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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主席死了，那是要国葬的呀，狗屁去吧！现在他在大字报上出现的名字是“刘少狗”，那个“少”字是倒着写的。这样的名字恶作剧也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当年那个大清朝的雍正爷就给他的八弟、九弟取名阿其那（猪）、塞思黑（狗）。“刘少狗”这个名字不是芝起的，而是反修防修、斗志昂扬、歌声嘹亮的“革命小将”给取的。官方文件顾点体面，叫“刘贼”。

吉普车的车身太短了，璜那修长身躯中的两只脚只能赤裸在车厢的外面。

后人又抓住了这个细节，写诗赞美并痛悼这双脚。说这是一双走过安源路矿的脚，走过长征的脚，走过瑞金，走过遵义，走过盐阜，走过延安，走过西坂坡，走进北京城，视察过神州大地的脚，也是一双“五洲风雷起、四海云水怒”的大脚丫子呀------

然而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双脚仍然要淋在深秋的风雨中，光脚行进在黄泉路上。

火葬场早就得到通知，说是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名工人。戒严的军人却有二十多名。

在焚尸炉的烈火中，这个曾经为亿万中国人所熟悉的身躯顿时化为一缕青烟，组成这个人身体的分子和原子，重新化为宇宙中飘无定所的尘埃。

火化单上填写着：姓名：刘卫皇；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

也不知过了多少天，多少天后，在北京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芝忽地知道了璜死的消息。芝坐拥在大沙发里，缓缓地掀开眼前的茶杯盖子，缓缓地啜了一口，缓缓地抬起头，缓缓地说道：“自作孽，不可活”。

手中的那杯龙井袅袅地飘出氤氲的茶香。

没有人能分析得出芝的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冷漠固然，有没有一丝怜惜？还是余恨绵绵，恨不可绝？还是------

但绝不会有自省或自责！

芝对于政敌之死，总有那么一段言简意骇，又莫测高深的的判词，。

早年，当项英死于皖南事变之时，芝在延安说：“项英不听中央的话，一命呜呼！”

在芝的心中，项英是禹（王明，原名陈绍禹）的人。当初在江西苏区，芝是苏区中央局代理前委书记，重用了一个青皮李韶九肃“AB团”，九千红军杀死了四千多，由此激发了红二十军发动了“富田事变”。不料中央派项英来了，不仅夺了他前委书记的职，还在“富田事变”的定性上与芝公开唱反调。如今项英死了，那是死了活该，不买棺材！

项英死后，芝立马就派亲信去掌管新四军的，正是这个璜。

璜死前三年，芝的大卫士长罗瑞卿跳楼自杀未果。芝惜字如金，只吐了三个字：“没出息”。

璜死前三年，芝的秘书田家英上吊在他的书房里，芝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冷冷地说道：“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有人说芝也只说了三个字：“小叛徒”！

璜死后两年，小蓉儿逃走之时，尚在国境线内的天空上，芝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芝可能原想放小蓉儿一条生路的，却不料蓉还是在国境外摔死了。消息传来，芝说：“这个林彪啊，又没有人赶他。”一开始，芝自己也不好意思将“林彪之死”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芝的话就好像是上帝下的判语，又总带有一种巫师般的神秘，也有XXX般的冷漠和绝情，

“自作孽，不可活”，这应是芝对璜的盖棺论定了。

探究璜的死因，这冷冰冰的六个字，应该是最需把握的一把钥匙！

二、三十里路老乡亲，四十五年老战友

说起来，刘少奇和毛泽东可真是地地道道的湖南老乡啊。

毛生于湘潭县的韶山冲，刘生于宁乡县的炭子冲。两“冲”之间只隔一个山头，仅三十余里。

两人的年岁也只差5岁，同一时代的人，应当没有什么“代沟”。革命队伍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才走到一起来了，人人都是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也都是亡命勇敢的人，将脑袋系在裤腰带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脑袋搬家的人。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难得遇见老家离得这样近，毛刘初次相见就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1922年7月的一天，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天。24岁的刘少奇与29岁的毛泽东在长沙清水塘毛的临时家中第一次相见了，毛的原配慧夫人在场。那时，中共刚成立一年，毛参加一大回来后受陈独秀的委托就组建了湖南省委，那时叫湘区，毛泽东担任第一任湘区书记。刘少奇则刚从莫斯科留学回国，先到上海向中央报到，中央分配他回湘工作。刘于是去见了毛书记，毛随却将他分派去了安源，成为已经先期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的李立三（原名李隆郅）的二把手。

李立三与刘少奇不仅是同乡，还是同龄青年。

李立三的外貌特点是嘴巴特别大，传说，他的嘴巴大得竟能塞进自己的拳头。李据此自豪，常在人前作表演。李绝对是一个外向型性格的人，自命不凡、好出风头，作风大刀阔斧，工作起来就像暴风骤雨，呼啸着，雷鸣电闪般向前推进。与他共过事的人都称赞他是推土机，受过他宣传鼓动的工人们竟然推崇他是“天下第一英雄”。

这个称号真是了也不得啊！旧时的工人大都没多少文化，但都听过说书人说《隋唐演义》，第一条好汉李元霸人人皆知，力气大得竟能将第二条好汉一撕两半。工人们却将李立三比作李元霸。

刘的外貌与李大不同，身材修长，鼻子高耸，性格温润，作风细致深入，绵绵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的。

有这两个相貌迥异、性格互补，配合默契的“乱党分子”在安源折腾，用不了多久，就将一个风平浪静的安源路矿折腾得风生水起的了。这就是二人的本领。

后来，刘少奇在得意时回忆说：当年在安源，出头露面的是李立三，埋头苦干的是我。

李、刘因此而声名雀起，成为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杰出领袖，他们一时的声望竟超过了派他们去的毛泽东。

1934年，刘少奇也参加了长征。35年1月，作为红五军团的政委（军团长就是彭德怀）的他参加了标志着毛泽东咸鱼翻身的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上，他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尚比较低，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和影响力，但他也是立场鲜明的“反博拥毛派”，这是他日后三十年中政治升迁最重要的政治资源。

遵义会议上的立场和态度是毛泽东日后用人的第一条标准。

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不久，搞不清出于什么动机，1937年，刘少奇就党的白区工作路线首先向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又名洛甫）开了第一炮。虽说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响应，然而刘少奇的这一举动的勇敢精神及其表现出的辩才无碍与揪人小辫子的本领，都让毛泽东啧啧称奇。毛想，这是一个日后用得着的人。

当时张闻天是党的一把手，毛泽东是军队的一把手，“张毛联”是地位基本平等的联合，且也处于遵义会议后的最初的“密月期”。毛泽东人前人后一再戏谑地称张为“明君”，称张妻刘英女士为“娘娘”，张闻天则脸上总是堆着一堆一堆诚挚的笑，一口一口“老毛老毛”的。

两人关系很好啊？然而，高明的刘少奇却看出了这只鸡蛋还是有一道不起眼的缝隙。

果不其然，在张刘之争中，毛泽东公开支持了刘少奇。毛说：

“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

“他系统的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仅管毛泽东对刘少奇作出如此之高的评价，但当时毛还没有决定要搞掉张闻天。他还没有准备好，他的综合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摔掉张的程度。他还要利用张，并通过张利用以张为代表的一大帮国际派的支持去对付党内另一个更凶恶的对手--老资格的实力派领袖张国焘（又名张特立）。

张国焘的年龄比毛泽东略轻，革命资历起码与毛一般老。毛与张的认识更早，那是在北大，张已是北大学生中的风云人物。一大时，张国焘和毛泽东同为一大代表，但毛只是一名普通的代表，而张国焘是一大发起者、筹备者、组织者，且是一大选出的组织委员，与陈独秀、李达三人成为党中央领导（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从一大到六大（三大除外），毛泽东在大部分时间内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有时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张国焘却一直是党中央位居三甲或五甲之内的核心人物。

张其时所拥有的军事实力也比毛大得多。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毛的部队只有原中央红军一、三兵团七千多人，到陕北后与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会合后也只有一万三千余人。而张的队伍有红四方面军和红五兵团七个军，八万多人。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张国焘反对他时，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最凶险的时期。

然而，对于力量对比如此强大的党内对手，毛只用了短短的二、三年时间，就将张打得丢盔卸甲，毫无还手之力的？这其间的过程复杂奇妙得真不可想象，也不可理解。既有天意，抑或人谋。当然也是由于张国焘自身犯了严重错误，但也足见毛泽东非凡的文韬武略。

