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外出，我總是隨身帶着一本小書，抽空閱讀。這次東亞之行，我帶着The Greeks[1]，腦海里不禁時時對比Hellenic world古典希臘社會和正在摸索和確立新的social order社會規範與秩序的中國，不由得思考：我們今天的社會規範與秩序比過去進化了多少？

審視這個問題的最佳立足點當然是“天朝”的中心--天安門城樓。自從25年前那個改變了我和中國的歷史事件以來，我一直夢想/幻想自己是否可能、以及會以什麼形式登上這個從來沒有實地考察過的人類學地標。6月的那一天，我利用好不容易回到出身地的第二次機會，抽出幾個小時，信步來到安檢密布的城樓下，不由自主地隨着密集的人流移動，腦海里想着如果吉本在此會如何感慨中國的社會秩序，注意到城樓開放着！雖然明知沒有購票所需的身份證、甚至連外國護照也沒有帶在身上，我還是信步朝售票口走去。奇蹟發生了：一個小伙子急沖沖地跑來要退票。我當即掏出高於票價的錢，免去了難堪的身份檢查。

如果算上正在城樓下訓練的警察/保安人員，進入城樓的遊客人數不多於工作人員，且只能沿着一個方向移動，不得久留，但可以拍照留影。除了隔代遺留的皇朝建築、走馬燈一樣的當代政治權力的風雲變幻和一枚比人還高的政治秩序象徵（國徽），我留意到放映的各軍種閱兵的錄像，與北京地鐵里屏幕上放映的以海軍艦艇為主的圖像報道[2]配合，把公眾置於當今中國社會秩序的背景之下。正如我在考察台灣、韓國社會時有效地應用人類學方法一樣，我很幸運自己也可以客觀平靜地體會中國社會朝新的規範和秩序的摸索。另一方面，作為薛定格的學生，我也知道自己的研究擺脫不了“不確定性（測不準）原理”，特別是因為這一次回到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參與中國社會規範/秩序的轉型[3]。

除了北京，以“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平蜀未平”的諺語表示出來的四川/重慶的社會秩序狀況更能代表着當今中國社會的主流。與一個世紀前的芝加哥類似，重慶代表着已經超過美國的生產能力的中國製造業的中心，跨江橋梁、高樓和車輛急劇增多的重慶顯示着中國的經濟發展勢頭還沒有停止下來。同時，兩、三年前引起世界矚目的上層人物的權力更迭也沒有阻止民眾對社會自由--民權--的追求和公民社會的增長。置身於市區的高密度人流，回想起自己行駛在時速80英里、前後不見人蹤的美國中部高速公路，可以理解小布什/切尼/拉姆斯菲爾德這些終結了solo superpower帝國的敗家子的背景[4]與荒唐。同時，也惋惜鼠目寸光的東京統治集團沒有到過重慶這樣的中國內陸重鎮，只以為東京比北京更像龐然大物[5]。

中國的希望不在亞太的疆域和資源擴張，而在於基於個人自由的公民社會秩序的成長，大概在廣州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國正在經歷的新的社會規範和秩序的轉型方向。就在北部的飛機場不遠處，有一個中國近代史動盪的起爆點。

這是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的故居。在大清王朝的社會秩序幾乎崩潰的時代，從這裡產生了試圖取代它的新的社會規範。至於它叫什麼名稱倒無所謂，或者說，一個希奇的、與中國傳統背道而馳的口號（拜上帝會）能夠掀起全國性起義/叛亂，反倒是更重要的是歷史教訓值得進一步反思[6]。太平天國作為農民起義仍然被官方認定為其本身正統性的來源事件之一，這裡除了由政府加以保修的故居，還建有立派的雕像和紀念館。不過，我沒有遇到別的參訪者，這興許是中國的福音：大規模的起義/叛亂/革命的時代不會再來了。至少，人們不會在這裡尋找新的社會規範與秩序的啟示了。不過，我們當然不能憑路易十六時代的繁華[7]來以為革命就不會發生。

而提示另一種社會規範與秩序的展示，就在鄰居，赫然可見，氣勢宏偉。圓玄道觀由香港出資、創建，弘揚孝親敬祖，提倡“三教合一”，是廣東省道教協會會址所在地。“本觀供奉儒、釋、道三教近百位神仙，每逢神仙誕辰之日本觀道長開壇誦經舉辦賀誕科儀，慶賀神仙誕期，祈求神仙庇佑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道觀占地面積約十八萬平方米，建築面積約九萬平方米。主體建築以仿古“天壇”形式建造，左青龍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有三清殿、元辰寶殿（全國最大的六十甲子）、觀音殿、三聖殿、純陽殿、凌霄殿、黃大仙殿、文化陳列館、素食館、盆景園等配套設施。中央的老子道德文化廣場以一尊青銅鑄造、重約70多噸、高近20米、盤坐於三層台基上的八角青石上的老子像[8]為中心，後座以三層高的“五嶽樓”為背景。後座南面石牆上分別刻上儒、釋、道三家主要經典《孝經》、《金剛經》和《道德經》。老子像前東西兩側用福建青石花崗岩高浮雕的形式雕刻而成，長73米，高10.5米，東側為《朝元圖》，按山西永樂宮《朝元圖》壁畫，以1:1的比例而成；與之呼應的西側是《紀元圖》，表現中國歷代帝君及聖人與道教的淵源關係[9]。

這裡大幅引用關於道觀的外形描繪，是想指出兩點觀察：一、它提示出與天安門/中南海截然不同的社會規範，但與洪秀全不同，以非起義/叛亂/革命的秩序挑戰來自北京的權威；二、與歷史悠久的四川青城山代表的自然道觀不同，廣州的人為建築“天壇”，特別是把孔子和佛陀也附會在老子說教里的規範，能否為中國提示出新的社會秩序轉型，不得而知。這裡幾乎沒有多少參訪者，也暗示着老子/道教不容易簡單地被人為理解、利用。

實際上，自由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從古代希臘社會的規範得到啟發提出了對近代社會秩序的新的方案時，就注意到老莊在古代中國已經闡述了個人自由在社會秩序中的不可替代的價值。而近代社會主義的精髓告訴我們：個人自由不是盧梭悲觀描繪的那種隔離於社會的原始狀態下的孤立，也不是建立在別人（多數人）被奴役狀態下的國家體制權力和資本的橫行，而是社會的進化使得“他人的自由成為我的自由的必要條件”的狀態。正如巴枯寧的名言：“只有當我周圍的所有男男女女都同樣自由時，我才有自由。I am free only when all human beings surrounding me – men and women – are equally free.”這樣的基於社會相互作用和集體勞作的自由，才是新的社會秩序的基礎。這樣，我們才能說：路易十六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以此紀念法國大革命22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