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格局下，如何打破为权力和资本服务的各种“智库”的垄断，把和平、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推销给主导全球化的国际企业呢？

目前的条件下，只有一条途径：通过股东大会提案，夺回话语权，宣传、教育和动员公众参与国际新秩序的改进过程。2013年11月15日，我再次向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唯一残存的独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提交2014年股东大会的提案，以我1989年在日本组织民主人权运动被日本政府出卖的经历和目前的中日关系危机现实，列举微软公司接受我的提案在2012年成立了“法规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的榜样，提议高盛也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高盛以公司“已经相当程度上实施了提案的要求”和我的提案“含有虚假陈述”、“本能上含糊和不确定”的荒唐理由，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公司排除我的提案的行为不采取行动[1]。大概因为SEC在2013年驳斥过高盛而使得我的提案在2013年5月23日的股东大会得以付诸表决，SEC今年没有批驳高盛的第一个理由，所以我的提案没有提交到高盛今年的股东大会。

今年1月6日，我向NetApp[2]提交设立公共委员会的提案[3]，特别提到：在公司具有繁多业务的亚太地区，日本政府利用1989年天安门悲剧，抛弃作为战后亚太和平基石的宪法，一步步向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倒退，在美日安保条约下把美国也误导入与崛起中的民族主义中国的冲突。我进一步列举《朝日新闻》1990年2月10日、1992年10月20日和2009年6月8日对我的采访和我2004年发表在西班牙历史协会刊物Historia Actual的长文“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Tiananmen's Shadow over Japan”，指出日本政府如何践踏自己的国际诺言和国会答辩，欺骗、出卖和迫害我们在日留学生。最后，我举出微软公司2012年部分因为我的提案建立了公共政策委员会的范例，希望NetApp效仿。

过了3个月，我才接到NetApp负责企业与证券事务的副总裁O’Callahan女士的电话，表示愿意听取我的意见。经过会谈，我4月17日向NetApp提交了两页长的书面建议，希望在员工守则、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供应链等方面帮助NetApp改进企业治理。

令我吃惊的是：5月6日，我收到NetApp雇佣的外部律师行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至SEC长达93页的信，几乎照抄高盛，以“NetApp已经实施了提案中的主要内容”和我的提案“不可调和地模糊、不确定而导致虚假、误导”的荒唐理由，要排除我的提案[4]！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公司这样对付股东提案时，说明这个公司已经黔驴技穷了。

5月9日，我也致函SEC，以NetApp用来误导公众的EICC (Electronics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例子等，驳斥了律师行的谬论[5]。

7月1日，当安倍政权悍然践踏宪法、以所谓“集体自卫权”抛弃日本战后的“专守防卫”政策，而短视的奥巴马当局欢迎这一决定时，我收到SEC转发的其律师6月27日就我和NetApp及其律师行的争议的意见，其中拒绝了NetApp的律师行的每一点排斥理由[6]。这是美国的民主的企业治理法规的胜利，意味着如果NetApp不再雇佣律师行挑战SEC的话，我的提案就会交到成千上万的股东手中，以亚太和平问题为锲机，动员美国公众参与到国际新秩序的改进过程。

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这种方式能够发挥多大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