张南下兵败后不得已到了陕北，毛将其留在延安，给他一个闲官儿当着，却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组成西路军西征。西路军孤军深入大漠之地，结果被西北狼马家军在祁连山全歼。张潜在的军事力量就全都冰销雪融了。张在四方面军当大帅时，手下当然也有几名得力大将，如黄超、李特、何畏等。西路军兵败后不久黄、李即被当作托派分子秘密处决（据说这事是王明干的），而何公开叛党投敌，只落得张国焘焘孤家寡人，好不凄凉。食他人之残羹剩饭，受他人之冷言冷语。这其中也有刘少奇的一双势利眼。张彻底丧失了生存的基础，只身逃离延安投靠了国民党。

毛泽东搞垮了最凶险的对手张国焘后，就坐稳了龙头老大的地位。但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仍是张闻天。毛虽仍频频地嬉称其为明君，却自称“大帅”了。其时的毛泽东几乎坐拥了中共全部军方资源，毛大帅也就逐渐成为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剑履上殿”的曹丞相了，而不懂打仗，没有任何军方资源的张闻天的角色如同汉献帝般，一步一步地沦为傀儡。见到毛就颤惊惊，手心全是汗了。

力量日益涨大，时机日益成熟，毛泽东决定要向以张闻天为代表的国际派全面宣战了。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毛环顾身边却没有坚定的盟友。周恩来也是有国际派背景的人，一向中庸和稀泥；朱德是老实人，没有战斗力，且有在江西时期反对过自己的前科；林彪虽说是铁杆粉丝，可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太低，没有多少发言权，再说他此时正在苏联养病，指望不上。

正当毛泽东举首茫然之时，他蓦地想一个人来，就是刘少奇。

对了！就是这个刘少奇了。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将刘从华东前线调回延安。

在刘少奇衔命从华东返回延安的路途中，两人热线不断。毛对刘的旅途生活和安全作了全方位的关怀。带多少警卫？带什么样的随从？走什么路线？到了哪个站点安排哪个地方官员迎送？芝一一预作了周密详尽的布置。

那些曾看了当年毛泽东关心刘少奇行程的电报的学者们，无不嗟叹不已！原来这两个后来的生死冤家还曾经有过如此亲密无间的岁月！原来，毛还曾对刘有过如此“真诚”、“无微不至”的关怀！

这是一种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和导师们之间才可能出现的至深至真至情至爱的无产阶级感情，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像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的伟大友谊一样。毛与刘当年的友谊不比他们差。

刘少奇回延甫始，毛泽东如虎生翼。东风既备，火烧开始。毛立即利用刘向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为代表的国际派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毛泽东是强大的，刘少奇是得力的，两人联手一举否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

于是，刘尊奉毛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代表；毛则将刘封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两人唱和，互相吹捧，配合默契，打得国际派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张闻天主动下台，周恩来检查不迭，王明装病告退，博古则降级留用。

从此，毛泽东如愿以偿地全盘否定了中共在他当一把手之前的全部历史，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始终正确的领袖。1943年3月20日，毛水到渠成地成为老大，兼五大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编辑委员会主席）于一身。

毛组成自己的班底，刘是他眼球里最称意的人选。刘少奇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央工作，就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毛又在中央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宣传委员会，自己兼主任，另一个是组织委员会，就由刘来担任主任。

从此，刘少奇在党内的排序明显地高于老资格的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成为实际上的第二把手。只是那时虽有党权，却还没有政权，没有宪法，也没有“接班人”一说。但长期位于中共二线大佬的刘少奇终于成为一线大佬，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之一。

刘少奇长期在地方工作，并无尺寸军功。他的提拔一开始就受到那些拥兵自重的军头们的反对，如彭德怀、林彪、也包括高岗等，只是碍于毛泽东的威势和面子，才不得已而接受了刘。

毛泽东为了扶植他亲自选中的人，让他在元老和军头们面前站住脚，芝为璜造了不少与论，说了许多的好话。

1941年的九月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章中说：

在中国共产党内，“明显的摆着两种‘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一种是假马克思主义、假列宁主义，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另一种是真马克思主义、真列宁主义，其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左倾教条主义者’是前者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是后者的代表。”

“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根据毛定下的调子，九月会议再次对刘作了很高评价，这一评价后来写进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用最大篇幅充分肯定芝的正确路线同时，也用很小的篇幅肯定了刘。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

虽然这仅仅只是一句话，但是极大的荣誉。因为在那个无比郑重的决议中，作为正面人物被写上名字的，刘是除毛而外的唯一人。

毛泽东在需要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不吝溢美之辞的。有些很肉麻，有些很过分，有些很绝对。例如：

毛泽东与张闻天合作之时，说张是个“明君”，说洛甫这个人是不争权的。

毛泽东到陕北后称颂高岗：是没有缺点的，总是正确的。

毛泽东称赞林彪：林彪同志那里有马列主义！谁说中国人没有发明，“四个第一”就是一个发明。

毛泽东赞邓小平：“人才难得！不整人，是个厚道人”，“他和我一样”。

毛泽东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不过比较起来，毛泽东的一生中还是说刘少奇的好话最多，份量也最重。

从那时起，民间就开始广泛流传芝的一句玩笑话：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这是一句中国特色的话。中国民间一向有对诸葛亮、周瑜、曹操智慧的评价，说诸葛亮一步三计，周瑜三步一计，而曹操则七步才有一计。“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形象生动地说明刘是中共群豪中仅次于毛的大智慧者。毛刘联手就像诸葛亮与周瑜联手抗曹一样，毛泽东一步三计，刘少奇三步一计，这两个人联手，无论是七步一计的老蒋还是党内那个小金豆子王明，都不是毛刘双雄的对手了。

既然毛为刘说了这么多好话，各路军头们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

好歹，刘少奇也是一个老革命，并不能算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

刘少奇当然明白，毛破格提拔自己是费了劲的，所以也就用了心思地报答毛。

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三名书记，毛泽东为正、刘少奇和任弼时为副。

历来正副之间是平等的同事关系，刘少奇却提议说副的都是正的助手；

历来中央重大决定需经集体讨论，多数决定，刘少奇又提议说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刘少奇的这两项提议是致命的，从此确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力，加速了毛泽东完成统一全党大业的进程。

当时人们的觉悟最多也就是认为那是刘少奇在拍马屁，又有哪一个能想到这也是刘少奇给自己预挖的墓坑呢！

从那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刘在官场上乘风扶摇，一帆风顺，遇主龙恩，报主龙恩，亦步亦趋地紧跟毛泽东。

毛在不断的胜利中逐渐地丧失了自我；

刘在不断的升迁中也逐渐丧失了自我。

1959年4月，全国人大第二次代表大会，刘少奇当选为共和国主席。

1965年1月，全国人大第三次代表大会，刘少奇再次当选为主席。

1966年8月，文革一开始，刘少奇即被毛泽东打倒了。

这个二十多年前对他竭力称赞，费尽心机将他调到中央的芝只不过写了一张200多字的大字报，就注销了往昔对他一切的正面评价。

双方的矛盾早就有了，62年年初“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动了打倒刘少奇的心思，64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启动了打倒刘少奇的程序。当时毛就曾严厉痛斥并警告刘：“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用一个小指头就能打倒你”。毛真是君无戏言的，果真“只用了一个手指头”的力量啊！什么叫“谈笑间”，“挥手间”，“弹指一挥间”？这就是啊！

1968年11月24日，刘少奇70初渡，中央向“囚禁”中的刘传达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传说，刘少奇顿时眦目裂牙，血脉贲张，血压升高，举止失措。

这其后，刘少奇就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了，直至1969年11月13日，惨死开封狱中。

这位毛泽东的三十里路老乡党，四十五年（从1922年算到1966年）老战友，曾经被毛泽东吹捧，也被全党认可了的“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一针见血的医生”、“一生很少失败”、“懂得实际工作辨证法”，当了24年（从43年算到1966年）太子，做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任国家主席，做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4年的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为什么竟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呢？

真是世事沧桑，叫人唏嘘不已。

官方则说，刘少奇是林彪和四人帮害死了的。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很清楚，无论是林彪、也无论是江青，无不是秉承毛泽东的旨意行事，林江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帮凶、打手而已。从迄今公开的材料看来，林彪几乎没有参与过对刘少奇的具体的迫害行为，甚至他的内心是同情刘的。作为后来的接班人对于他前任的接班人的悲惨下场难道没有“兔死狐悲”、“倒吸一口凉气”的惊惶吗？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打倒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刘少奇呢？

三、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天上有十个太阳，老百姓受不了，太阳们相互间也不安宁，后羿就一个一个地将其射下来。剩下两个太阳了，它们仍在天上搞来搞去，老百姓仍然不得安宁，后羿又射下了一个。只剩下一个太阳了，这才天下太平。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山不容二虎”，“一个槽里拴不住两头叫驴”，这都是中国独有的政治常识，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的浅显道理，刘少奇居然不懂。

