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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是北京地質學院66屆學生。1966年12月，我和幾位同學步行串聯到重慶。16日晚，我們去了“北地東方紅”駐渝聯絡站。聯絡站設在市中區臨江門附近滄白路街邊的一座小樓（文革前的重慶市政協辦公樓）里。上樓的時候，偶然遇到北地東方紅負責人之一的王大賓，他很熱情地招呼我。我和王都是1961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的四川老鄉，文革前就比較熟悉。他問我從哪裡來，我說從成都來，王大賓立即表示有要事和我談。

在二樓的一個會議室里，王大賓告訴我，東方紅駐成都聯絡站和駐重慶聯絡站都接到朱成昭（北地東方紅的主要負責人）從北京打來的電話，傳達黨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我們把彭德懷揪回北京。他問我：“聽說彭德懷在成都，不知道他住什麼地方，有沒有可能藏在軍區大院？”我母親在成都軍區作軍醫，我們家就一直住軍區大院。王大賓向我提出這樣問題，當然因為彭德懷是元帥，曾擔任國防部長，很自然會想到他在成都會住我所熟悉的軍區大院。

我告訴他：“成都軍區機關已經開展‘四大’，大院內戰鬥隊林立，抄家之風盛行。軍區主要機關分布在北較場和西較場，還有一些直屬單位分布在成都各地，這麼大的範圍要藏個把人不難。但是，彭德懷這樣的大人物，要安全保密地藏起來很難，除非軍區領導對他採取特殊保護措施。可是司令員黃新庭、政委郭林祥已經被批鬥了，主要罪狀是緊跟賀龍、羅瑞卿執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他們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沒有心思也沒有能力去保彭德懷這樣的‘死老虎’，彭德懷如果還藏在軍區大院，早就被機關的戰鬥隊抓出來了。”

王大賓將我介紹的情況詳細記錄在本子上，還告訴我，說他10月下旬和十多位同學到外地串聯，準備先到韶山和井岡山，然後沿紅軍長征的路線步行。可是他在火車上生病了，只好在武漢下車，住了一個多月的醫院。上大學後就沒有見過面的母親知道他生病了，一定要他回老家德昌養病，於是他買了船票回四川。不想遇到這麼一個突然情況，要他在四川抓彭德懷。

那麼，彭德懷是怎麼到四川的？到底是誰要把他揪回北京呢？

揪彭指示從哪裡來

1965年9月，毛澤東親自找彭德懷談話，要他到四川任三線建設指揮部副總指揮（總指揮是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本來彭德懷不願意去，毛澤東為讓彭德懷能接受安排離開北京，當面甚至還說了諸如“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樣的話。彭德懷於當年11月28日下午離京赴川。在他行前的11月10日，由毛澤東親自布置江青組織炮製的影射彭德懷搞翻案的文章——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已經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此文後來被視為點燃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11月30日，即彭德懷到達成都當天，《人民日報》轉載了姚文元此文。一到成都就忙於工作的彭德懷是在12月4日看到的，當即大怒，說這是打了自己一耳光。（王春才：《元帥的最後歲月——彭德懷在三線》，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但他不知道，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談到這篇文章時又說了：“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罷了海瑞的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就是海瑞。”

1966年5月27日，彭總正在前往貴州六盤水的路上，車到四川大足縣被西南三線建委以傳達“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名義召回成都。傳達會很快變成了批判會。會上，有人指責他“到處放毒”、“收買人心”、“小恩小惠”、“偽裝艱苦樸素”、“攻擊毛主席，攻擊‘三面紅旗’”、“翻案”等等。彭德懷說明、檢討，三次不能過關。繼而，又追問彭德懷和彭真的關係，要彭德懷交代“反黨小集團”和“裡通外國”問題。會後，西南局書記處指示，以簡報的形式向中央文革報告批彭的情況，並將這一簡報在黨內各級組織傳達。李井泉的報告一箭雙鵰：既證明他貫徹了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又表示他已經和彭德懷劃清了界限。

1966年12月13日，在周恩來等人召見首都幾大院校紅衛兵領袖的會上，江青突然說：“你們不是很能嗎？你們為什麼不去抓海瑞？聽說他在四川經常上街看大字報，與人談話，很逍遙自在麼！應該把他抓回來，要他交代問題，接受群眾批判！”

