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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研究的是“形而上”，是人類思維意識的根源和規律，最要避免的是實用傾向和經驗主義。前者出發點是功利主義，後者是思維意識的膚淺。比如數論研究，以前看起來最沒用，卻是整個數學的基礎，且不說數論的研究成果在網絡時代安全加密上的作用。可見有用沒用與人類之前的實踐經驗無關。老子說： “因其無用，故能成大用。”就是要人們拋棄“有”的實用經驗等等的成見，去找出內在的“無”的規律。

至於有用沒用本身，黑格爾早就回答了這個問題：“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

中國近代出不了真正的思想家，除了政治經濟等等客觀因素以外，意識上沒有重視領會先哲的思想，很難說不是一個主觀原因。胡適馮友蘭等也不例外。胡適在“形而上”偏離最遠，因此相對膚淺；馮友蘭稍好些，也沒能擺脫在實用加經驗的圈子裡面打轉。所以不論他們理論知識“有”多麼豐富，實際上“無”大用。套用老子的話說：“因其有用，故難成大用。”

總之，胡馮都是屬於被砸傷了脊梁的文人，出於“同情心”，急於“實用性”，故所看所作皆“器”上之論，不摸 “真（相）象”，這是他們的共同點。具體的在看其論孔論老，就清楚了。後面再說，這裡不多談。

胡適開山之功

胡適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時域法”。在這之前的中國思想研究是按照經史文化的思想一貫性方法進行的，大致相當於“頻域”法；其特點是各種材料一鍋燴，各家在思想 “頻譜”上平行排列，無法尋出各家思想的沿革與演進。胡適將西方的學術方法，應用於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研究上，重點考察各個思想發展演變的過程，以期把握各個思想體系的要點。

應當說，胡適這種西方研究方法，思路清晰，給一向糊裡糊塗的國學提供了一種入門和便於傳承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在老幾看來，是西方哲學不斷發展而中國傳統思想日趨式微的主要因素。西方哲學，無一不是在對前人思想的繼承和批判中形成的。而與此同時，中國兩千年來，連古人的真正思想都爭論不清楚，遑論繼承與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大綱》開先例，補國學之弱，受到追捧，是自然而然的事。胡適開山之大功，怎麼評也不算過分。這個要說清楚。

實證主義的優劣

胡適美國留學時師從實用主義大師杜威，實用主義強調忠於事實。胡適《大綱》裡面方法論的根本，是實證主義。實證主義以經驗證實為準，實證下歸納，認為只有通過經驗驗證才是真正的知識。中國傳統思想中，牽強附會，以假亂真，神話迷信盛行。胡適的實證主義，對傳統思維統脅下的史學來說，正是一副良藥。

《大綱》導言闡述了研究哲學史的三個目的：即明變、求因和評判。明變，即要弄清古今思想的來龍去脈；求因，即尋找不同時期思想沿承變遷的原因；評判，就是評價各家哲學學說的得失優劣。在這樣的體系構建中對各家的學說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為此後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模式。

胡適治學，在引據上採用疑古的懷疑精神，而非傳統的盲目崇古；講究“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把實證主義推到了極致。以至於得出結論說：孔，老，墨，莊，孟，荀，韓非的書，“差不多沒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大概《老子》裡假的最少”等等。胡適等類似這些極端的懷疑論調，很多都被隨後的考古發現所推翻。從這裡可以看出，極端的實證主義就是虛無主義。

實際上，休謨和波普爾對實證主義的批判是徹底的。休謨證明了：單從經驗不能推出普遍的因果；波普爾的證偽論，則說明實證主義事實上無法避免先驗即假設，實證主義對現實的觀察和實驗實際上是受到先驗的理論假設或者主觀偏好擺布的，因而無法獲得全面客觀的結果和結論。

有趣的是同是實用主義出身的馮友蘭，在對老子的問題，與胡適看法卻是相反的。這給波普爾的說法，提供了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而他們二人因其假設不同，其人生軌跡和學術得失也有所不同。這中間種種的情由，待有時間再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