千错万错，错在当年毛泽东心血来潮要退居二线之时，刘少奇就根本不应该接受这个徒有虚名、并无实权的国家主席的职务。

此等“无功之禄”，刘居然受之不疑；

此种“假王”名号，刘居然洋洋得意。

以“修养”闻名于世的刘如此没“修养”，真叫人扼腕叹息。

此后，每逢节日，报纸总要将两个主席的大照片并排地刊登在一起，毛在左，刘在右。毛泽东固然是龙凤之姿、天目之表；刘少奇的照片也不错，另有一种慈祥的微笑。

要一起登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但第一不能并排，第二你的那张要小一号，第三要想什么办法把自己搞得丑一点。

刘看自己照片，傻乎乎地很高兴。但毛看了心中是何感受？你想过没有？

关于“两个太阳”的事，当代也有过一个精彩的“典故”。

那是在1945年7月，有六位国民参政议员访问延安。7月4日，毛泽东特别邀请左舜生和章伯钧作“竟日之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激越地说：

“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我这几条破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美国大使)赶走了再说！”

当年，蒋介石兵强马壮，已经成为中国这块天空上的唯一的太阳。毛“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其时的毛泽东表示愿意与蒋先生“两个太阳”共存于一天，哪怕自己的这颗“太阳”小一点。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毛太阳运筹帷幄，将士用命，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将蒋太阳赶下了海，毛太阳就从万顷碧波中升上了天。如今是唯一的太阳了，怎么还愿意又冒出来一颗“刘太阳”呢？

具有强烈讽刺意义的是璜这个“太阳”的升起是毛自己一手造成的。

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元帅二战英雄蒙哥马利，第一次谈到他的接班人问题。

当时蒙老帅问他：“你的接班人是谁？”

毛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又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管不了。”

此后，在修改九评苏共来信的第九评中，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句中的“毛泽东”之后亲自加上了“和刘少奇同志”，这句话变为“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了刘少奇一个“一字平肩王”的圣宠。

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第一次出现毛刘两幅标准像并列的版式。

但当刘这个太阳一旦升起后，毛的心中在第一时间就有了另样的感受，莫名的不爽！本来中国只有一个毛主席的，却凭空出了个刘主席。不爽！再加上傻乎乎的老百姓还要帮倒忙。往往在高喊“毛主席万岁”之后，还要喊上一、两句“刘主席万岁”，更不爽！

“失去了的东西那是最好的”，这是常人皆有的心态，何况毛。

寻常人在失落了一阵子后，心情也就渐渐平和了。

但毛不是寻常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内心的酸溜溜的感受越来越强烈。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固然是毛自身性格使然，但也有刘的原因。

刘少奇原来挺会做人的，一旦当了“假王”后忽然就变得不会做人了。

正当两人的关系变得尴尬微妙之际，“枕头风”就开始起作用了。“拈风吃醋”的小青儿固然在毛的身旁不断地搬弄是非，刘的老婆小美也不是什么省油灯，一味儿只知道借丈夫之势抢出风头，更惹得小青儿醋罐子打翻。小青儿吃醋，就必然会在老头儿跟前吹风，风吹大了长了，肠胃就更是酸溜溜的了。渐渐地毛的潜意识中已不再认定刘是他的接班人了。就在蒙老帅访问二、三年后，一个法国人问毛：你的接班人是谁？毛答道：“像我和戴高乐这样的人，是没有什么接班人的。”

口风已经全变了。

四、抢出风头

毛泽东向以导师自居，著有雄文四卷，当然是马列主义理论家。他是要集“法统”和“道统”，“君师”三者于一身的人。

历来的马主义的导师们都有这样鲜明的特点。

列宁是苏共领袖，同时是导师与理论家。列宁是彼得堡大学的高材生，读了很多马恩的书，是一个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曾经评价道：“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

列宁死后，斯大林当了领袖，但斯大林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并不是理论家，但他很快就将自己包装成理论家了。

“我花开时百花杀”，这是农民起义的领袖黄巢的诗；“春来我不先发声，那个虫儿敢开口”，这是毛泽东年轻时的诗。在中国，既然有了我毛泽东这样一个马列主义理论家，就不能再允许有第二个理论家。

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本人就已经向全党打了招呼的。

当时，张闻天被党内公认的理论家。周恩来从苏联回来时传达共产国际领导曼努斯基的话也同样这样称赞张是中共的理论家。

毛泽东当时就不屑地说道：“什么理论家？不过是背回来一麻袋教条。”

毛泽东随却规定：“今后凡是能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才能称为理论家。”

这条蛮不讲理的杠子一下来，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已经公认的理论家张闻天就不再是理论家了。

“公认”不敢再公认，重要的是要“毛认”。

毛泽东谁也不认，只认自己。能够称得上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除了他自己外还能有谁呢？于是毛泽东就成了中共唯一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延安这一段“理论家”的公案，刘少奇也是亲历者，可就是健忘了。

刘啊刘！你既然自己也说是毛的学生，那你还在那儿舞文弄墨干球子啥？你老老实实学“毛著”不就得了！即使要写，也只能写写学“毛著”心得，当一名超级毛著学习积极分子不也挺好的吗！

可是刘却不甘心，他打小儿起就有舞文弄墨的习惯，在乡间有一绰号“刘九书柜”。参加革命后更是写了不少书。其中，最出名的有两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有一本是“论党”。

刘少奇的文采真不错，这两本书长期受到党内干部的追捧，当作党内经典教材，一版再版的，这就抢了毛泽东独一无二的理论家的风头，习惯于吃独食的毛能不愠怒吗？

你看，周恩来就从来不写书。当然开会时不能不讲话，但他从不将自己的讲话整理成文章发表，更不汇编成“选集”。周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他懂得韬光养晦，懂得为臣之道。

土财主家庭出身的刘不懂得这一点，光顾着抢出风头。

五、容易走火

笔者学生时代不止一遍地读过刘少奇的文章。那时，凡要求进步，争取入团入党的人都必定要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时感觉刘的文章真好，论述缜密，文笔流畅，文采蕴然，说服力也很强。还看过刘少奇的《论党》及其它讲话和文章，感觉都很好。

如果将刘的文章与毛相比，无论在气势上、通俗化与生动性上都不如，但刘的文章致密细绵，说理充分。如果将毛泽东的文章比作“大江东去”，那么刘少奇的文章犹如“小河淌水”。

但刘少奇的文章也好，讲话也好，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容易出格和走火，也即俗语所说的“把不住门儿”。

例一、建国初期他对天津的资本家说：欢迎剥削，你不剥削，工人还不高兴，剥削得越多越好。

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的核心就是“剩余价值学说”。这是共产党的“圣经”和“宝典”。

只因为有了这个学说，造反也好，革命也好，才被贴上合理的标签。分田分地，扫地出门，都才理直气壮。因为按照这一理论，这些东西原本就是我们的，现在抢过来，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

消灭压迫和剥削是共产党从娘肚子里就带出来的法宝，没有了这一条，就不能叫共产党。

可现在刘少奇却说资本家剥削有理、越多越好，这不是“擦枪走火”吗。

建国之初，刘少奇还曾经批评过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关于共产党员不能有剥削的说法是幼稚的，刘认为应该允许共产党员有剥削。

在今天看来，刘少奇的这种思想不仅正确，而且英明。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却超前了四十年，在当时冒了大不讳。

高岗正是抓住了刘少奇的这一“走火”言论，在毛泽东面前上眼药。毛泽东则公开支持了高岗。

例二、刘少奇于“七千人大会”后，将当年延安整风时出版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经亲自修改后再版，并于1962年８月1日在《红旗》上刊登全文。书中有两段话：

“……，这种人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把自己打扮成为‘伟大人物’和‘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的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

请读者诸君仔细看一看，想一想，这两段话是在说谁呢？

任何人看了也会立刻联想到毛泽东。

毛泽东当然也会看到的这本书，毛泽东又会怎样想呢？

不高兴是肯定的，但你已经将话说到了这种程度，哪能岂止是不高兴！

毛泽东的老朋友章士钊先生深知这两段话伤害了毛，文革中曾专此写信给毛公为刘公说情。章士钊说刘公的这一段话是针对陈独秀的，不是针对你毛公的。毛泽东并不正面回答，却将专案组整理的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也有研究者说这两段话是延安时期针对王明的。可是陈独秀死已多年，王明也早就垮台，并已移居苏联。谁还能在中国共产党内自封为马列呢？当然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毛坐稳江山后，自封“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要求党和人民像对马克思一样崇拜他，像对秦始皇一样尊奉他。这是秃子头上的蚤，明摆着。也有人说这两段话在《修养》中早就有了，刘少奇不过是保留原文原貌而已。可是在62年再版前，刘曾对原文作了大量修改，却为什么偏偏完整地保留了这两段呢。