1966年12月15日，戚本禹又對北航紅旗的負責人韓愛晶說：“告訴你們，彭德懷現在在成都，是三線副總指揮，在那裡沒有人敢動他。要把他抓回北京，打倒在地。這是首長的指示，已經毛主席同意。”

當年的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在其所著的《王力反思錄》中提到將彭德懷從四川抓回北京是在周總理主持下召開會議決定的，書中這樣寫道：“我從秦城出來後，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來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地說，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難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懷，戚本禹說他是執行中央的決定，是中央開會，總理主持作的決定。我說，中央開會我都參加的，這個會我沒參加，大概不是中央的會，是專案組的會。他們說問過汪東興、楊成武，是不是中央的決定，他們說是的。”

這就有了朱成昭接指示後給北地東方紅駐成都和重慶的聯絡站打電話，傳達中央揪彭指示的事。

王大賓決定暫不揪彭

王大賓到了重慶聯絡站才知道中央指示，於是決定：在渝的同學除辦展覽的留下，其餘全部到成都集中。同時又通知在成都聯絡站的同學，抓緊時間了解彭德懷的下落，準備行動。

12月18日，在四川省地質局會議室，北地東方紅在四川聯絡站的幾位負責人：錢辛、王大來、譚保華、陳保堂、張華清、鄭文卿等，向王大賓詳細匯報了幾天來的進展。正在眾人為尋找彭德懷而絞盡腦汁時，鄭文卿巧遇彭德懷在街上看大字報。據鄭文卿介紹：他和另外一位同學根據彭是三線建委副主任的線索，專門到三線建委辦公地門外守候。守到天黑，看見一老一少從三線建委大院出來，年老的有點像彭德懷，於是緊隨其後。這兩位一路走一路看大字報，撿傳單。因為天黑看不清面目，鄭文卿跟得很近，聽到了老者的咳嗽聲，由此判斷老者感冒了，可能會到藥店買藥。於是他搶先來到附近的藥店。這一老一少果然進來買藥，鄭文卿在燈光下清清楚楚辨認出這位咳嗽的老者就是彭德懷。

鄭文卿回來一匯報，錢辛、王大來等人很高興，決定找彭談話。第二天來到彭總住地，彭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很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彭總很希望與紅衛兵交流。話題範圍很廣，從他當放牛娃開始談到領導平江起義，再到井岡山和朱毛會師的過程，談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歷次重大戰役的情況。話題的重點主要圍繞廬山會議和文化大革命。彭總反覆強調他不反毛主席，說他和毛主席的爭論是建設速度快一點還是慢一點的問題，毛主席的話不說100%正確，也是99%是正確的。（我們注意到，彭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說過：毛主席的話是最高指示，是馬列主義的頂峰。）談到文化大革命，彭說：他擁護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對於反修防修非常必要，群眾發動起來了，通過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辨明是非，非常正確。他不怕群眾，不怕紅衛兵。此前，西南局保衛部門的領導勸他到內江躲一躲，他堅決不去，他說，哪有共產黨怕群眾的道理。還說廬山會議後長期閒居在京郊吳家花園，盼望為人民做點事。談話的氣氛友好，我們的人還不斷起身給彭總的杯子倒水。談到大串聯，彭總對着地圖給我們的人指長征串聯的路應該怎樣走，路上要注意什麼事。談話結束時，彭總把大家送到門口，並表示歡迎再來。錢辛將談話記錄交給王大賓看，談到“老頭子”（即彭德懷，下同），都說印象非常好；“老頭子”暢所欲言，對自己的功過認識很清楚，是個很直爽的人。

