民法庭提供的備案材料，每次收取客戶三百至五百美元。此外，嫖娼是倪育賢的一大嗜好。雖然他已有妻室，卻嫌妻子長相差，不願與之同床，結婚至今未有兒女。他與薛偉的姘婦張菁一向關係曖昧，並與魏泉寶的妻子金雪珍通姦。

如此看來，倪育賢是一個品行惡劣、寡廉鮮恥、信口雌黃的小人，十足的社會渣滓。在任何國家裡，這種人都該呆在監獄裡，以免危害社會。他們醜惡的政治表演，實際上已成為一部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兩名遭受倪育賢性侵犯的華裔少女的父親楊國君，原是倪育賢的“政治庇護”客戶之一，經營小本買賣和長途販運貨物，被倪育賢拉入“中國自由民主黨”。楊國君向《明報》指出，倪育賢是個“政治流氓加生活流氓”。據悉，楊國君與倪育賢交往五年來，被騙錢財逾三萬美元，最後連自己的兩個未成年女兒也被倪育賢糟蹋了，所以他決定訴諸公堂，將這頭色狼繩之以法。

許多海外華人偷渡或移居國外之後，困於無法獲得當地的合法居留身份，無奈之下只好改尋“政治庇護”途徑，結果不慎落入一些“民運分子”設下的騙局和陷阱之中，有的人象楊國君那樣，落得人財兩空。據悉，有些非法滯留外國的華裔女子為了獲得“政治庇護”待遇，而不幸被“民運分子”姦污。美國新澤西州一名女性保險經紀人透露，她就曾遭遇這樣可拍的經歷，在為“民運分子”當打字員期間遭到性侵犯。她說：“當時我無論如何也不敢報案，因為我知道自己可能會因此被移民局遣送回國，而且，‘民運分子’還會反過來誣衊我是‘中共特務’。現在我總算熬出頭了，自從有了‘政治庇護’身份，我便完全擺脫了他們，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和丈夫、女兒愉快地生活。”她還算幸運的。

“民運分子”經常會向你吹噓自己如何了不得，是什麼“主席”、“會長”、“社長”、“未來中國領袖”等等，其實這些罩在他們身上的“光環”全都是假的，一文不值，經不起刨根問底。實際上他們什麼都不是。“領袖”沒有隨從，還“領袖”個屁。他們不上學、不考試、也沒有任何學術上的建樹，光寫一些謾罵中國的短文，而且都是抄來抄去，也算“博士”、“訪問學者”、“研究員”？如果台灣不花錢，他們靠什麼活？憑什麼混？有誰聽他們、信他們？他們年年都說中國“三年後大亂”、“五年後崩潰”，可是，“三年”、“五年”早過了，咋不見中國垮台完蛋，反而越來越強大？

有些“民運分子”實際上過去在中國跟政治沾不上邊，坐牢是因為刑事犯罪。比如，《北京之春》的經理薛偉，以前因為犯強姦罪，在四川判刑十年；“勞改基金會”主席吳弘達，曾經因為猥褻女生、盜竊、偷渡，兩次被收容勞動教養，後“留場就業”。他們出國後卻都謊稱自己因為“反共”，被打成“反革命”，搖身一變給台灣當間諜，忽然又成了“民運分子”了。同這樣的人打交道，尤其是女性同胞，是多麼的危險！多麼可怕！

其實，通過參加“海外民運”活動，由“民運分子”出具“證明材料”，而獲得“政治庇護”的成功機率如今已經非常小，移民局官員對愛說謊的“民運分子”都十分厭煩。相反，那些因違反“一胎化”政策或因參加“家庭教會”及法輪功的申請人，現在更容易獲得“政治庇護”。倘若當初楊國君以“計劃生育”受害者身份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而不去找倪育賢“幫忙”，或許早就拿到綠卡了，而且也不會使自己的兩個女兒白白被“民運分子”姦污糟蹋了。

何永餘
Oct.5,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