答案只能是一个，刘少奇是存心刻意针对毛泽东。

笔者当年读《修养》时也注意到这一段，当时心中咯噔咯噔了好几下，只是没敢往细处想。

例三、毛泽东一向标榜自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专家，一向对自己的所谓调查研究的方法洋洋得意，经常自吹。而刘少奇却在64年前后一再说芝的调查研究的方法过时了。刘说：

“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上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

刘少奇说这番话时，毛泽东不在场。如果毛在场，借刘十个胆儿，刘也不敢这样说。可是，毛虽不在场，毛的心腹无处不在。那个鼻子狗一样灵敏的陈伯达当时就嗅出了味儿，立时就打了小报告。

你说，能怪打小报告的陈伯达吗？能怪毛泽东吗？换谁谁也一样不高兴。

没有立时发作就是好的了。真要立时发作也就好的了。

其实，无论是毛的方法还是刘的方法，都是“挂羊头卖狗肉”，都是自己首先有了一套，然后再以调查研究的名义强加给群众。

刘一方面说毛的“开调查会”的方法不够用了，过时了，不顶用了，另一方面却吹捧自己的老婆发明的“扎根串连”。在毛看来，那岂不是说我毛泽东不行了，你老婆行！你更行！不按你老婆的那套办法去做，就没有资格再当中央委员了，岂不是说我毛泽东连一个中央委员也没资格当了。

刘啊刘！你这哪儿是在讲话？分明是在找死！

粗材啊！粗材！蠢材啊！蠢材！

毛泽东说：“自作孽，不可活”，真是没说错！

例四、关于成绩和错误

例五、关于三年困难的原因

以上两例都在笔者的拙作《刘主席评价毛主席》一文叙述过，此处不再重复。

例六：关于“非常大总统”。

刘少奇说话容易出格、走火的例子有很多，也不可能、不必要一一列举。但有一个例子必须补充，那就是在七千人大会后召开的西楼会议上，刘居然将自己比作“非常大总统”。

中国历史上只有孙中山在1921年经非常国会选举为“非常大总统”。那时袁世凯早已死了，国家处于非常时期，于是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即赋于了他非常的权力。

62年的中国，三年大灾荒还没有完全过去，饿死了那么多人，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国家确实也处于非常时期。在这个时候，刘自称“非常大总统”，有点挽救危局，“舍我其谁”的意思。

那几年为了走出大灾荒，为了让国民经济走上恢复发展的道路，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做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也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千方百计、呕心沥血的。而这时的毛在哪里？他又外出巡游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总统”。

但毛并不这样看。首先他认为三年大灾荒的情况也并不如传说中那样坏；其次他认为最坏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了，以后是越来越好了；最重要的还是我还没死，哪来的“非常大总统”？刘少奇自称“非常大总统”，自然是“野心”大暴露。毛听了这句话后会有怎样的愤怒？这不难想象。

刘少奇一次又一次地说溜嘴，在毛泽东看来就是狐狸尾巴一次又一次地露出来了。即使是不搞政治的人，谁都能听得出弦外之音。

毛是多疑的，但也是敏感的。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毛泽东何曾手软过？何况还有一个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先例放在那里。

手软了，让他们活过自己。难道让他们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难道让他们像伍子胥那样鞭尸三百？

当然不能，除恶务尽，手软不得啊！晚除不如早除！

要知道三年大灾荒饿死了几千万人，这对芝来讲确实也是一块极大的心病，他虽然嘴上不承认，其实心中也是知道的，造成的原因当然是他的“三面红旗”的恶政。

国外有一个叫哈耶克的学者说过一段话：

在极权统治下，往往是最坏者当政。------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先前的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去保护先前的罪恶。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毛泽东正是这样，他其后所做的一切，包括发动文革的目的全在于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先前的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去保护先前的罪恶。

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在毛身边工作的人应该清楚，毛所说的中央出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可以说，从那时起，毛泽东抓紧了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随后发生的文革，不过是找借口、找时机罢了。

六、不识时务

毛泽东曾经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评价他的接班人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是有的，但灵活性稍差。

其实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刘少奇的灵活性一向都不差，否则他也不可能在险象环生的中共高层混到这样的高位，又在这个高位混了这么长的时间。尤其是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刘灵活得就是一个风派人物。只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以后才变了一个人。

岂止是灵活性太差，有时简直是“榆木疙瘩”，不识时务，不知进退。

可见，一个人地位的变化对这个人灵性的影响有多大！

常常是官做大了，人却傻掉了。

中共高层，灵活性最强的当然是周恩来。我们不妨先举一个后来发生的周恩来挨批的例子，和刘少奇作一个对比。

（一）、周恩来的例子

1973年7月4日，芝严厉批评外交部。

事情的起因是外交部新闻司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该文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有协议比没有协议更有欺骗性”。

周恩来看到这篇文章后大为赞赏。

但是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就勃然大怒。毛说：

“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提法上是看表现，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其实是说将来打倒你，莫说我事先没打预防针。

对于这件事，笔者也有很长时间不理解。

两种说法都是说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如何如何坏的，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差别呀？可是毛泽东于是认为芝之所以大怒？难道是纯粹故意给周穿小鞋？

后来仔细看呀，仔细想，终于也看出了其中的确有点名堂精。

“大欺骗、大主宰”这种说法里只有美苏，没有中国；只有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没有毛泽东。

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说法里不仅有美苏，还有中国，也就是有毛泽东。

前者没有毛泽东什么事，后者毛泽东是主角。毛泽东强调的是世界形势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有一股崭新的革命力量正集结在他毛泽东的旗帜下。毛泽东就是新世界的马克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带路人。要谈世界，那是不能不谈毛泽东的。不谈毛泽东，忽略毛泽东，毛泽东当然不高兴。

毛泽东于是震怒了，周恩来知道捅了马蜂窝，怎么办呢？

什么办法也别想，老老实实地做检查。

于是周恩来马上给毛泽东写信做检查，承担责任。又是从思想认识上，又是从工作方法，多方面地诚恳检查，无非是不要鼻子不要脸地往自己身上泼脏水。

周恩来检查了一次又一次，N次后终于感动了上帝，毛泽东在函上批道：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

看得出来，龙颜初缓了，有了活话了，有门儿！

但这不能算明确的结论，检查还得继续写。

又一星期后，毛终于金口大开：“检讨不要写了。”

周恩来如释重负，一场凶险的危机终于消弥于无形。

识时务、知进退的周恩来一生都用这种方法与蛮不讲理的芝成功地周旋着。

在“猫玩老鼠”的游戏中，一般都认为主动权完全在猫一方，但也有极个别的、特别聪明的、活到尾巴上的毛都发白了的老老鼠有时也能争取到一点主动权。

比如，这只老鼠要能放下架子、不要面子、让猫玩个够呢？

玩够了，也就腻味了，有时也就没有兴致非把老鼠吃掉的。

让我们设想一下，除了“检查”一法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

如果周恩来据理力争，那么毛泽东肯定会火上浇油；

如果周恩来软磨硬泡，那么毛泽东很可能痛下杀手；

如果周恩来假装谦虚似地“请教”呢？芝会觉得你是油头滑脑；

所有这些，周恩来都没有做，只是老老实实写检查。

想得通检查，想不通更检查；

错的固然检查，对的更要检查；

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十次八次------

毛泽东终于熄火了。

周这个人作为一只被猫玩于股掌的老鼠，同时也看多了这只猫怎样玩其它的老鼠的，他真是太了解这只老猫的习性了，所以他有应对之法。有许多次他都是这样涉险过关，猫口逃生的。

延安时期，他连续检查了五天。刘少奇、高岗、康生等毛泽东所宠幸的新贵们将他骂得狗血淋头，他忍了，最后弄得毛自已不好意思了，也就算了。

57年，为“反冒进”一事，周恩来也是用这种法子，不断检查，据说检查了13次，最后也感动了毛。

周恩来不仅是绝顶聪明之人，也是丢得起面子之人。

可是，这世上能有几只老鼠能做到既识时务又丢得起面子呢？

（二）、刘少奇的例子

刘少奇就不识时务，很不识时务。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在一次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上，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