是否揪彭？有兩種對立的意見。反對揪彭占主流，王大來（北京地質學院探礦工程系團總支書記，最早加入北地東方紅的教師之一）的發言最有代表性，他說：“‘老頭子’是革命功臣。剛到四川一年，表現很好。最重要的是‘老頭子’擁護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紅衛兵運動，讚揚青年學生的革命精神。認為發動文化大革命對防止共產黨脫離群眾很有必要，中國有希望，過去解決不了問題，現在可以解決了……‘老頭子’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比我們還深刻，他不僅支持紅衛兵而且理解紅衛兵的過火行為。他還強調：你們要注意政策，要團結多數。”王大來還說：“廬山會議的事是老賬了。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講的是實際情況嘛，高指標、浮誇風就是不對，畝產萬斤是吹牛，下面的人欺騙毛主席，‘老頭子’講的才是真話。在‘老頭子’面前我們沒有批判能力。”

聽到這裡，王大賓有感而發，他說：“1958年高一，我當班長帶領全班同學種試驗田，挖地3尺，積肥十萬斤，誓要小麥畝產上萬斤。在生物老師的指導下，一畝地播了60斤種子，結果收了不到200斤，全班同學在試驗田大哭一場。”

經過一番辯論，雙方都認可由王大賓作最後決定。王大賓說：“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我們根據實際情況辦事。‘老頭子’又沒有什麼新問題，他擁護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紅衛兵運動。可能黨中央和毛主席還不了解他現在的情況，他又不是劉少奇司令部的人，不忙去抓。”

會上決定暫不執行中央指示，派王大來、鄭文卿立即飛回北京匯報，重點講明彭德懷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情況。

來了個“欽差大臣”

12月22日上午11點，東方紅總部派“作戰部副部長”胡樂成飛到成都。胡樂成身着軍大衣，趾高氣揚，盛氣凌人，儼然一副欽差大臣的架勢，一到會議室就開罵：“你們都是飯桶！右傾機會主義！連彭德懷都揪不回京！我奉中央指示：立即把彭德懷揪回北京！”他還傳達周總理給朱成昭的三點指示：“一，為了確保安全，彭德懷同志回北京不能坐飛機只能坐火車；二，要和成都軍區一起護送，途中要確保安全，隨時向中央報告；三，不要在成都開批鬥大會。”

胡樂成自恃有尚方寶劍，對眾人嗤之以鼻，也不把王大賓放在眼裡。他宣布：“中央首長說：王大賓犯了嚴重的右的政治錯誤，被彭德懷征服了。”

胡的宣布使會場炸了鍋，場面一時混亂。

王大賓站起來反駁：“我是東方紅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就是地院的老保也尊重我的人格，輪不到你來罵我們是飯桶。我們按照黨的組織原則辦事，沒有執行上級指示，及時向上級匯報了沒有執行的理由，這有什麼錯？你是欽差大臣，這事我不管了，你自己辦好了，我要回家看老母親去了。”

在場的師生大部分支持王大賓，對胡樂成的驕橫極為不滿，雙方爭執不下。此時，探工系的劉志耕老師出面相勸，他說：“這是大事，千萬不得有半點差錯，萬一出點什麼事，你王大賓是沒法向中央和總理交代的。”

劉老師的提醒使大家冷靜下來，揪彭是中央的決定，不辦不行。既然胡樂成是專門來辦這個事的，就由他負總責，我們配合他安全地把彭總護送回北京。為了落實總理的三點指示，當時還決定由譚保華、陳保堂、張華清立即去成都軍區聯繫護送事宜；由地質局機關車隊隊長徐彬和地院同學一起去成都鐵路局聯繫回北京的專列。

下午，譚保華等人回話：成都軍區已得到總理指示，決定由軍區的一位二級部長負責與地院學生聯繫，成都軍區派部隊護送彭德懷回北京。鐵路局也同意：安排專列送彭回北京，地院的學生可以同車前往。王大賓準備事辦完就回老家德昌養病。

揪彭中的波折

12月23日凌晨約3點，我正在睡夢中，聽到有人在耳邊喊：“快！起來！去抓彭德懷！”聽說抓彭德懷，我像彈簧一樣跳了起來，這時房間已燈火通明，旁邊的幾位同學也都興奮地爬了起來。

天漆黑，寒風颼颼。一輛“嘎斯51”蘇式卡車在路上疾馳，憑直覺判斷車子正往城裡開，不到20分鐘停在一條小胡同。我觀察周圍的建築，很快認出這條街是永興巷。永興巷長不足200米，街的西邊可以看見位於署襪街的成都市郵電局，那是一棟由英國人建於1901年的很有特色的西式建築，在一片低矮瓦房的胡同里鶴立雞群。永興巷7號離西南三線建委辦公的地方不遠。

