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革”，我們有太多想要說卻不能說，可以說卻不願說的東西——那是屬於一個時代集體劃下的，一道深深的傷痕。季羨林先生作為陳寅恪先生的學生，在印度古代語言研究上有着很深的造詣，他於1946年從德國留學歸國，在北京大學任教，併兼任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是一名經歷了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直至文革的社會主義旗幟下立業的民國知識分子。《牛棚雜憶》便是他於1992年、八十一歲的高齡成作的一本小書。很多對本書的評論都會用到類似於『幽默』、『調侃』等類似的字眼來評價此書，而這一點我卻是萬萬不能認同的。我實在無法想象，一個飽受文革折磨和痛苦的人是如何用『幽默』去戲謔自己所遭遇到的非人道的不公，以及泯滅人性的摧殘。如果說完全沒有痛苦，完全沒有仇恨，那是更本不可能的。當一個曾將尊嚴視為生命的知識分子說出“士可殺亦可辱”這樣的一句話是，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絕望與痛苦？《牛棚雜憶》就是作者為了向後人傳達胸中無數困惑，無限痛苦，無比絕望而發出的——無聲的吶喊。

《牛棚雜憶》書中的內容在此就不在贅述，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細細品味，在這裡再扯遠一點，談一些個人的感受。首先便要說的是，為什麼選擇“文革”作為此書的主題？這個看似“腦殘”其實真的很腦殘的問題，確實讓我思考了許久。換個說法，為什麼沒有選擇“鎮反”作為雜憶的主題？“鎮反”也是中國共產黨建國初期，以『肅清社會上國民黨殘餘、特工、土匪勢力』為口號，為了鞏固政權，重新劃分利益集團而發起一次重大革命運動。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1954年1月一份來自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的報告稱：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了2620000餘人，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2000餘名，關了1290000餘名，先後管制了1200000餘名。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0000餘名。”又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4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這樣的一些數字，和文革期間罹難的人數相比，可謂是九牛一毛，但從本質上講，一個可以發動“鎮反”運動的政權，為什麼不可以搞一次全國性的文化大革命？荀子云：『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難道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夜間形成的嗎？如果說從“鎮反”中，人們就可以窺測出“文革”的端倪，那麼季羨林先生為什麼沒有在“鎮反”後的十年作一本《高牆外的雜憶》，反倒是在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直到深受了文革的迫害，才在十幾年後作了一本《牛棚雜憶》，痛定思痛？我在這裡並不是要責備季老先生什麼，卻只是想責問自己，“人的軟弱和遲鈍，究竟要歷經幾代人的痛苦，才能有所覺悟呢？”

《牛棚雜憶》作為前一代人對於文革的記憶，留給後人的不應該僅僅是驚訝與費解。如果作為後人的我們，不能去正視這段前人所犯下的錯誤，乃至是罪行，硬是要自欺欺人、若無其事地活着，那麼幾十年後，又有多少本名為《狗棚雜憶》、《豬棚雜憶》的書籍等待着將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