对于这样重大的理论、政策性问题，如果刘少奇是识时务的话，就应该让毛泽东先讲，让毛定调子，然后再围绕着毛调，高声附和，胡扯八扯，那就不会犯错了。

可是刘少奇却自以为是地抢先发言说：

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叉在一起。

毛这种人的性格属于那种老百姓说的“杠头”，或是赵树理笔下的“常有理”。你说东吧，他就偏说西；你要是说了西呢，那他就说东。总之，他要的就是与你不一样，然后就说你是错的，再来批判你。对此，林彪深有体会。林彪私下里常常总结与芝相处的经验。其中：

“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先听他说才可一致。”

刘少奇既没有周恩来的圆通世故，又没有林彪的机灵无耻。刘啊刘，你先发的什么言？哪能不触霉头呢！

于是，毛泽东冷冷地说：

“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

既然毛已开了口，刘就应当说：主席指示了，就照主席的指示办。

可是，刘不肯这样说。又不敢公开反对，于是竭力装缓和地表达他的不同看法：“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话说得很平常也很委婉。但芝毛泽东一听就觉得不对劲，你说要一切从实际出发，那岂不是说我不从实际出发啦！芝开始激动，于是说出了一段气很粗、理很壮的经典：

“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的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巧舌如簧，总是那么振振有词，一下子就占据了理论制高点。

至此，刘少奇还不识时务，心中还不服，仍然坚持已见，于是表面上就伪装谦虚地“请教”：

“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话赶话，能杀人。刘少奇软中有硬，毛泽东软硬不吃。终于举起杀手锏：蛮不讲理。芝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直到点到了具体人，刘少奇这才吓得不敢开口。事情发展到如此难堪的境地，刘少奇才识了一点时务。但是，太晚了。后来，那个可怜的张霖之果然在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了。

正是由于刘少奇不识时务，冲突已经发生了，还赖在那里不走，甚至他那种故作谦卑的“请教”，在芝看来，都是软钉子。他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是最轻微的挑战，即使是平等的讨论，在芝看来也意味着对他权威的蔑视。所以，芝就龙颜大怒了。

电视剧《雍正皇朝》中有一个镜头：康熙帝龙颜大怒，举杖要打十三爷与九王子，张廷玉在一旁对众王子大呼：“岂不闻小杖受，大杖走”。这才避免了一场血光之祸。

面对着毛皇爷的龙颜大怒，刘少奇不识时务，白白牺牲了一个张霖之。如果他继续坚持下去，不知道还会有哪些干部会被点名？说不定毛甚至会说：“你也是！”事实上他也已经说了：“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试想一下，如果刘少奇能像周恩来那样，当毛泽东刚开始指责时就马上承认错误做检查，双方关系何至于搞得那么僵，就会为以后的和解留下缓冲的余地。

人类中总有一些天生“无理强占三分理”的人产生，对于这种人切不可恋战啊！何况此人还掌握着最高的权力呢？

七、老婆帮倒忙

古今中外，多少好朋友、好兄弟反目为仇，有时问题出在老婆身上。

如：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原先的关系是很好的，周作人去日本也是鲁迅带出去的。他们的父亲死得早，“长兄为父”的道理，这兄弟俩都是知道的。当哥哥的，就多了一份责任和爱心；当弟弟的也多了一份尊重和顺从。但自从弟弟娶了一个日本老婆，兄弟俩的关系就逐渐疏远了。直至后来，弟弟竟说哥哥偷看了自己老婆洗澡，老婆说哥哥对她别有企图，弟弟说哥哥变态。这兄弟俩从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政治上也分道扬镳了。

鲁迅究竟有没有偷看弟媳妇洗澡？这是一段无聊的公案，谁也说不清。辨之者说鲁迅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怎么可能做出如此下流无耻的事？可是鲁迅也是一个男人，怎么就绝对不可能走过路过顺便看过。只要不是故意扒窗户，鲁迅该伟大还伟大；即使是扒了窗，也只是在这方面不伟大，其它方面该伟大仍伟大。

何况毛泽东与刘少奇本来也并不是什么好朋友，好兄弟。

说得好听一点，他们是战友。可这也仅仅是刘的一向情愿。

刘可能把毛看成是战友，毛也许曾经把刘看成是战友，可是毛的战友是常换常新的。

即使在1942年的延安，毛需要刘，借助于刘时，确实也曾说过把刘当朋友的话，但也不过是一时之需，只是毛内心的浅浅一痕，当不得真的。

刘从来只不过是毛的“御前一卒”，是棋盘上一颗可以任意挪动的棋子而已。

再有一层：就算是朋友，朋友好处，朋友的老婆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好处；

就算是兄弟，兄弟好处，妯娌关系就不好处；

上下级关系本身就很不好处，上下级老婆的关系就更难相处了。

男人们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可老婆们之间不一定是上下级关系。

下级的老婆虽然并不一定是上级老婆的下级，但却要比下级尊重上级还要更尊重上级的老婆，要比下级伺候上级更要小心地伺候上级的老婆。比如，走路时，下级的老婆一定要让上级的老婆走在前面；坐位时，一定要让上级的老婆坐在中间；讲话时，一定要让上级的老婆先讲，下级的老婆不仅要后讲，还要高度评价上级老婆的讲话：讲得好、全面、深刻，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完全同意她的意见，会后要组织好好学习之类的“八股屁”。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各种场合下，下级的老婆千万不能比上级的老婆穿着光鲜，最好那个爹妈给的脸蛋子和身段子也要比上级的老婆丑一点才好，万一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要在着装、化装上故意淡化自己。总之不能“抢镜”。

自从刘晓庆出了一本书，她的一句话得到社会公认并广泛流传：“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一个离了婚的名女人难上加难。”

这话要换在官场，那就是：做女人难，做一个当官的女人更难，做一个下级的当官的女人难上加难。

文革中，中共高层有四大名女：青、超、美、群。

四人中，除了邓颖超与周恩来是原装外，其余都是“半路夫妻”。

小蓉和小群是二锅头，老芝与小青是四婚，而老璜与小美更是六婚了。

小青是党母，地位无人能比，自然可以居高凌下、气指颐使、为所欲为，想什么说什么，随便说随便做。她又是那种典型的傻逼女人，内心充满了莫名的仇恨，脾气一上来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骂。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算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往往莫名其妙地祸从天降。广东人称这种女人叫“八婆”，真是最恰当不过。

其它三人都是下级的老婆，活该遇上这样一个“八婆”，就有着说不尽的注意事项。

这三人中，小超是做得最好的，堪称模范。小群做得也不错，做得最差的就是小美。

小超其实是“老超”。四人中数她的年龄最大了，革命资历又最老，大家都称她为邓大姐。但有两个人例外，一个就是她的老公，老公叫她小超，那是老公对老母的恩爱表白，老超乐意听。另一个人就是小青，年龄比她小了十几岁，参加革命也比她晚了十几年，可小青依仗老公的势力，从不把老超放在眼里，一口一个“小超、小超的”。老超同志打心底里反感，就像嘴里含了一只死苍蝇。但又有办法呢？谁让自己的老公比人家的老公低一头呢！

“小超，小超！”

“在这儿呢，老江，你老有什么吩咐？”怎么这么别扭。

文革时，老超同志六十开外，无论从相貌上还是从年龄上，浅薄的小青都感到自己特别有优势。老超在小江面前既不敢以老革命自居，也不敢以老大姐居傲。她是见过世面想得开的人，从不生闲气，更不与她争名利，抢风头。虽然小青儿也想寻衅生事，无奈老超同志有一门“借力卸力”的绝技，两人总算相安无事。

不要以为老超在小青面前永远能保持一副不亢不卑的架势，也有把握不住的时候，也会在关键的时刻拍拍小马屁。比如有一次，一些造反派到上海去搜集小青30年代的“黑材料”，老超知道了，当面对小青说：“这不是什么黑材料，而是红材料。”小马屁一拍，浅薄的小青很受用。

老百姓说“丑妻家中宝”，这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老百姓常把周恩来比作诸葛亮。诸葛亮年轻儒雅、丰神俊朗，而老婆黄氏夫人却是黄脸婆、大暴牙，丑而贤，但他相夫教子，不从政、不参政，从不给诸葛亮惹麻烦。周不仅与诸葛亮有同样的地位，同样的丰姿，同样的儒雅，也同样有一个“丑且贤”的老婆。周有这样的老婆，真是一生之福，也是他一生有惊无险，得保善终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蓉的老婆小群也是一个特别出色的女人，上海人讲话，特别“来三”。小群与小青的关系处理颇为得当，我们也从未听说过这两个女人有什么不团结的事。比之老超，小群是另一种处事风格，她善于揣摸小青的心思，会拍她的马屁，尤其是会逢迎她的小性儿。凡是小青不参加的会，小群也绝对不参加。有时到了会场，一看小青没来，小群就会赶紧借故溜号，绝不让小青有背着她出头露脸的感觉。凡是小青要参加的会，小群就会赶紧去。去的目的也不是借机自己出风头，也是当帮衬，帮衬着小青出风头。小群甚至能当着全军干部的面，喊出“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这样的口号。无耻到极点，但是小群喊起来心中无障碍。小群难道不知道这样喊很丢脸，但为了老公和儿女，为了大局和长远，小群丢得起这个脸。