進永興巷7號的大門往東大約30米還有一道小門，裡面是占地約一畝的小院，大樹的遮掩使小院顯得很幽靜。靠北有一棟別墅式的小平房，只見小平房客廳的大門洞開，昏暗的燈光照着一個人的身影，走過去才發現那人正在用手絹擦眼淚。我猜是一位三線建委的工作人員，後來才知道他是彭德懷的秘書綦魁英。客廳里空空蕩蕩，客廳東側是彭德懷的辦公室兼臥室，臥室里擺着一張普通的辦公桌、一把椅子、一張部隊營房裡常見的硬板床，我特別注意到牆角放着一隻箱子。除了正在傷心啜泣的綦秘書，房裡不見有其他人，我問他：

“彭德懷在哪裡？”

“人已經被你們抓走了！”

“被誰抓走了？抓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知道！”

我很吃驚，彭德懷被誰抓走了？除了我們北地東方紅誰還會把他抓走？此前，彭德懷已被我們東方紅的人盯上了，每天晚飯後他和警衛員景希珍準時出門，彭戴着大口罩，一邊走一邊看大字報，有時候還要伸手搶漫天飛舞的傳單。行走的路線也很固定，從永興巷到春熙路，沿東大街、鹽市口、人民南路廣場，再原路返回。可以說彭德懷已經在我們的掌控之中，憑着御封的“左派”名聲和當時北地東方紅在成都的影響力，沒有哪個紅衛兵組織敢向我們挑戰。

就在我們迷惑不解的時候，有消息靈通者報告：彭德懷已被北航紅旗的人抓到成都地質學院了。

我們趕緊乘車向位於城東北郊的成都地質學院進發，到了地院天已大亮。車開到一棟教學樓前，聽說彭德懷就在二樓的一間教室里。樓里擠滿了人，大家都想看看大名鼎鼎的元帥。我好不容易擠到二樓樓梯口就再也無法前進了，樓道里亂鬨鬨的，人們議論紛紛，但是沒有人喊“揪出”“打倒”“炮轟”“火燒”之類的口號，實際上大多數人的心情是好奇，對彭德懷個人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仇恨。下一步怎麼辦？把彭德懷關在寒冷的大教室顯然不合適，北地東方紅的人主張把他拉到地質局去，那裡是我們的地盤。又聽說王大賓、胡樂成正在和北航紅旗的人談判……

不知什麼時候嘈雜的樓道突然安靜下來。有人說彭德懷出來了，我的視線掃過去，看見一間教室的門被打開，樓道里的人群開始向兩邊閃開，譚保華等人先從教室里出來，我一眼就認出緊跟其後的是彭德懷。此前沒有親眼見過，但是他身着元帥服的照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彭德懷是方臉，厚厚的嘴唇憨厚而耿直，下塌的眼角略帶疲憊，身着黑色呢子大衣，個頭沒有我想象的高大，神情平靜。我特別注意到，他的臉上也沒有那個年代常見的被紅衛兵抓住時的驚恐狀。我曾經見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被四川紅衛兵抓住時的情景，“李政委”（李井泉同時擔任成都軍區政委，他喜歡親信稱他“李政委”）滿頭白髮，兩眼通紅，舉步維艱，背駝成彎弓，下垂的雙臂篩糠般抖動，臉上寫滿恐懼。可這位為民請命心中無愧的彭大將軍不一樣，腰板挺直，面無懼色，氣度不凡。他，畢竟是統帥過百萬大軍身經百戰的元帥。

我們將彭總帶到大樓外，送進早已準備好的一輛華沙牌轎車。轎車前有一輛宣傳車開道，轎車後緊跟幾輛裝滿人的卡車，浩浩蕩蕩向四川省地質局進發。車到成都地質學院大門時，遇到一小群不明身份的學生的阻攔，估計是北航紅旗的支持者。他們人數太少勢單力薄，抵不住我們的衝擊，很快讓出了通道。不久，隊伍安全到達了地質局。

北航的韓愛晶低估了揪彭的難度，他只派出了區區五個人就想把彭德懷抓回北京。這五人到了成都，人生地不熟，兩眼一抹黑，以為抓彭德懷很簡單，五個對一個帶上飛機了事。韓愛晶也不知道，同一項任務又派給了北地東方紅，中央文革坐山觀虎鬥。兩相比較，王大賓安排更周密，我們集中了北地東方紅在四川的所有力量來完成抓彭任務。王大賓一面和北航的領頭人談判，一面又派人在成都地院尋找彭的下落。譚保華首先發現彭關在教室里，緊跟着我們的大部隊就趕到了，將該教學樓圍了個水泄不通，北航的幾個人哪裡守得住，只有將彭拱手交出。此時，王大賓和胡樂成與北航紅旗的人正在另一個神秘的地方進行艱難的談判，有人悄悄地向他們報告大功告成：彭已被轉移到地質局了。王、胡大喜，不再與北航紅旗的人糾纏了，起身不辭而別。

彭德懷被我們轉移到省地質局二樓的一間辦公室，這裡曾是地質局某局長的辦公兼休息的套間。彭住裡屋，學生住外屋，每間房的面積大約20平方米。裡屋有床和沙發，外屋的地上鋪干稻草代床。四川的冬天潮濕而寒冷，地質局機關車隊隊長徐彬還專門給彭德懷住的屋子端來了火盆。考慮到彭是上了歲數的老年人，不能吃大鍋飯，專門給他開小灶。彭德懷到地質局機關後，成都軍區就派部隊守衛，一般人是不能進辦公樓的。

元帥和紅衛兵坦誠交談

12月24日上午，我擠進了那間辦公室的外屋。大家席地而坐，圍着彭德懷向他提各種問題，氣氛輕鬆，沒有什麼人跳出來採取“革命行動”。

我好奇地問他多大年紀。彭德懷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今年樓拾八，比李井泉大十一歲。”（湖南話將6念成“樓”，彭德懷1898年生。）

有人問他怕不怕紅衛兵。彭德懷說：“我不怕紅衛兵，我願意和紅衛兵交朋友。”那個年代的當權派沒有不怕紅衛兵的，紅衛兵被視為洪水猛獸，彭德懷不怕。

他接着說：“紅衛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鬧革命，大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你們也有缺點，不注意團結人，打擊面過寬。當年在井岡山的紅軍也犯過打擊面過寬的錯誤，紅軍曾經把中農當作革命的對象，燒過他們的房子。”

我赧然，這可是第一次聽說。井岡山是我們心中的革命聖地，紅軍一貫紀律嚴明，居然還燒中農的房子！

還有人問他為什麼要上街看大字報、撿傳單。

他說：“‘五·一六通知’後，西南局停了我的文件閱讀權，只有從街上的大字報和傳單中了解運動情況。”令人驚訝的是彭德懷分析街頭信息的深度，雖然他看不到中央文件，但能準確地指出運動的矛頭是對準劉少奇的。

說到文革，話匣子打開，有同學說：“我們的鄰居北京鋼鐵學院院長高芸生經不起工作隊的批鬥跳樓了。地院同學怕我們院長高元貴出事，不少同學給他鼓勁：地院的大多數師生都是信任你的，千萬不要出鋼鐵學院高芸生的事……”彭德懷聽了說：“五九年廬山會議後，我向毛主席作了三條保證，其中一條是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自殺，要相信人民，相信群眾。”

當有同學說到地院黨委副書記周某某生活作風不正派，搞婚外戀，文革開始後，這些事揭發出來，大家叫他“周八戒”。彭總聽了後尖銳地批評了某些幹部的惡劣作風。話題又扯到“豬八戒”身上，彭德懷說：“‘豬八戒’是天蓬元帥，還有點本事，除妖降魔是有功的，缺點嘛，好色！一見漂亮的妖精就邁不開步了。在信仰上不堅定，一遇到困難就發牢騷，想分東西回他老婆的高老莊，還有點小私心，大耳朵里攢私房錢……”彭總幽默風趣的話，把大家都逗樂了。