搞政治的，喊一点心口不一的口号真是小儿科，算不了什么。

男人拍男人的马屁，女人拍女人的马屁；老公拍老公的马屁，老母拍老母的马屁。什么时道？

别看小蓉儿处心积虑地拍芝的马屁，但其实小蓉儿就不买小青儿的账，他打心眼里特烦这个“鸟女人”。

有一次小青儿来家访了，小蓉儿竟欲拒而不见。小群儿惊惶了，跪在地上求丈夫：“这个女人你得罪不起，好歹你得见一见啊，不为你自己也得为了咱们的孩子。”正是在老婆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小蓉儿才好不容易按下一时之愤，才得以维持与芝、青夫妻档的长期友好关系。

大家说呢？作为一个下级的妻子，小群是不是做得很“出色”啊？所以林办的工作人员一般都很佩服小群，说她是鬼怪精灵呢！

不过话得说回来，那时蓉军权在握，小青儿也知道蓉绝不是省油的灯，自己也有很多事情得求着蓉。而且他也领教过蓉的暴脾气。所以，小青儿对小群儿也就会客气一点。

三人中，最不会“来事”的就是小美。

璜美这一对和芝青这一对，都是“老夫少妻”。

芝青是在1938年11月结的婚，其时芝45岁，青24岁，芝比青大21岁。璜比芝小5岁，美比青小了7岁。璜美于1948年结婚时，璜50岁，小美27岁，璜则比小美大了23岁。

璜比芝找了一个更小的老婆，而且各方面的条件都更好，光凭这些就很让人不爽。

虽然，青与美也都够不是上“国色天香”的等级，但确实也都算得上年轻漂亮。

小青儿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乌黑的眼睛，演戏练成的活络络的眼珠子，三围也很过得去；小美儿发眼也美，又有高挑苗条的身材。如将两人放在一起比一下，还是小美儿略胜一筹。小美身材苗条，瓜子脸，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又是大学毕业，硕士生，英语纯熟，文化素质要比小青高得多。小美唯一不如小青之处就是那两颗门牙暴了一点，嘴巴虽然拱起来却仍然有点包不住，不过不是“地包天”。再就是入党晚了15年，论起革命资历，要比小青差一截。但整体优势还是很明显。小青这人小家子出身，妈是给财主家当女佣的，小青本人又是当戏子的，旧社会的戏子争风斗艳、拈酸吃醋是本色，自然心怀妒忌。而璜和小美都有书卷气，丝毫不加防范，只要有机会出风头，还是照出不误。例如出国访问，再例如桃园四清，后来璜还派小美去当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这都是严重犯忌的。

小美第一次出头露面是在1962年的9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偕夫人访问中国，作为外交礼节，璜携夫人小美儿前去迎接。《人民日报》就刊登了璜夫妇与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又刊登了小美儿与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这就使小青妒火中烧。在中国，当然她才是真正的第一夫人，可是她这个第一夫人却从未在媒体上公开露过面。小美的露面使她找到了借口，不知小青儿如何在老芝身边如何撒娇使泼的，终于得到芝的同意，正式以“芝夫人”的名义会见了苏加诺总统和夫人，照片也醒目地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这才第一次知道了原来芝的夫人叫江青，璜的夫人叫王光美，也才第一次看到了党母国母的丰韵。大家说也还行，过得去，都蛮漂亮的。

谁能意识到这两位主席夫人正争风吃醋，更没人意识到这是千年妖狐小青儿从幕后走向前台的重要信号。

可以说，正是小美儿激发了小青儿的欲望，变相促成了小青儿出山。

从1963年4月至1966年4月，璜和美又先后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这六次访问使小美名声大振，风头出尽。拍电影、上报纸，新闻媒体争相报导。在印尼街头还出现了小美的巨幅画像，比真人还要大，比真人还要美。

小美出国前，小青关照她说“依我看，有时不带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显得别致、出众！”可后来小青看新闻片，发现小美根本就没听她的话，在缅甸的晚宴上，带了一根缅甸领导人奈温送她的金项链，故作高雅地用娴熟的英语与外国领导人交谈着。

凭心而论，小青的关照也并没有什么坏意。可你连我的这样的好话都不听，这样的好意也不领，好吧，走着瞧，看你风骚到几时？

强烈的嫉妒就像一把火，在小青儿的胸膛里燃烧着。她无法入睡，时时想的是如何出气。于是，不断地向老公告状。而芝本来也对璜的出国表现不满，对璜在国外受到的隆重接待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嫉妒心理。于是，这一对夫妇在暗夜里达成了一种默契，等待时机，更要制造时机，向另一对夫妇开刀。

党公党母已在磨刀霍霍，国公国母却还浑然不觉，他们久久地沉浸在当国公国母的精神和物质的享受之中。

璜甚至还说：这是在为他和小美补办婚礼。

昏头如此。而此时，离他们的倒台已不足一年了。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桃园经验”。

1963年冬，小美在璜的支持和授意下去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总结出了一套极左的“桃园经验”。璜认为这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经验，让小美到处宣讲，并以此指导全国的四清运动。

有一次小美在北戴河宣讲，一口气讲了5个钟头。正在那里休养的芝听说了这事，就说：“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5个钟头还讲不完？”

下面的同志也有反映，认为璜让老婆到处做报告并不那么妥当。好心的杨尚昆将芝的话和下面同志的反映都跟璜讲了。杨尚昆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

要说已有人提醒了，应该警觉才是，可是你知道璜是怎样回答的吗？

璜居然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

你说这个璜是不是特犯浑！说他什么好？

笔者当年也参加过四清，也学习过“桃园经验”，当时觉得真不错，可也同时觉得璜让老婆出头露面总不是太好吧？难道党内那么多高级干部就没有人比你的老婆水平高？

笔者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璜连这一点起码的人情世故都不懂？

无法解释，唯有一解，那就是“色令智昏”。

人啊！这个生物进化亿万年后产生的全智全能的终极品种仍然有太多的缺陷。官做大了，人会变傻；爱情甜蜜吧，恋爱中的男人与女人都是低智商；娶了个好老婆吧，又年轻又漂亮，幸福了，也会变傻。

其实，当时芝璜关系虽然已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但芝对小美却并不太反感。芝在北戴河游泳，自己的老婆小青儿不陪，却让璜的老婆小美儿陪着。也不知是什么心态什么企图？小美还经常带着时已成年的丈夫前妻的女儿刘涛一块儿陪着，也不知是什么心态，什么心思？这母女俩身着鲜艳的泳装，是不是挺养眼。

芝对小美的“桃园经验”开始时也是欣赏的，也是他批准、他发话让小美做报告的。可当小美真的到处讲开了，芝又阴阳怪气地不开心了。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可俗话也说了：再好也是人家的老婆呀。

更犯忌的事情是文革初期小美儿到清华蹲点，当工作组顾问。璜指导并操纵老婆在清华怎么做？这样做；小美则为主持中央工作的老公提供指导运动的典型经验。清华工作组在小美的直接操控下，一进校就罢免了全校五百多名干部的官，短短几天内又将对工作组有点意见的700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还整出了一个造反英雄蒯大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当初刘邓工作组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而且很严重。虽然错误的性质叫不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可再商量，但毕竟是确确实实的错误。以至于，芝从武汉畅游了长江回到北京，一抓一个准。璜尽管辨解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芝却不放松：“什么老革命，老反革命！”

笔者有这样的分析与估计：

璜之所以被芝打倒，老婆帮倒忙的因素约占三成；

芝之所以要打倒璜，老婆吹风的作用也要占三成。

也许高了点，但绝不是可以忽略的因素。

八、马屁失效

历史上，璜曾是拍马高手。

前文说过璜是于1942年的延安整风后，1943年3月20日的中央会议上正式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的。

此前，璜虽早已是一个老资格的职业革命家了，但在党内的地位却并不高，始终未在中央工作过，大约总在十名开外的二线层面。

璜长期做白区工作，既没有硬的战功，更不拥有雄厚的军政势力，之所以能从二线群星中脱颖而出，全赖芝的提携。

而芝之所以不提拔别人而提拔璜，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看中他“特别能战斗”，其次则是会拍也能拍。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性重大命题最早是一个广东人张如心提出来的，后来被王稼祥接过来了，但真正集大成者却是璜。