王大賓和他說得最多，王大賓的老家在攀枝花鐵礦的附近，彭德懷去視察過攀西地區，對那裡的發展很感興趣。

當探工系的同學說到地質部派的工作隊打擊一大片，以高元貴身為地質學院院長三年不進地質部的門為由罷了他的官，長工出身的院黨委常委、保衛處長李貴去中南海上書，6月20日學生在學院內遊行支持李貴，彭總插話：“看來李貴同志和我一樣都是大老粗。”

我們也向彭德懷提廬山會議的事，他只是反覆強調他不反對毛主席。他說：“毛主席的話不能說100%正確，也是99%是正確的。”

現在看來，在大庭廣眾之下要回答這樣高度敏感的問題確有難度，他不願意重複自己的觀點，這會遭到紅衛兵的反擊；他也不願意承認自己是錯的，因為他沒錯。只有一條可以強調，寫那封給他帶來災難的信的初衷不是反對毛主席。

後來，有人又問朝鮮戰爭的事，聽說他搞大國沙文主義，不能平等對待金日成。彭德懷說：“志願軍和金日成的關係很好，完全平等，不存在大國沙文主義。雙方也有些分歧，例如志願軍的後勤調度權掌握在誰手裡，金日成主張火車一過鴨綠江調度權歸朝鮮，我們主張過了鴨綠江也要歸志願軍統一調度，分段調度會貽誤戰機，給志願軍的補給造成困難。”後來金日成也同意了彭的意見。實際上，我聽了彭的解釋就覺得有道理，這是戰爭的規律決定的，哪裡是什麼大國沙文主義嘛。

彭德懷還說：“第三次戰役結束後，志願軍已經連續作戰了三個多月，非常疲憊。後勤補給很困難，前線戰士吃不上飯，傷員送不下來，彈藥接濟不上，急需休整。我請示毛主席要求休整三個月，毛主席同意。但是，金日成和蘇聯顧問非常不滿。說世界上哪有打勝仗的軍隊不追擊敵人的，他們主張趁熱打鐵。我堅決不同意。後來，毛主席提出志願軍守在漢江以北，金日成帶他的部隊打到南方去。”金日成也不是傻瓜，孤軍深入的事干不得，最後被迫同意彭德懷的意見。

很遺憾當時沒有詳細記錄，由於年代久遠，他還講過很多話都記不清了。我們還向他提過一些有關軍內各山頭派系的問題，就這樣漫無邊際地閒談，突出的印象是：彭德懷的記憶力極好。近70歲的老人對往事發生的時間、地點、事情的來龍去脈說得清清楚楚。

彭德懷生活樸素作風廉潔是有名的。1959年廬山會議將他打成“反黨集團頭子”，除了“政治上反動”的材料外，拿着顯微鏡也找不到腐化墮落的事，於是給他扣了一頂帽子——“偽君子”。對他的生活習慣我們也充滿好奇，當天吃晚飯的時候，我在地質局機關食堂遇到一個穿便服的人，見他端了一碗清湯麵正往辦公樓走，他說彭總胃不好，平常就吃碗麵條，生活很簡單，彭德懷生活艱苦樸素的美名果然名不虛傳。

揪彭專列進京

回北京的專列定於12月25日下午從成都火車站出發。專列是掛在去北京的34次快車尾部的一節軟臥，供彭德懷和護送的部隊乘坐，軟臥前面又掛了兩節車廂供地院師生乘坐。為了確保安全，出發前譚保華去火車站派出所，稱：有首長去北京，請準時打開首長專用通道。首長的車到時按三聲喇叭，請派出所所長親自打開大門。

考慮到車過秦嶺氣溫驟降，開車前譚保華還專門試了暖氣，發現暖氣管沒有接通，立即要求鐵路局派工人修復才出發。

成都軍區用專車，在帶隊的谷參謀長和一個排戰士的護送下，直接將彭總送進專列車廂。

有一個人不想上車，他，就是王大賓。我聽見他給軍區帶隊的谷參謀長說：“彭總就交給你了，你保護他回京，我的任務完成了。我要回家看老母親。”谷參謀長堅持要王大賓一同回京，說：“總理知道你在成都，我們還是一起護送彭總回北京，地院的學生都聽你的。”谷參謀長已經知道胡樂成罵王大賓右傾的事，怕沒有王大賓在路上管不住那幫人。王大賓心裡明白，真要出個什麼事，他也不好向總理交代，於是在谷參謀長的再三勸說下，很不情願地上了專列。