中共在推行个人崇拜过程中有两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延安整风时期，标志性的会议是七大，代表人物就是璜；第二个里程碑是文革时期，标志性的会议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代表人物当然是蓉。

有人统计过璜在“七大”报告里，有105次提到芝的名字。

所以，璜在被打倒后很委屈地说道：

“我不是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时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建国以后，璜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在“拍”这一点上，有所收敛。毕竟年龄也大了，又当了国家主席，可谓功成名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璜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多了几分矜持和自重，再说多少马屁话，他或许自己觉得有点丢不起人。

当然绝对不拍那是不可能的，有时也逢场作戏，但总是言不由衷，技术上、方法上都比“七大”时退步了很多；时间、地点、场合的选择都不好；太肉麻的、太过头的、太出格的、有伤人格尊严的话不肯说了。有时甚至还会与芝争辩几句，尽管那种争辩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食马者如同吸毒，那是有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瘾会越来越大。璜那些过时了的“马”显然已经不能让食者过瘾了。

就在这空档，另一个顶级马师，蓉就应运而生了。

蓉送给芝的马屁，是一种升级换代的产品，品级高、量也大，包装得又极精致，所以，“蓉记马屁”很快就笼断市场了，似乎还登记注册了“专利”。

比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句话在四十年代是新颖的，曾让人过瘾。芝刚开始接受这种说法时甚至还有点扭扭捏捏，不好意思。到了六十年代，这句话就太普通了，太老生常谈了，不再能引起亢奋。于是，蓉说“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列主义”，这样一种崭新的说法迎合了芝一心想当世界领袖、人类导师的心思，芝感到有新的亢奋。

再如，如何将芝与马列比？

59年庐山会议上，璜刚当上国家主席没几天，出于对芝的感激；又看到怀挨整，出于对芝的畏惧；璜说：芝的领导“丝毫不比马、列差，如果让马列来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这将芝与马列并列了。

按说，这样的“马”已经很高级很出格的了。可是，你说的是不比马列差，你可也没说比马列强呀！

蓉就在璜的基础上更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蓉将芝与马列作了全方位的对比，最后结论说芝比马列伟大得多。

货比货，璜又落后了。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也行行有行规。

马屁也算一行，璜算得上是一个大师，但他基本上还是按常规出牌的。后起之秀的蓉则完全不按常规出牌，“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全党其诛之，全民共讨之”这样不合常规的马屁话，蓉也能没皮没脸的说得出口。

所以在同行竞争中，璜显得处处落后、被动、老化了。

比起“食马”的嗜好，整人是更大的嗜好。四十年代，共产党还没有执政，芝在党内的地位还并不十分巩固，而且那时有个禹，可以满足芝。五十年代初，刚刚执政，芝的情绪还比较正常。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受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刺激，芝常有臆症发作，经常在梦里感到身边有个赫鲁晓夫躺着。

庐山会议之所以打倒彭德怀，并不是仅仅因为彭反对三面红旗，当然也不是认为彭是赫鲁晓夫，而是认为彭就是那个帮助赫鲁晓夫夺取政权的朱可夫。最终目标还是中国赫鲁晓夫。

彭德怀被打倒后，蓉当了国防部长。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马屁精横空出世，一整套“短促突击”的马屁“串烧”将老头搞得晕晕乎乎。当其之时，“马”已经成了真革命与假革命，真假马列主义的试金石。

可璜对形势的重大变化全然不察，所以他的被打倒也是必然的了。

走笔至此，笔者从第三节至第八节，分析了璜之所以被芝打倒的六点原因：

1、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2、抢出风头；

3、容易走火；

4、不识时务；

5、老婆帮倒忙；

6、马屁失效。

这六点原因，只是从人性、人情、常识上分析的，基本上没有涉及两人在方针政策、政治路线、治国理念上的一系列重大分歧。

也许有人认为，你这样分析太庸俗了。其实，以往的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庸俗、的东西。

高雅的政治有没有？肯定是有的，但高雅政治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1968年9月16日，小青在《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批示：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残、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一连串的“大”，把汉语里最大的罪名全部堆集在一起；

一连串的“最”，把汉语里最恶毒的词汇集中在一起。

人们看到了小青泼妇骂街的形象；听到了小青咬牙切齿的声音；感受了小青对璜的刻骨仇恨。

似乎，璜曾把小青的孩子扔在茅里，或是，璜挖过小青的祖坟。没有嘛！何必呢？

青的批示代表了芝的心声。

芝也是这样的恨着璜。

璜都要死了，芝却不让他早死早升天，分付医生要给他看病，批示说要给九大留下活靶子。

九、刘少奇这辈子

刘少奇死后的第十一年，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终于获得彻底平反。

邓更是做了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将刘的大名列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第三位，和他有比“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还要更深的仇恨的人一同被供进了光荣的殿堂，配享世世代代的祭祀。

官方最终定论：刘少奇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马克思主义者也好，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好，都是历史的阶段性名词，再过几百年，谁知道它们代表什么？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老百姓关心和议论的是：

他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他这辈子对国家和人民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

现阶段，老百姓在官方的导引下也已经认可刘少奇同志是一个好人了。既然官方和民间的认识一致，那么历史也似乎已经定论：刘少奇同志是一个好人。

但是，这个历史仍然是现在写的过去了的历史，是现在的共产党写过去的共产党的历史。就像儿子写老子，孙子写爷爷般。

过去了的历史将来注定还会被重新写过，共产党真正真实的历史只有在将来没有共产党的条件下才可能真实。

所以，历史还会对刘少奇再定论，这是无疑的。因为这个所谓的“好人”毕竟做过太多的不好的事了，而这些不好的事至今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揭露和批判。

而且，什么伟大的主义者？主义本身错了，主义者也只能跟着错；至于伟大不过是错得更“伟大者”罢了。

刘少奇同志在解放前所做的事我们至今也不太清楚。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他做了什么事？抗日战争时期，他有什么抗日的功劳？早年，他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再大的功劳也是对他那个党的功劳，并不等同于对国家和民族有功劳。抗战时期，他曾在苏北、山东等抗日前线工作，但他所做的具体的事却不是抗日，而是为了扩大势力。他担任新四军政委期间，与毛热线联系，两人通电有两百多份之多，据说查其内容竟没有一份电报是讨论如何抗日的。延安时期，他具体领导整风，其实就是充当毛反对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等的枪手。他协助毛完成了党内一统，同时致力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为毛由党内一统走向强权统治，再进而走向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起了关键作用。

解放后，整高麻子和饶胖子，他首当其冲。高麻子和饶胖子都是反刘的，刘整他们公私兼顾；反右派，他是积极分子；庐山会议上批判怀，他更是积极分子；他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喊得比芝本人还要响亮；文革一开始，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他投的是赞成票，彭真倒台了，那可是他的第一号亲信啊！唇亡齿寒，拔出萝卜带出泥的道理他不可能不懂，眼看着火就要烧及自身，他还闭着眼睛紧跟自保。

彭真是有点骨气的人，据说在人家批判他反对毛主席，他却说自己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怎么可能反对毛主席呢？谁也压不服他。毛以毒攻毒，说让刘少奇去。刘去了，大鼻子一哼，桌子一拍，彭的那颗歪脑袋果真蔫了下来。

即使是彻底致他死地的文化大革命，他也不是反对的，主观上也是紧跟的。文革初期，他到处派工作组的做法也并不是反对文革，而是将文革按照他的理解引向又一次反右。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数以万计的无辜师生打成反革命，这也是事实。关于这一点，现在几乎没人提了，但笔者是亲身经历，亲眼看见清华许多无辜的青年学生被打成反动学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蒯大富。王光美一手导演的清华反蒯运动一举抓出了700多蒯式反革命，也出了数起人命。清华的经验又被推广到全北京、乃至全中国。凡按刘的旨意派工作组的，也都效法王光美领导的清华工作组，抓了无数的普通学生、普通教师反革命，死的人更以千计了。

蒯大富后来的错误甚至罪行，并不能说明王光美的正确。虽然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更荒唐，时间更长，范围更大，破坏作用更大，但是刘少奇在文革初期镇压学生的错误仍然是错误。

刘少奇这一辈子，真正做成的一件大事，就是树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刘少奇这一辈子，真正能经受历史考验的就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为挽救国民经济所说过的一些话及做过的一些工作。