那時中央已經下令停止串聯。我也很想擠進專列，雖然紅衛兵坐車不要錢，但是坐專列的滋味一定更好。可惜車廂里人滿為患，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擠不進去，只好作罷。

後來，王大賓告訴我一路上護送彭總回北京的情況：火車走了兩天兩夜，一路上學生們對彭總很照顧，只要路過大站就有人下車去給彭總買好吃的，北地東方紅到四川演出的宣傳隊也乘這趟車回京，他們主動提出給彭總表演節目，大家和彭總在車上相處和諧。

12月27日下午5點專列到達北京站。此時，北京衛戍區副司令李鍾奇已經站在車站的月台上，他出示了一個衛戍區的大信封，上面寫着：谷萬才、王大賓同志收。王大賓打開信給谷看：“奉總理指示，把反黨分子彭德懷交衛戍區副司令李中奇同志……”谷和王按照總理指示，正要把彭德懷交給衛戍區時，朱成昭趕到站台，不同意將彭交衛戍區，要將彭帶到地院。谷和王堅持要按總理指示辦，朱看了總理的指示說：李鍾奇的“鍾”字寫成了“中”，雙方爭執不下。李和朱都向上面打了電話，後來戚本禹決定：為了不影響北京站的正常運行，火車開到西直門火車站。北地的幾輛大客車接學生回校，小轎車送彭到北地。到地院時已經是晚上11點了，大食堂給彭總做了一碗雞蛋面，在北地辦公樓的一個套間（外面有沙發，裡面有床鋪）安排彭總休息。過了3個小時，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把彭總接走。

27日晚回到地院後，王大賓見了朱成昭很不高興。王大賓叫錢辛當面將成都帶來的一個皮箱和清單交給朱成昭，裡面有彭總寫給中央的申訴信，要求他轉交中央。

朱成昭，北京地質學院水文與工程地質系三年級學生，當時是北地東方紅的一把手，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的發起人和主要領導人。朱的父親是新四軍烈士，養父是他父親的戰友，時任上海市建工總局局長。此人性格剛烈，吃軟不吃硬。在揪彭問題上開始很強硬，王大賓在成都決定暫不揪彭並打電話通知他時，他在電話里把王大賓大大地指責了一番，隨後，派出“欽差大臣”胡樂成強行揪彭。在北京站和李鍾奇對着幹，不把彭帶回地院誓不罷休。王大賓把彭總的申訴材料交給他請他轉交中央，他看了材料後的第三天，態度發生戲劇性轉變，他向王大賓表示：你是對的！顯然是彭總的材料改變了他。

其實，1966年底，文革正在如火如荼地燃燒時，朱成昭的態度已經悄悄地發生了改變。對他影響最大的是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他們私下裡議論中央文革極“左”，對打倒老幹部不滿。後來，發展成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八大觀點。江青和戚本禹曾警告他，要他“懸崖勒馬”。可是他絕不認錯，朱和葉向真雙雙跑到廣州，準備從香港出國。1967年3月4日，北地東方紅的一把手換成王大賓。朱成昭後來被抓進監獄關到文革結束。

王大賓，北京地質學院探礦工程系五年級學生，當時是北地東方紅二把手。王大賓性格溫和，善於傾聽不同意見，各派人馬都願意和他打交道。在揪彭過程中，他主持正義反對揪彭。1966年12月27日把彭總接到地院後，他就再也沒有見過彭總，也沒有參與過任何批鬥彭總的策劃或活動。1970年全國清查“5·16”時，王大賓成了“5·16”分子，其中一條罪狀是反對揪斗“反黨分子”彭德懷；1981年，王大賓被審，其中的第一條罪狀是揪斗無產階級革命家彭德懷。

（作者為廣東某民辦職高教師）

原載《炎黃春秋》201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