“七千人大会”前半年，刘少奇下乡44天，亲眼目睹了老百姓生活的凄惨，他的革命初衷得到了回返，他的灵魂受到了震憾。他对乡亲们说：

“扪心自问，我们作为领导人再不拯救老百姓，再不让他们忍饥挨饿，实在愧对人民，愧对子孙后代。”

“我一走40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父老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父老乡亲吃苦了。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如果大家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扒我的祖坟。”

笔者反复看这几段对话，看不出一点作秀的成分。

连“扒祖坟”这样的话也说出来了，当然是痛心疾首、真心实意的。

同样面对饿死人的问题，另一个人是如何说的呢？

“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

评论不必了，只想问一句：这也叫人话吗？

为了能让老百姓迅速地吃饱饭，刘少奇主张“三自一包”，但在遭到毛泽东痛斥后，刘少奇又也不敢再说了。

这件事由于毛泽东的反对也没有做得成。虽然仅为刘少奇的一个主张，但也为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此外，刘少奇还对毛泽东当面陈述：“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璜还对芝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扒祖坟”这件事，说明刘少奇强烈意识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对人民的责任，有人类一般的也是最可贵的悲悯之心。

“上书”这件事，说明刘少奇强烈意识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对历史的责任。

基于这两点，正是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区别之处，也是二人的分水岭。

有了这两点，笔者认为刘少奇不朽了，毕竟还是一个好人了。换句话说，我就不说了。

十、打倒与平反的意义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搞得场面极大，其实是“曲儿小，腔儿大”，完全没必要。毛自己不也是说“只要一个小拇指”吗！可是真正实施起来却搞了一个史无前例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故意将“打倒刘少奇”这件事搞得真像“防修、反修，百年大计”似的，其实是另有其“深不可测”的用意。

刘在党政军各界根子并不很深。打倒刘少奇，其实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刘虽被轻易地打倒了，却在人心的深处却也并不很臭。

当时的一般老百姓心中主要还是诧异，都当国家主席了，怎么能说打倒就打倒？何况刘少奇跟你四、五十年了，又是你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可能这么坏吧？

但一般老百姓都还是迷信毛泽东，并不从毛泽东这一方面找原因，而从刘少奇这一方面找原因，认为是刘少奇自己不争气。

但有一个疑问是永远存在着。堂堂一个国家的主席，怎么可能是叛徒、内奸、工贼呢？要是国民党真在共产党内安插了这么大的一个内奸，老蒋怎么老吃败仗呢？所以，老百姓可以相信刘少奇是走资派，至于“叛徒、内奸、工贼”，你就说破了天，也仍然不相信。

因此，一部分人很自然地产生对毛泽东英明程度的怀疑。不是说光焰无际、洞察一切吗？不是说显微镜和望远镜吗？怎么大的一个“叛徒、内奸、工贼”躺在你身边四、五十年也没发现，那你还显的什么微？望的什么远呀？

要不，他就不是内奸；

要不，你就不是显微镜和望远镜，两者必居其一。

你如不是望远镜和显微镜，那你“四个伟大”也免谈了。

刘少奇死了，毛泽东的心情相当平淡。

消息传到“菊香书屋”，正是秋意将尽时分。虽无菊可赏，却有香茶可茗。

毛泽东心情很悠哉！除了那句“自作孽，不可活”外，并没有更多的评论。刘之死早在毛的意料之中，没有任何意外的震撼。他依然是那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如果换一个人，逼死了“三十里路老乡党，四十五年老战友”多半会扪心自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但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特殊材料，没有“过意不去”的内疚，没有“过分了”的反省，更没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良心发现。

老百姓的反应也很平淡。消息封锁与愚民政策搞得绝对好，刘少奇惨死开封这件事，老百姓长期并不知情，也没有多少人关心。即使有少数人知道了，知道也就知道了，意料中的事。这么大年纪，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死是正常的，不死也脱三层皮。

况且，文革的形势一天一个样，彭罗陆杨之后是刘邓陶，后来又有王关戚，又有杨余傅------中间还插播什么“十二月黑风”、“一月革命”、“二月逆流”------走马灯似的，一茌又一茌。“八一八”天安门城楼上给毛带袖套的那一茌老红卫兵早就沦为“联动”、“五一六”之类的反革命，新一茌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造反派也早被工宣队、军宣队赶下了历史舞台。“送芒果”的闹剧都已成旧闻，新的热点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还有哪几个省没有红？

老百姓们全都应接不暇，不断地紧跟，不断地惊诧，根本来不及深思。

所以，刘少奇之死就显得太平淡了！

比起刘少奇之死的平淡，几年后的林彪之死，这才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情。

首先被震憾的就是毛泽东，这个处变不惊的伟人这一次终于“惊”着了，而且是一“惊”不起。

总以为局面始终在他手心里攒着，却做梦也没有想到林彪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与他决裂。

他一下子老去了。从得知林彪叛逃的当晚开始，毛泽东高烧不退，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其中两次缺氧昏厥。有一次毛泽东又昏死过去了，周恩来闻讯赶到时，紧张得两腿发软，小便失禁，连车都下不了，还是两个人把他架进了毛泽东的卧室。在毛的卧床边，周摇着毛的手，喊主席喊了四十多分钟，毛泽东这才醒过来，周恩来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虽然大权仍然在握，但从此再也不能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

老百姓的反应与两年前对刘少奇之死的反应大不一样，全都被震憾了。

昨天还是亲密战友，今天已叛党叛国；

昨天还永远健康，今天却已抛尸于异国荒乡；

你说过那些赞扬刘少奇的话是几十年前的事，可你提拔林彪的事才是昨天。

如果说刘少奇反，刘也是反迹未露；而林彪，确是真真切切的叛国投敌。

老百姓全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然而这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虽然当局公布了毛泽东在七、八年前在白云黄鹤的地方写给他老婆的一封信，又传达毛在南巡途中的一系列讲话，又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搞得似乎未卜先知似的，但这一回的骗术就好比是撒了一泡尿，这一场泼天大火，岂是几场小尿所能浇灭的，而且尿中还有助燃剂。

直至此时，全中国的一般或不一般的老百姓，这才真正开始怀疑了，思想这才开始解放了。

老百姓之所以是老百姓，他们是有常识的。乡间一个男子结了又离，离了又结，前一个你说是破鞋，后一个你又说是婊子，乡间的人就怀疑究竟谁是破鞋谁是婊子了？

林彪之死触发了全中国一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开始怀疑毛，怀疑毛的思想，怀疑毛的行为，怀疑毛的人品。

当然，当时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仍然是体制内的。

刘少奇之死是平淡的，并没有太多了不起的意义。

刘少奇平反也是平淡的，然则其意义却大得多。

邓小平给刘少奇平反，老百姓反应也并不十分热烈，心情都是怪怪的。刘虽然平反了，但在老百姓的心中，也始终没能再香得起来。干部和群众似乎对刘都没有太好的评价和太深的感情。尤其是文革初期被刘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广大师生的心目中，毛固然不好，可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民众的心理一般都是同情弱者的。毛刘之间，刘当然是弱者，可是民众给他的同情却不多。只是又一阵惊诧：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当初说什么“铁证如山”，原来全是纸糊的。

邓既然上了台，就必然要走这步棋。

如果不是邓上了台，换上任何其它的人上台，刘的平反也不会那么容易。比如说让周恩来活到毛后，有一段单独执政的时期，周哪能这么快地就被平反了？说不定还要拖十几年、几十年的，说不定连“四人帮”都不会倒的。

刘少奇的平反，真正得益的并不是死去多年的刘，而是活着的邓。

刘少奇平反的意义：

第一、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

“刘案”未平反前，文革虽已否定得很多了，可是毕竟还有一个大成绩--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案”一平，文革最后一块遮羞布撕下来了，这才彻底完蛋。十年文革没做过一件好事，一坨臭狗屎。

第二、“璜案”一翻，“邓案”随之彻底翻案。

叫了十多年的“刘邓路线”、“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了，邓也认可了，并在毛生前发誓“永不翻案”。毛既死，第三次复出的邓如入无物之阵，迅速掌握了最高权力。

但邓有一块心病，那就是如何面对自己曾经说过的那“四个字”。他不能忘，也忘不了。

邓没有取消、翻悔这“四个字”，而是通过为刘翻案巧妙地为自己翻了案。

邓之高明尽显于此。

从此，在中共历史上只有邓才是一贯正确的。

仅管，邓本人一再声明毛的错误他也有份，也说得真诚，那都是他的“伟大谦虚”和“实事求是”。

邓这人见识、能力都不错。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引领国家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邓领导中国十多年，中国人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经济生活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起码是“过上了基本上算是人”的日子。比起毛时代，它是基本正常了，有人间烟火味了，人有活路了。